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圣经翻译史

引言

随着教会在世界各地方积极扩展，圣经同时被翻译成各种不同语言版本，让更多人能够研读，从中得到生命的亮光。据统计，全世界共有2261种不同语言的圣经译本(Versions)流传，其中还没有包括同一语言中不同的译本。我们在研究圣经的语言、版本、译本的同时，对于圣经如何传入中华，如何翻译成今天我们共用的中文圣经，也应有一种概括的认识。这一章让我们探讨有关中文圣经翻译史，及各时期一些重要的译本。

最早期景教译经历史

有关圣经被译成中国文字的历史记载，最早可追溯自唐朝的景教碑及敦煌的尊经。约于公元633年(唐贞观九年)，一批以阿罗本主教(Bishop Alopen)为首的聂斯多尼派(Nestorianism)教士从波斯(现称伊朗)来到中国长安(现今西安)传教。他们是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异端派别，来华后称为景教，可能取其为“光明灿烂的宗教”之意。景教来华不久便着手翻译教会经典。在敦煌石窟发现的“尊经”中“诸经目录” ，记载当时已有叁十五部经典译成中文，其中某些名目，据学者考证可能是圣经书卷的中译名称(见表一)：

表一 : 景教经籍与圣经书卷对照表

     另一方面，在敦煌发现的景教经典《一神论》第叁篇“世尊布施论第叁”中的记载，也有一些经文片段与玛6:1-7:14(山中圣训)很相似。现将该片段经文与思高译本对照如下：

由此可见，景教早期在华一百五十年间，极可能已将部份圣经书卷翻译成中文，并偶尔在其他作品中引用圣经。但现存六部景教经籍中，却没有任何圣经译本，故此我们仍未能洞悉景教教士翻译圣经的面貌。

孟高维诺主教的传教事业与译经工作

直至十叁世纪中叶，在中国的土地上才出现第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孟高维诺主教(Bishop John of Montecorvino O.F.M.)。他于1247年生于意大利，及后成为方济会士，并于1294年被教宗尼阁四世(Nicholas IV) 委任为特使，带着教宗给元世祖忽必烈的亲笔信抵达汗八里(现称北京)。他随即获许在元朝帝国境内传教，之后，更被教宗委任为东方全境总主教。孟主教在中国除传教外，也有翻译的工作。他曾在公元1305年给教廷的信件中提及他已将新约及圣咏译成了鞑靼人(今称为蒙古人)的通用语言，并且采用于礼仪及宣讲中。然而这些译本一直未见流传，故此我们对此一翻译工作所知不多。孟主教卒于1328年(元天历元年)，此后教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因后继无人及元朝的灭亡渐告终结。

十六至十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译经工作

经过两个世纪的沉寂时期，耶稣会士罗明坚神父(Rev. Michel Ruggieri)及利玛窦神父(Rev. Matthaeus Ricci)将基督的福音再次带入中国。他们二人同于1583年到达广东肇庆，并展开与儒者及政府官员的接触。罗明坚是第一位以汉语著述的天主教传教士，他所写的《天主圣教实录》是第一本中文天主教要理书，其中论及天主的本性、创造、灵魂不灭、十诫及圣体等教理，成书于1584年。然而当时耶稣会士的中文著作，大多为阐释教会的基本要理，如天主的叁位一体，原罪，救恩等，直至阳玛诺神父(Rev. E Diaz)所写的《天主降生圣经直解》，才有片段式的圣经翻译。这本书主要是主日福音经文的中文翻译及注释，1636年在北京出版。

这时期的圣经翻译的动机全在于圣经在教会礼仪上的应用，其中诸如主日福音宣讲，日课经中的圣咏吟唱，对经唱颂等。在1676-1680年期间，耶稣会利类斯神父(Rev. L. Buglio)翻译了数本礼仪用的经书，其中如《弥撒经典》(Missale Romanum,1670)、《司铎日课》(1674)、《圣母小日课》(1676)、《已亡日课》(1676) 等，皆翻译了一些圣经片段。

