在国外的教会里，甚至在国内新教里，这样的问题是不会被提出来的，因为答案是明显的。但在中国的天主教会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对许多人来说，尤其对某些主教和教区负责人来说，却并不明显。不明显，与他们自身的处境和他们看问题的出发点有关。在以乡村为主，教友素质普遍低下，神职人员缺乏的教区，某些主教和负责人会问，既然神职人员缺乏，为何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培养博士？再说，即使培养成，又有何用？面对种地、打工和养牛的教友，博士从国外学来的东西岂不是屠龙之技吗？所以，哪怕教区有人才，他们也觉得不值得培养，最多培养几个硕士。同样的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在比较发达的、拥有修院或其它培育和文化机构的教区。这些教区的主教最初有远见，大量培养人才，直至人才在本教区的各机构似乎已经“饱和”时，便不再继续培养新的人才了，因为他们觉得，一方面应该集中精力发展本教区，另一方面“英雄”将无用武之地。
但“英雄”真的将无用武之地吗？其实，如果我们把眼光稍微放大、放远点，就能看到“英雄”的用武之地。从宽广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应只关心个别教会，而忽略普世教会；培养人才因此不当只为个别教会培养，也应为普世教会培养。如果说普世教会的范围看似有点大的话，我们可以再把范围缩小到当地教会，即在中国的教会。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注意在中国的教会的转型、发展和未来，而在这个转型、发展过程及其未来里，毫无疑问，在中国的教会是需要大量人才的。
在教会里服务的应有幅度：超越教区主义，关注普世教会
谷寒松神父曾指出：“现在谈到我们天主教会，很惭愧的是，仍然存在着个人主义、本堂主义、教区主义。”（谷寒松，〈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神学论集》，28“1976”，第119页）如上述教会领导，如那些“占山王者”，再如那些只扫自家门前雪者。这些主义的存在，除去个人修养问题不说，还在于主教和司铎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个别教会、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关系。先澄清下这三个概念。个别教会指教区（参法典，第368条），“地方教会是基督奥体在某一个固定的民族和时空中的具体表现”，即“深入某一个民族与文化中的本地教会团体”（王愈荣，〈地方教会在信理、礼仪、法律各方面与普世教会的关系〉，《神学论集》，28“1976”，第210页），而普世教会则是“一个有机体，但在这有机体的教会中，由于各地方教会的不同而有其多元的表达。此多元性使教会更形多采多姿，不仅不造成分散，且成为一富源，在同一的信仰下，彼此在精神与物质上相通、互助。教会本身具体地降生在地方教会中，而每个地方教会则反映教会本身，一切地方教会的有机体就是普世教会。”（谷寒松，同上）在中国的教会，因此就是普世教会表现于其中的一个地方教会。
个别教会或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的此种关系，可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在教会里服务的应有幅度。从语义分析上讲，我们服务的首要和直接对象是普世教会，而不是具体限定它的某个地方性范围。当然，从实际意义上讲，普世教会与限定它的特定文化和地域性范围是同时性的，没有先后之分。不过，上述语义分析能够唤起我们关注普世教会的意识。具体到服务教会的主教，《教会宪章》和《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都强调，在管理个别教会，即教区的同时，主教也应该关心普世教会：“管理个别教会的每位主教，只对托付给他的那部分子民，而非对其他教会或普世教会行使其司牧权。但是，以主教团一份子及宗徒继承人的名义，由于基督的训令，应对整个教会表示关心。”（《教会宪章》第23号；《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第6号）而具体到服务教会的司铎时，《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则明确指出：“司铎们在领受圣秩时所得的神恩，不只准备他们去实行一种限定的狭小使命，而是广大普遍的救人使命，‘直达地极’（宗1：8），因为所有司铎职务，都是参与基督托付给宗徒的普遍使命。”（第10号）并且“在现代，使徒工作不但必需具有多种形式，而且必需超越一个堂区或教区的界限。”（同上，第7号）
我们没必要在此列举各种跨堂区或跨教区的使徒工作，重要的是要知道跨堂区、教区，甚至跨国的使徒工作是教会之大公性的体现，更是“彼此相爱”的新诫命的要求。教会既然是个有机体，那么对普世教会的建树，也就是对个别和当地教会的建树。相反，普世教会的衰败，也会导致个别和当地教会的衰败。这正如国家发达可使公民幸福，国家落后可使公民遭罪一样。因此，个别教会为普世教会或者当地教会，如在中国的教会提供人才，不但不会损失什么，反而是对自身的建设。比如为省级或全国修院派遣自己教区培养出的博士或者硕士做修院教师，虽然表面上看，这位司铎没有直接在自己教区工作，但实际上，如果本教区也有在该修院学习的修生的话，他也是在培育自己教区的修生，因而也是在直接为本教区服务。为此，谷寒松神父强调，因着“同一富源”和“同一信仰”，各个个别教区该当“彼此在精神与物质上相通、互助”。
相反，如若个别教会（或地方教会）与地方教会（或普世教会）不相闻问和关照的话，则会陷入教宗保禄六世在《在现代世界中传播福音》劝喻中所指出的危机：“每个自愿与普世教会分离的个别教会（也可指当地教会），都将失去它与天主计划的关系，并在教会的幅度上日形贫乏……所以，每位基督徒都要感受到教会的普世性幅度。历史证明，如若一个个别教会与普世教会和它生活而可见的中心断绝关系——虽然有着善意、有神学、社会学、政治或牧灵的论据，或为了某种行动上的自由——就很难脱免以下两种严重危机：一、它会落入枯萎的孤立主义危机，而这会使它迅速凋零，先是组成它的细胞会脱离它自身，然后是它脱离中央；二、有失去自由的危险，因为与那给予它力量的中央和其他教会隔断后，它会觉得孤独，并会成为各种奴役及剥削势力的牺牲品。”（第62、64号）当然，教宗保禄六世的这番话主要指涉特别严重的孤立主义或裂教倾向。但它也能说明本堂主义、教区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危险。
