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君远 对今天大多数新闻人来说，许君远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笔者也是在翻看了《许君远文集》、《许君远译文集》等资料，才对这位前辈报人有了比较多的了解。
一
许君远先生出生于1902年，河北安国县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入英文系就读，同学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梁遇春、翻译家张友松、钟作猷等等。另外，他们四位也是在学校表现出色、系主任叶公超最喜欢的学生。1926年北大改组，叶公超转任暨南大学，还特地写信希望他们四人转学暨南。
在少年时代，许君远就钟情于文学。进了北大后选了国文系的很多课程，包括黄节的“诗经”、“曹子建诗”，林损的“诸子百家”，刘文典的“汉魏六朝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等等。他还曾写文章说到鲁迅上课的情景：
（在课堂上，鲁迅）批评时事多于就书本的正面发挥，而其引人入胜则在他善于诙谐。方曹锟、张作霖在北方对峙之际，他偶然说起古代门神是“神荼郁垒”，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换成一个黑脸的尉迟恭，一个白脸的秦琼。若干年后，说不定又被换成曹锟和张作霖了。课室为之哄然。（《记北大的教授群》）
对英文的擅长和对文学的热爱，使许君远在日后取得了创作和翻译两方面的成绩。在翻译方面，除了大量时事评论之外，还出版了《老古玩店》、《斯托沙里农庄》、《莎士比亚喜剧故事》等等；在创作方面，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随笔、评论。他的散文特别以描绘风土人情见长，风格清淡隽永，又常常带点幽默。《人人周报》的编辑曾写打油诗说：“君远确是白描圣手，平生最好猜拳斗酒，诙谐幽默包你失笑，更让马克吐温大叫。”
二
文学上的兴趣，也为许君远开通了另一条人生的道路——因为爱好写作，立志做一个作家，一直给《晨报》、《现代评论》等投稿，由此进入新闻界。北大毕业之后，他先后在北京《晨报》、天津《庸报》做编辑，很快就崭露头角。
1936年《大公报》创办上海版缺少人手，胡政之看中许君远，“重金礼聘”从北京把他“挖”来，与徐铸成一起主编要闻版，同时兼任国际新闻及副刊《小公园》主编。及至抗战爆发，上海《大公报》停刊，许君远也离开上海，先后任香港《大公报》编辑、重庆《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重庆美国新闻处翻译等等。直到1946年上海《大公报》复刊，许君远又被请回来担任编辑主任。
在多年的办报生涯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许君远随于斌赴美游历采访的经历。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召开，蒋介石派天主教主教于斌参加。当时想随行的教徒很多，可是经人介绍，于斌与许君远谈了一次，就决定让他以秘书名义随行，同时充任天主教会《益世报》的特派员，每日写通信一篇。这次旅美给许君远很多感触，他回国后还就此写了一系列短文，并汇编为《美游心影》一书。有趣的是，其中《市内交通》一文在介绍了纽约、华盛顿的地下铁、隧道、高架桥后，许君远建议，“建设新都市，最重要的是不要忽略它的交通。如果把浦江大桥造好，或者在河底开几条隧道，则浦江东西打成一片，岂不是一个和纽约形势一样的大上海——希望我的话不是空谈，也不是梦想。”作者大概不会想到，五十多年后，他的设想果然变成了现实。
办报之余，许君远还写了《论报纸文学》、《谈新闻生涯》等文章，介绍提倡西方报纸上的特写（feature）体裁，鼓励新闻工作者献身职业，提倡对新闻人才的培养。许君远这些文章并非空发议论，而是他多年实践中厉行的经验之谈。比如在培育人才方面，他说《大公报》是培养自己成才的“研究院”，而肯在培养人才上下功夫，正是造就《大公报》领袖报纸地位的最大资本。许君远自己在培育新人、荐举人才方面，也不遗余力。查良镛（金庸）就曾提到，他在《大公报》工作时，胡政之、许君远对他有提携教导之恩。此外，《许君远文集》还收录了作者怀念张季鸾、胡政之等人的文章，其中一些资料也有益于对新闻史的钩沉。
1949年上海解放，大约因为“政治上不可靠”，许君远被调到《大公报》资料室工作。1952年底上海《大公报》北迁，许君远称体力不支，留在上海，从此告别了心爱的新闻工作，转入上海四联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编辑。
三