十八至二十世纪的圣经翻译

从现存历史档案来看，十六至十八世纪很可能没有任何较为完整的圣经中文译本，这情况直至十八世纪初在法国外方传教会(Paris Foreign Mission)巴设神父(Rev. J. Basset)的努力下才得以突破。有关他个人的历史资料甚少，但他遗留下来的新约译稿却对日后其他翻译工作有重大的影响，以后将作详细分述。这译本名为《巴设译本》或《史罗安手抄本》，并未正式付印，手稿现藏于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 ) ，香港思高圣经学会（Studium Biblicum O.F.M.）亦藏有一份复抄稿。

      自十九世纪伊始，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方兴未艾，因此，有更多的传教士因着福传的需要而投入圣经翻译工作。在十九世纪初期，耶稣会士贺清泰神父(Rev. L. de Poirot)将大部分圣经(除小先知书外)译成中文，并命名为《古新圣经》。可惜此译本并未付印，据闻现仍存于北京北堂图书馆。十九世纪后期的圣经翻译日渐蓬勃，更多神职人员，甚至平信徒皆有分参与其中，当中有王多默神父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翻译的四福音及宗徒大事录，可惜并未付印。还有李问渔神父于1897年译就的《新经全集》；李神父译的《四史圣经》(1900) 及《宗徒大事录》(1907)。之后较有名的译本有：马相伯神父的《新史合编直讲》(1913?)、《救世福音》(1949?)；萧静山译的《四福音》、《新经全集》(1922? )；吴经熊译的《圣咏释义初稿》、《福音》及《新经全集》(1946)。有关十九至二十世纪中文译本的资料可见下列表二。

表二 : 十九至二十世纪各天主教圣经中译本资料简表

思高译本

自1968年《思高圣经合订本》出版以后，这译本很快便成为华语地区天主教徒最广泛采用的中文圣经。这译本的翻译与修订工作经历了叁十寒暑，以下简述它的翻译过程。 

《思高圣经》(思高译本现今最通用的名称)的翻译工作由雷永明神父(Rev. Gabrielle Allegra O.F.M.)开始。他生于意大利西西里省，于1931年来到湖南衡阳传教，及后任衡阳圣心修院院长。他自意大利作修生时已认定要为中国人翻译一部中文圣经，来到中国后更对中国文化产生极浓厚的兴趣。他天资聪敏，不到几年便掌握了基本中文文法，遂于1935年开始自行翻译圣经。当时他从耶稣会在北京北堂的图书馆内找到贺清泰神父的《古新圣经》，把它照成相片，分类成册，以作译经时的参考。另一方面，他又得到当时蔡宁总主教的帮助，托人从伦敦大英博物馆将巴设译本抄了一分来作参考。他将圣经从原文逐字翻译过来，在1944年便完成旧约。然而雷神父仍未满意这分译稿，仍觉得其中有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遂决定组织一个有华人神父参与的圣经学会，帮助他修改译稿。1945年这学会于西煤厂(当时北京辅仁大学附中的一个院落)诞生，正式成员有李士渔神父及李志先神父，非正式成员为万次章神父、李玉堂神父及刘绪堂神父。他们随即修改雷神父译的《圣咏集》，并于1946年完成并出版。虽然他们的工作因战乱而受叁迁之苦，却仍能约每年出版一部圣经译注，直至1961年全部完成。学会的译注工作简略过程可见表叁。 