教会在中国的实际需要：知识就是力量
在中国的教会目前似乎还没有向普世教会输出服务人才的能力——尽管这不是不可能——但至少各个教区应该超出狭隘的教区主义而关注整个在中国的地方教会，尤其在培养和输出人才方面。也许我们已注意到，我们在此没有用“中国教会”一词，而用的是“在中国的教会”，因为严格来说，“中国教会”的叫法表达不出它的普世性或者大公性，有地方教会主义色彩。而“在中国的教会”则表明，那存于中国的教会是具体降生和表现在这个具有特定文化的国家中的普世教会。如果说上述大公思想和爱德精神，要求各教区关注在中国之教会的整体发展，并慷慨地多加培养和输出人才，那么，在中国的教会的转型、发展与未来也如此要求。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教会的“三大特点”，始终没有改变：乡村化、妇女化、文盲化。亲近社会低下阶层很符合福音精神，维持和继续此“三大特点”，从本质上讲也无可厚非。但此“三大特点”是历史所造成的，而今天的历史要求在中国的教会改变其特点，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转型。随着开放和经济、科技的腾飞，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中国就从农业、乡村和封闭的传统型社会过渡为工业、城市和开放的现代型社会。曾经的“农民”，大部分都摇身变为“民工”，去年（2010年）就有两亿多农民外出打工，而且人数增长势头达到百分之二点多，其中就包括着大部分中轻年教友。
一方面，教友的分散导致了教会原有结构的破碎。许多原来的教友村，如今都变成只剩下老人和小孩的“空村”。等这代老人过去后，“本堂”理念岂不要受到威胁？当教友越来越分散的时候，堂区的管辖范围也会随着“分散”。而这意味着堂区可能要从原有的固定、被动和封闭式模式转向动态、主动和开放式模式，司铎也可能要从原来被教友寻找的“本堂”转变为寻找教友的福传者。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牧人、圣事生活、信仰培育和信仰生活的督导者，这些分散到各个城市的教友会逐渐冷淡下来，甚至会慢慢地失落信仰。可与此同时，许多知识分子，如大学生、学者、艺术家、作家、记者、律师和商人等，却开始深刻而执着的灵性追求，并有越来越多的人归依基督，尤其是基督教（这也说明天主教的福传力度是多么薄弱）。而那些从乡下到城里谋生的打工族，也会受到工业化、信息化与知识化的社会的冲击，而在生活方式、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改变。至于八零和九零后，则在思维、心理、价值观、生活方式、教育程度等各方面与乡村、农业和封闭的传统型社会中的前辈们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面对这一切，如今的教会领导和奉献于服务教会的人，不管是主教、司铎、修女还是平信徒，难道还该继续让在中国的教会“乡村化、妇女化和文盲化”吗？我们该如何培育今天的修生与修女，未来的教会的服务者，谁来培育？我们该如何面对转型中的，已经不再是僵化的、被动的、顺服的、只知道接受，不知道为何接受，只知道遵守教会的规矩，不知道为何遵守规矩的教友，以及那些敲教会大门的知识分子和深受后现代文化影响的八零和九零后，谁来面对？在梵二开过差不多三十年后才开始接触梵二的我们，如今该如何赶上梵二的步伐，谁来带领我们赶上？在全球各个本地教会都响应梵二的号召开始本地化后，我们又拿什么，该怎么实现本地化，好使基督信仰不再是舶来品，而是能够扎根在神州大地的，适合我们和属于我们的信仰？在我们大谈特谈福传的同时，我们有没有和能不能够确立福传的方向、资本和方法？当我们捧读非信徒学者们的教会历史研究著作、教父著作翻译、中世纪与当代神学家介绍的时候，我们是喜是忧，是自豪还是惭愧？当我们在《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里读到，教会应该回应现代世界的问题，与当代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对话，参与社会生活，加强公益事业，推动文化进展，维护人类权力，促进和平进程时，我们做何感想，是惊讶，是疑虑，是不以为然，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些呼吁难道不正是我们见证和宣扬福音的场地吗？我们有没有与其它基督信仰团体和非基督宗教对话的开放心态和实际能力？假如我们既不愿意，又没能力和现代社会以及其它宗教对话，那么请问，我们在大谈特谈福传的时候，到底在谈些什么，到底要向谁传福音？
为能够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得有开放的心态、大公的精神，然后得装备自己，因为没有能力，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而知识就是力量，在今天尤其如此。当然也要依靠，而且要特别依靠圣神，但圣神只有在我们开放，且尽力配合祂时，才能帮助我们。因此，在中国的教会是极其需要博士的，当然，这里的“博士”不是特指博士学位，而是指有能力独立从事研究和教育工作，有能力与现代世界、各宗教以及各社会学科对话，有能力推进本地化的知识分子。不过，博士学位也是对上述能力的认定。说在中国的教会需要博士，也是说在中国的教会需要上述人才，以及培育上述人才的人才。因此，一方面，“主教们要留意，使若干司铎专门献身于高深的圣学研究，使得总不缺乏训练圣职人员的合格教员，也能协助其他司铎及信友获得需要的知识，并能鼓励圣学的健全进步，这是教会绝对需要的。”（《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第19号）另一方面，“司铎们也必须振奋起来，对自己的神学及人文知识，作应有的、不间断的进展，始能准备自己和当代人建立有效的交谈。”（同上）对司铎的这些要求自然也适用于所有服务教会的修女、献身人士和平信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