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五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我与几个朋友在上海一家馆子吃饭。他们中有一些是跟我一样由跨国企业派遣到中国的职业经理人，也有从事教育事 业的工作者。虽然服务的行业不同，但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点。首先，我们都是“老外”(笔者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但因为在香港出生成长，所以从传统角度来说 也属“老外”)。其次，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最后，我们心中多少都有一点不安的感觉，并不是我们的工作或家庭给我们什么压力，而是因为我们都看到社会上所 存在的一些不公义，心理感到了不舒服，并想做点什么让世界美好些。
从参观访问民办学校开始
有经济学者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不错，不少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商业集团已经看到了中国低廉的生 产成本所带来的吸引力，并纷纷在中国建立其生产基地。一些在中国举行的举世瞩目的盛会，例如奥运会和世博会也在另一方面推动了国内基础建设的速度。此外， 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一群人，海归一派和外企人员也产生了对其生活相关服务的需求。这些现象在无形中，都吸引着众多城镇外来务工人员(俗称“农民工”，下 称“民工”)并促使其离乡背井，奔着这些就业机会，而来到较富有的大城市打工，希望多赚点钱。
据《文汇报》二零零四年五月报导上海统计局调查报告显示，上海已经有三百七十多万民工，在全市就业人口 中比例高达百份之三十九点五。这些民工就在我们周边，分布在各个行业，有的当建筑工，有的当车间普工，有的当饭馆服务员、按摩师、“阿姨”(即“钟点 工”)，以及司机等等。然而，由于受户籍限制，这些民工在来到大城市后频频遭受就业歧视以及其他不公待遇，例如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工作时间长、工资收入较 低，以及难以按时足额领取等。此外，相对而言，民工的劳动条件较为恶劣，劳动安全难以得到保障，职业病问题严重，而维权管道又不畅通……想到这里，我们几 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在商量后便一拍即合地锁定了一个目标：要尝试服务这一群处于社会边沿的弟兄姐妹。
通过与受雇于我们自身企业的民工交谈，我们了解到除了一些涉及其不公道待遇的问题，他们最希望得到改善 的是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据我们理解，在二零零五年，上海已经有差不多四十万随迁的适龄流动儿童，他们大多在校舍简陋、教学品质差，而且得不到地方政府认 可的外来人员自办的民工子弟学校（下称“民办学校”）就读。笔者曾走访了数十所民办学校，吃了不少闭门羹，但也有幸遇到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校长，愿意和我们 作进一步交流。我们发现这些民办学校的教室普遍非常拥挤，师生比例不协调，课程仅涵盖基本科目，而缺乏针对小孩德智体群美全面开发的活动或课程。
参观访问后，我们决定着手开始帮助一些民办学校改善校舍设施（例如：操场、图书馆、视听设备等），又为 它们提供现金补贴以资助其招聘较优质英语老师，并改善师生比例失调的问题。我们也组织安排了大学生周末到一些民办学校义务教授英文。此外，还组织了在上海 的国际学校学生与民办学校学生进行交流互动，如开展相应的体育和文艺竞赛，并为两者的中英语言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管道。我们还定期为民办学校学生举行圣诞派 对，秋游和夏令营等活动。我们就是这样开始与民工同行的。
有了初步的服务体验，我们便迫不及待与更多朋友分享我们对民工的了解，并开始邀请更多有相同意愿的人加 入到我们的服务团队中来。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需要有个被识别的身份。经反复讨论，我们制定了我们的宗旨，就是“与民工同行”。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提高 社会关注，整合伙伴资源，为民工家庭提供实质性支援。我们还为这个年轻的团体取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中文名字：“忧道”。(《论语》卫灵公篇：子曰：君子谋道 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二零零八年的转捩点，挑战和机遇并存
二零零八年对于“忧道”而言，无疑是一个转捩点。首先，政府开始逐步正视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推出政策 让随迁子女按照和公办学校学生一样的标准，享受免除学杂费的待遇，政府按评估把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合并，或通过补贴把它们转成公办，旨在实现让民工同住子 女全部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无疑是个大喜讯，然而对于“忧道”而言，经过几年的努力，刚刚在服务民办学校的工作有一点成绩，如何能相应调整其服务方式 呢？