表叁 : 思高圣经译释本译注过程简表

      从雷神父的译经工作开始，思高译本皆译自原文，即希伯来文及希腊文。旧约方面，雷神父及圣经学会采用玛索辣经卷作为底本，主要是基特耳(R. Kittel)的希伯来文圣经(Biblia Hebraica)第3版(1927，1945)，也参考斯威特(H. B. Swete)出版的《七十贤士译本》(LXX) (The Old Testament in Greek. Cambridge,1930)及格辣提卡主教(Mons. L. Grammatica)出版的《拉丁通行本圣经》(Vulgate)，并早期的叙利亚简明译本(Peshitta)；中译本方面参考了贺清泰《古新圣经》及基督教《委办译本》。其中“德训篇”因只有希伯来文的片断残简，故用《七十贤士译本》译出，以《拉丁通行本圣经》及希伯来残卷作补充。“撒慕尔纪”原文有多处残缺不全，这些地方则以希腊各译本(如七十贤士译本、阿桂拉(Aquila)译本、特敖多削(Theodotion)译本等)修订。“艾斯德尔传”及“多俾亚传”主要参考西乃抄本；译“依撒意亚先知书”，及“哈巴谷先知书”时也曾参考死海古卷的有关经卷。

      新约方面，译文的蓝本以默尔克所校勘的《新约全书》第七版(Augustinus Merk.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et Latine. ed. Septima, Rome: Pontificii Instituti Biblici, 1951)作为蓝本，另参考了其他学者如峰索登(Von Soden)、乃斯特尔(Nestle)、缶革耳斯(Vogels)、包威尔(Bover)等新约校勘本及西方订正本(Western Recension)。中文版本参考了《巴设译本》、《神天圣书》(见后)、《和合译本》(见后)及其他十八、十九世纪的天主教中文译本。

思高圣经不单祗对经文版本及古译本有细心的选择，在翻译经文时也采取一些既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
1. 翻译时一律依据原文，如原文残缺，则以最古的译本补充；如没有好的译文，就以其他相关的经文意义补充。如这一步也不能达到，则加点以示残缺。
2. 尽量不修改原文，除非古译文与原文用字不同，而译文又较原文更合上下文义，或明知是原文抄错，就会修改原文。
3. 如原文版本之间有异，则参考古译本；如意义有难有易，则取较难者，因较易的经文可能经过后人的修改。
4. 参考多种各国语言译本，观察它们如何以近代语言表达经义。
5. 对原文章节决不变动，如多数圣经学者们对某章节主张移动，却没有古译本为根据，则仍不会变动。
6. 翻译时尽力保存原文的语风及语气，并以“信”为主，“达”为次，“雅”则不及前两者重要。但也不可过于依字直译，反使经文意义更为不明，或过于生硬，则失去翻译的意义。除以上原则以外，对经内人名地名皆依原文音译；然而对那些在教会内已惯用的名词，则予以保存，使经文与教会常用词汇统一。另外在翻译时要注意经文的意义而非将字句逐字译出，翻译时也应保留与原文同样的体裁(如散文、诗、法律等)，乃因体裁与经文内容有着显著的关系。由这些翻译原则中，可见学会对圣经原文的选取有极严格规定，以期望从最正确的原文中把天主圣言翻译过来，并以最贴切的中文表达经文的原意。这种苦心可以说为将来出版合订本打下良好的基础。

      整部思高圣经的译注历时十五年，然而由于分为十数册的圣经注释不便于携带阅读，因此于1961年学会开展出版圣经合订本的计划。新约的修订由李士渔神父负责，旧约部份延至1963年尾开始，整个工作终于在1968年完成出版，其中不单是修改译文及删减注解，更可说是将整部圣经重译了一次。旧约修订工作分配如下：

表四 : 思高圣经合订本修订工作过程表

在学会开始圣经旧约合订本部分的工作时，雷神父已就修改译文方面提出六项原则，它们分别为：
1. 修改译文时应遵照1924年上海主教会议的决定，译文应为平易、文雅、并为人人能懂的国语，也要因应文体不同而作出相应的译法，如法律宜简明，历史要生动，格言要雅俗、诗歌宜深刻、诔文应悲哀、咏赞要庄严等。
2. 翻译时信、达、雅叁方面都要顾及。
3. 应保持中文的典雅，在可能 围内还要保留一些闪族语言的风格。
4.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认为熟悉圣经原文不足以译经，译者还须熟悉其所要译成的文字、相关的历史文化，才能翻译得更为正确。
5. 圣经不是为文人而写的，故在修订译文时要注意用适当、准确的宗教术语来表达圣经作者的意思。
6. 无论是否修改译文，也应参考别人对我们译本的评价；无论是赞赏或反对，我们都应接受，以之作修改的蓝本。