几年后的“鸣放”和“反右”，使这位寂寞已久的老报人突然成为新闻人物。
1957年，在党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特别是在当年4月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党外人士“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号召下，许君远也对解放初期报纸宣传存在的生硬呆板、教条主义现象进行了批评。其中特别引起重视的是刊登在1957年5月21日《文汇报》上的《报纸还应该这样干下去吗》一文。这里不妨摘录几段：
解放后很少人不看“人民日报”，但却没有人说他是“人民日报”的老朋友。对老师，只有唯唯诺诺，对朋友才可以无话不谈。老师成天板起面孔来说道理，大家在工作紧张之余，想松松脑筋而不可得。说坦白些，就是报纸和读者之间有一道高墙。……
解放初期的报纸，大部全没有副刊，新闻本身也是千篇一律，甚至“本报讯”也并非“专访”，乙报的“本报讯”可能就是甲报的“本报讯”的翻版。在上海，看了“解放日报”，大可不必再看“新闻日报”，除非你是一个工商业者，想多知道一些工商消息。……
解放后的报纸只愿说教，忽视趣味，而趣味正是中国报纸的一种优良传统。有人说趣味和指导性存在着矛盾，过多地刊登琴棋书画一类的报道，就会降低了报纸的思想性。我以为这种看法很机械，见树不见林。趣味不限定是琴棋书画，一条重要新闻也可以写得很有趣味，比如最近伏罗希洛夫主席和周总理在杭州漫步苏堤，英国新闻人物唐生在京不谈与公主恋爱事，便都很有趣味。如果把趣味理解为低级、黄色，那就大错特错了。……趣味性越强，越能引人入胜；报纸越能大量争取读者，越能大量发挥指导性的作用。趣味和指导性应该并重，这中间是没有矛盾的。……
今天看来，这些批评还是很中肯的，甚至有些问题至今也没有很好地解决。
此外，在上海出版系统座谈会和市委宣传会议上，许君远还提出了专业编辑办社、加强编辑业务素质培养等意见。
没想到，风云突变。7月13日的《文汇报》上，许君远被冠以“右派谋士”称号开始遭到批判。笔者数了一下，整个7月份的《文汇报》上，标题中出现“许君远”名字的批判报道和文章就有10篇，火力之猛、声势之大可见一斑。
下面这篇充满“火药味”的报道，给那个荒唐岁月留下一帧扭曲的影像——
在座谈会上，许君远口称交代，自认有罪，对他支持煽动的上海新闻学校部分学员闹事一节，虽然承认“表示同意，从旁赞助”，但他却反咬一口说是“要控诉有人陷害他”，要求澈查“首脑分子和煽动者”，企图为自己装金抹粉；但他又承认前新闻学校有许多学员把他当做“无形参谋”。说来前后矛盾，破绽百出。他在交代与“军师”陆诒的关系时，说是要谈出他和陆诒的“私房话”，但又大掉枪花，说陆诒为人如何如何，不着边际，群众纷纷指斥他想拖时间过关的阴谋，要他谈出事实，可是这个狂妄的右派分子竟说：“那我今天不交代了”，说毕拂袖而去。
从报道中可以发现，即便在巨大压力下，许君远仍然保持了知识分子的孤傲倔强。但另一方面，他也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精神折磨。许君远的女儿许乃玲回忆说：
他每天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终日忧郁，沉默寡言。在生活窘迫的时候，他甚至不得不出售自己心爱的藏书。
1960年，许君远写下这样一首小诗，记录自己的晚年生活和抑郁心情：“胜国苍凉蔚莽榛，春去春来总愁人。安贫忍典书万卷，解忧宁伴酒千巡。六十年华逐逝水，半生意气化浮尘。自忖不才终见弃，晓风残月寄吟身。”
1962年，许君远去世，享年60岁。
四
《许君远文集》（上下编）和《许君远译文集》，收录了许先生各类文章200余篇，共百余万字。两书由许氏后人尽力搜集整理出版，以此作为对亲人的纪念，其情可感，其心可佩。对于今天的新闻人来说，也留下了一辑值得欣赏品味的美文及探究报业历史的珍贵资料。
前几年，曾有学者发出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倡言。对于新闻史来说，许君远也可以说是一位“失踪者”吧。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近现代新闻史上还有不少事件和人物，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淡化。令人高兴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材料逐步解密，随着舆论环境越来越宽松，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缺失的历史链条将被接续，越来越多的模糊的历史真相将被还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