我们认为灵活性和适应能力是服务本领域的必备条件。新推出的政策迫使我们走出之前的舒适地带，寻找继续 服务的新思路。我们开始走进民工生活的社区，看到了不少学前幼童因经济等原因而失学、辍学在家。究其原因，原来学前教育不属于政府规定的义务教育范围之 内。充分认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我们便向一些非正规幼稚园（“山寨幼稚园”）的园长提出建议，表示我们愿意资助贫困或有特别需要的家庭，使他们的孩子可以 入读幼稚园。同时，我们继续用之前的方法资助幼稚园的园舍设施、师资和课余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着重家访。对于“忧道”来说，家访并不是一个资产收 入评估调查，而是让我们跟民工交朋友的一个机会，能让我们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境况、困难和希望，也让他们能反过来了解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坚持对受助家庭安 排每月一次的家访，按需要为他们送衣服棉被并解决其他家居具体问题。
二零零九年，作为“忧道”转折后的第一年，我们就资助了几十个小朋友。在刚结束的学年，受助于“忧道”的小朋友已经过百。
随着我们对服务对象和内容扩大和延伸，我们也需要更多资源，希望更多社会人事参与我们的工作。我们认为 “忧道”需要一个完善的治理结构，财政要透明，应被打造成一个“信得过”的慈善机构。无奈中国政府一直对国内的非经济机构从严监管，特别是对于从事慈善事 业的外国团体抱着很大的不信任，在中国进行机构注册几乎不可能。（二零零八年四川地震后，中国慈善法的制定一拖再拖，至今尚未颁布。）另一方面，我们也考 虑过与中方单位合作一起注册，但考虑到我们的服务范围可能会被缩小，从而使我们失去应变能力，或被合作方主导，以使“忧道”变质。（这样的案例在中国为数 不少。）所以，我们最后决定退而求其次，并于二零零八年在香港注册，成为一个受到香港官方认可的公共性质的慈善机构。然而，这个执照并不解决“忧道”在内 地运营的实际问题。比如：招聘本地员工、国内场所租赁、募集捐款等。虽然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简单完美的解决方案，但通过依托成员的专业知识、企业管 理经验，以及各方好友的支援，我们总能为这些运营问题找到相应的可操作的方法。“忧道”虽未在中国合法注册，但近几年来以其实际的工作以及廉洁规范的作 风，很快便得到一些外国商会、跨国企业以及体育协会等的青睐。除了我们的本份工作，我们也开始为这些战略伙伴度身定做年度的合作计划，开辟新的服务领域。
如果要把“忧道”的工作看成三步曲，我们认为第一步是跟学校合作；第二步是走进社区；而第三步则是在第一第二步的基础上为民工家庭创建提供多元化服务的“家庭中心”。
“家庭中心”
经过大半年的选址筹备，“忧道”第一个家庭中心终于在二零一零年成立了。中心除了提供常规亲子活动、图 书馆、周末手工班、电影分享、戏剧工作坊外，还邀请不同的个人、企业或团体前来举办一些定期或不周期性活动，比如：健康讲座、中医义诊、蛋糕烘培等。内容 可谓是丰富多彩。前来参加中心活动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忧道”也被越来越多的民工视作一个信得过的机构而将其困难诉诸于我们。我们曾经收到过一个求救电 话，一个受助家庭的母亲失踪了，希望我们帮助寻人；又一次，笔者半夜里接到电话说有两个父母离异的年轻人在街上流浪，需要安全的收容所。这样类似的求助还 有很多。当然，我们并非每次都能帮忙解决问题，但我们心里还是感到十分欣慰的，因为以此可见我们真正成为了民工家庭的可靠朋友。
然而树大招风，经营了不到两年，中国有关政府部门便要求我们停办该家庭中心，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批文和 执照。笔者曾屡次上访政府领导，介绍“忧道”的背景和宗旨，以及家庭中心所提供的服务物件和内容，希望释除他们的疑虑。然而，政府领导说中心提供的服务性 质类似于教育，而教育是一项政治任务，为国家培育爱党爱国的下一代，不容有失。而我们跟民工孩子的接触是被认为有污染小孩子思想的嫌疑的。后来，那位领导 坦白和我说，他明白我们做的都是好事，只希望我们离开他负责的地区，或者把我们的资源投放在伤残老年等风险比较低的人群。
我们服从政府的明确指令。怀着沉重的心情，把大门关上，把中心的牌匾拿了下来。尽管如此，我们服务民工 家庭的热忱并没有减退，我们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在另一个地点将中心以一个经调整的面貌重新投入服务。总结了经验，这次的重启比之前低调得多：没有开幕式，没 有挂牌，也不邀请社会朋友搞活动。
多年后回顾
根据上海统计局公布二零一二年底的资料，上海总人口达二千四百万之多，其中流动人口占九百六十万，当中 七成是民工，随迁的民工子女超过五十万。相比二零零五年，上海民工的人数差不多翻了一番。由于政府推出政策和社会各方的努力，最初对民工危害最为直接和重 大的欠薪、社会保障、子女上学等问题已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和改善。与此同时，民工这一群体本身也发生了各式各样的变化。其中，新生代民工逐渐构成民工 群体的主力。相对于第一代进城务工的父辈，他们在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自身定位和追求上都有着显著不同；新生代民工更加认同自己是城镇人口，也更希望在 城镇稳定地生活。他们有新的问题也有新的诉求。这些都预示着“忧道”今后工作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这就是我们与民工同行的故事。在这些日子里，我们看到很多民工朋友任劳任怨，坚毅不屈，默默地为社会作贡献，也听到很多感人的故事。对于所有参与过“忧道”工作的朋友们来说，我想这些经验无疑能很好地帮助我们反思生命的意义，并进而激发我们感恩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