      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学会成员耗费了六年时间，修订了全部圣经的译文，其中有许多地方与译注时的译文有显著不同，可说是将整部圣经“重新”翻译了一遍。

在总结这段天主教辉煌的译经历史时，要指出这段历史的各个里程：
1. 十六至十七世纪传教士在空馀时间翻译了一些礼仪常用的圣经经文；
2. 十八及十九世纪因着福传需要，更多传教士个别参与译经工作。
3. 二十世纪，1935年至1944年这十年内，雷永明神父以其个人力量来进行译经工作；
4. 由1945至1961年，在这17年内由一批具有圣经知识的神父组成一个团体，在雷神父为核心的领导下翻译圣经，也首次有华人参与译经工作，累积了经验。
5. 由1961至1968年这8年间，凭着丰富的经验，将译文修订成为更通顺的文字，翻译工作也有更多华藉神父参与。

从这段历史发展可归纳出叁个特点：
1. 圣经翻译由个人工作演变至由团体合作模式；
2. 翻译工作最初由外籍神父为主发展为以华籍神父为主；
3. 翻译目标由以礼仪为主转为以福传为主，其后发展至侧重圣言推广与传播。

      在思高圣经合订本出版20年后，学会成员(主要为陈维统神父)按着雷永明神父的遗言，将福音部份重新修订，修改并增补了注释部分，于1989年出版了《福音袖珍本》。学会亦期望在不久之将来，当人手更为充裕之时，能修订圣经其馀部分，为教会献上一本更准确、用词更流利的圣经中文译本。

东正教的中文圣经

俄罗斯东正教在华传教历史可从1695年在北京成立的“圣索菲亚”教堂开始．并于1715年有第一届的“驻北京传道团”来华正式传教。然而他们的传教工作成果很少，据1892年北京传道团教徒名册的资料，当时教徒有459人，其中只有310人是地道的中国人，这可能是传教士太少的缘故。他们对翻译圣经的热诚及规模相对于天主教及基督教来说也少得多，在十九世纪后期才有第一次的中文圣经翻译本出现。其中有一本《新约》，是第14届驻北京传道团神父固里·卡尔波夫将《马礼逊译本》(见后)校订后出版；另外还有一本名为《福音义解》的部分内容，可能出自神父米哈伊尔所编的《福音书》，由第16届驻北京传道团神父弗拉维昂·高连茨基在巴拉第·卡法罗夫神父的指导下，用汉语编写而成。然而这两本书译自那种圣经版本，运用什么翻译原则、在什么时候出版，这些问题都尚待考证。

基督教的中文圣经译本

自基督教来华传教伊始，圣经的翻译工作便从无间断地进行，并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中文译本版本。基督教不同于天主教会有统一的教制，不同的基督教派有各自强调的神学观点(如浸礼宗坚持圣洗礼需全身浸入水中，灵恩派强调圣神的临在与工作)，引致在圣经翻译上有不同的用语(就如现今常用的基督教和合本圣经也有“神版”及“上帝版”两版本)。另外基督教普遍以圣经为教义及真理的唯一标准，故此他们非常注重圣经的传播及教导。这些因素促使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上比天主教更重视圣经翻译，也因此出现了较多不同的译本。

马礼逊译本

基督教的圣经中译是随着第一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牧师(Rev. R. Morrison)的传教生活而开始。与他一起做翻译工作的有米怜牧师(Rev. W. Milne)，他们同属于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的传教士。马礼逊于1807年来华，即着手翻译圣经，于1813年将新约译好；旧约部份与米怜合译，至1819年完成所有翻译，整本圣经在1823年于马六甲出版，名为《神天圣书》。马氏自述他的译作是“忠于原文”，有学者认为他译新约所依据的是“公认本”(Textus Receptus)，并参考了英文“钦定本”(Authorized Version)及从大英博物馆抄来的“巴设译本”。至于译文方面，马氏自言较着重“正确明了原文的意义、感觉与精神、用普通大众的文字；避免使用宗教与哲学专门名词”。这译本虽然在英国甚为有名，但是在中国不大受人欣赏，于是马氏提议由麦都思(W. H. Medhurst)，郭实猎(K.F. A. Gutzlaff)，裨治文(E. C. Bridgman)及马儒翰(J. R. Morrison)组成四人小组，于1840年出版了一本“新遗诏书”(或称为四人小组译本)。这译本的新约部分后由郭实猎修改出版，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及后为太平天国洪秀全等人采用，并作了许多删改。

马士曼译本

另一本早期中文译本是由英国浸礼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of England)的马士曼(John Marshman) 及拉沙(Joannes Lassar)合译的。马士曼之所以参与译经工作，是受了当时一位公理会(Methodist Church)宣教士要求所影响，这位宣教士要求“设立一个公会，专责翻译圣经使它成为东方最多人口的国家的语言”。他随即加入了当时设在印度的译经小组，结识了拉沙，展开了圣经中文翻译的工作。据马士曼所述，他们的译经方式是拉沙首先将圣经由英文译成中文，每译完一段后，由马士曼根据希腊文新约圣经逐句斟酌修改，然后再让一位不懂英文的中国人加以修改。前后需要经过十多次修改审阅，才可付印。新约部分于1816年完成，旧约译就于1822年，并在印度出版，此版本较马礼逊译本早一年面世。

     马士曼译本与马礼逊译本可说是同期基督教宣教士的产品，最有趣的是当学者比较他们两者时，发现他们在字句上有很多相合之处，这令人怀疑他们同时各自拥有一个相同的蓝本作参考；进而推测他们同时参考了巴设译本。若然事实如此，那可说基督教早期的圣经译本不约而同地已具有天主教译本的影子。

委办译本

步入十九世纪中期，中国被迫开放更多通商口岸与西方列强，也同时容许更多宣教士入华传教。于1843年英国伦敦传道会、美国及美南浸信会、美国长老会等几个在华传教会派代表在香港开会，商讨重译圣经。他们决定在全中国分区域组成五个译经委员会，每一区译完经文后便寄给其他区委会。他们又决定以“公认本”为翻译蓝本，并规定译文应与原文本意相同，成语方面也要符合原文意义。在1847年代表举行第二次大会，在此次会议中，浸信会代表退出；与会者又因“神”、“上帝”、“灵”等译名的争论而分成两派，因而出现了两种版本的新约译本(美华圣经公会采用“神”字；大英圣经公会用“上帝”)。在旧约翻译方面，与会代表又因意见不合而分散，留下来的英国代表们于1853年将旧约译好，次年出版，名为“委办译本”。至于美国代表们则另起炉灶，于1859年出版新约，1862年出版旧约，名为“裨治文译本”，由美华圣经公会出版。

和合译本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开始有较通俗语言(官话)中文圣经，例如在北方有施约瑟为首的新旧约官话译本(1878年)；南方有杨格非(John Griffith)所译的官话译本。另加上其他已完成的译本，此时期的宣教士都体会到有数种圣经译本在中国同时通行，实在对传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于是在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宣教士大会中，与会成员就划一中文圣经译本问题达成协议：分别就深文理、浅文理及官话叁种和合译本的工作成立叁个翻译委员会，将南北两部官话圣经合并(和合)，加以改良，并以1885年版的《英文修订本圣经》(Revised Version)为蓝本进行翻译。而各圣经公会可自行决定英文名词God，Holy Spirit， Baptism的中译词。这叁个译委会各有不同的工作进度，只有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工作对以后一世纪有巨大的影响。
      这官话和合译本翻译委员会起初共有七位成员，在1906年新约完成时剩下五人，分别是狄考文(C. W. Mateer)、富善(C. Goodrich)、欧文(G. Owen)、鲍康宁(F. W. Baller)及鹿依士(S. Lewis)。自1891年第一次译委会开始，以28年时间，将整部圣经译毕，于1919年出版，定名为《国语和合译本》。这译本出版后不久，即通行全国，自始成为全中国的通用译本。其翻译共有四项原则：
1. 译文必须为全国通用语言，不可用地方土语；
2. 行文须简单，在礼拜堂讲坛诵读时，各阶层人士都能明了；
3. 字句必须忠于原文，同时又不失中文的韵气；
4. 暗喻应尽量直译，而非意译。

      他们认为这些原则中，尤以第3项最为重要；然而在译经的过程中，又渐渐倾向重视意义上的准确性。

华人翻译的基督教中文圣经译本

以上所提及的各种译本，全是由外国宣教士所翻译。由和合本圣经得到空前成功以后，基督教圣经翻译亦进入了一个新纪元：翻译工作由西方教士转为以华人为主。朱宝惠与赛兆祥(Sydenstriker)合译的新约(于1929年出版)，为这段历史开展了序幕。然而他们觉得有需要重译，于是由朱独力依据希腊文新约逐字逐句，用通俗显浅的中文译出，成书于1936年，得到了甚好的评价。还有王宣忱译的《新约全书》，于1933年出版，译自1916年伦敦印行的拉丁文新约译本，并参考了1901年纽约印行的英文圣经译本，据说这译本也颇有参考价值。另外于1932年郑寿麟博士及陆享理牧师(Rev. H Ruck)开展了合译新约的工作，并于1939年出版部分新约，名为《国语新旧库译本新约全书》。此译本的特点在于强调“信”的翻译原则，由希腊文直接译出。还有吕振中译的《新约全书》，原文根据苏特(Alexander Souter)的新约希腊文版本。吕氏的翻译原则有：1.照原文直译；2.不避免非中国式的语法；3.尽量保持原文结构。此译本于1946年出版，1952年出版译修稿。旧约部份以玛索辣经卷作为底本，并参考撒玛黎雅古卷，拉丁通行译本，七十贤士译本等。整部圣经译本于1970年出版。
      从这段时期开始，基督教的圣经中译工作正式由本地华人担任，也采用了当时流行的原文校订版本作为翻译蓝本。用语方面，亦因着白话文的流行而采用日常惯用的中文词语。然而翻译工作仍多偏重新约；这可能因当时懂得希伯来语的学者甚为稀少，也可能因新约较旧约更易广为传诵和了解。

七十年代以后基督教的圣经中文译本

直至六十年代末期，基督教的圣经中文译本已不下数十本之多；旧的翻译因语文潮流的变化而渐被淘汰，新的译本又因要达至较好的翻译效果而相继出现，却唯独是国语和合本在基督教会的地位仍屹立不倒。事实虽然如此，但基督教内对圣经译本仍有两种要求倾向：1.在过去六十多年来，中国白话文经历了不少变化；以现代日常用语来看，和合译本的语文则略为过时，为使更多人(特别是非信徒)了解圣经， 有需要将圣经用现代语言重新翻译；2.这几十年有许多圣经古抄本及译本被发现出来，大大充实了经文校勘本的内容；和合本的蓝本主要是“公认经文”，未能反影当代经文研究的成果，所以有需要重译。由此引发当代两个大规模的圣经重译工作，就是《现代中文译本》及《圣经新译本》。

现代中文译本

这译本的翻译工作于1971年开始，以奈达博士(Dr. Eugene A. Nida)及一群译经专家所拟定的“国语新约翻译指导原则”(Kuoyu New Testament guiding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将《现代英文译本》(Today's English Version)翻译出来。之后由八位学者组成审阅小组，根据亚兰(Kurt Aland)等人所编的《希腊文新约》(The Greek New Testament)校对译稿，并交回译者及顾问们作最后定稿。当时译者为许牧世，而审阅小组的成员有骆维仁、周联华、房志荣等。译本的新约部分于1975年出版，整部圣经于1979年出版。此译本的特色在于运用“意义相符、效果相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原则翻译，比直译较有弹性，句子亦较自然，但难免牺牲了希腊原文字句的结构。译本的对象是具有中学程度的读者，故此，避免运用宗教术语，可使非教徒也能阅读。另外，由于此译本最初原意是一部天主教及基督教的“合一译本”，以回应当时合一运动的需要，故此在审阅小组里的成员有天主教的代表。但始终在用词上未能达至共识，最后只能出版一部只将“上帝”改为“天主”，将“圣灵”改为“圣神”、“耶和华”改为“上主”的所谓“天主教”版现代中文译本，实属可惜。

圣经新译本

这译本的起缘，是由一个专门资助各地信徒重新翻译当地语言圣经的一个基金会发起，于1971年开始蕴酿，1972年正式成立“中文圣经新译会”执委会，并开始翻译工作。最初他们将约翰福音(若望福音)译出作为试验，让教内人士提出意见。之后又译出约拿书(约纳先知书)、哈巴谷书、玛拉基书(玛拉基亚先知书)等试译本。1974年订出了翻译工作的具体过程：这译本在旧约方面采用德国圣经公会出版的希伯来文圣经(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Deutsche Bibelstiftung Stuttgart, 1977)为蓝本；新约方面以亚兰等人所编的《希腊文新约》的第二版(1968年版)为底本，由原文直接译出。之后将译稿交由叁人小组分别从原文、神学及语文叁方面加以审阅，完毕后将小组意见寄交各地华人教会领袖、圣经学者等征询意见。最后再将收回来的意见加以综合、取舍；将译稿、研究报告、补充资料等交回审裁委员会作最后定稿。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在1976年出版了《新约全书新译本》，然而因翻译专才不足及经费问题，整本圣经的翻译至1992年方能完成，并于1993年出版，定名为《圣经新译本》。此译本能否取代和合本圣经成为基督教通行译本，尚要拭目以待。

总结 ── 天主教与基督教中文圣经译本的简略比较

以上篇章已分别简介了各种天主教中文圣经译本与基督教译本的翻译历史，现在让我们将两者作一比较。就历史年代而言，天主教较基督教早二百多年来华传教，然而较为正统的圣经翻译工作则相差不到半个世纪。两教早期的译经工作都从个人力量开始(如巴设、马礼逊等)，多从新约方面入手开始翻译。另外基督教因其内部具有各宗派特色，他们各有其在华工作的传教士，于是也产生了具有不同神学观点的译经小组，出版了各具特色的中文圣经译本。还有传统基督教一般以圣经为基督徒生活及神学的无上准则，故此对圣经的翻译及传播甚为重视，也间接促使更多传教人员从事圣经翻译工作，其译本数量也较天主教的译本为多。 

另一方面，两教亦意识到要产生一本更为准确，措词更为流畅的圣经中译本，就必须集数人之力，方可完成。这方面基督教的意识较天主教为早，在十九世纪初已有“委办译本”的翻译小组出现；而天主教则要到二十世纪中叶思高圣经学会的产生才有较具规模的译经小组。还有西方教士们渐渐意识到更好的翻译必须有华人信徒的参与，方可达成，故此翻译的重心由以西方传教士为主，渐渐转移至以华人信徒为主，这方面天主教的转变则较基督教为早。在这章结束之前，就以一个简表为天主教与基督教各通行译本作一个简单的比较：

表五 : 四种通行中文译本简略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