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小韩村是北方有名的天主教徒村。位于武清境内西北部，距杨村镇约50里。据记载，最初的小韩村教堂建于1870年，1900年义合团围困小韩村，在护卫教堂的激战中，教徒有48人死亡。在天主教看来，这是一种英勇的殉道行为。1903年，雷鸣远亲自主持重建教堂。其建筑风格与现存的望海楼教堂相似，但规模较之要大。因此，历史上有“一京二卫三韩村”的说法。
雷鸣远，1877年生于比利时冈城，早年入巴黎修道院学习，后加入遣使会。1901年来华，1902年在北京晋升神父，后进武清传教。1912年来天津传教，1919年因老西开事件回欧洲，1927年回到中国，加入中国籍，1940年去世。
谈到旧天津的教会，就不能不提起一个人。他是一位外国神父，却加入了中国籍，自称武清小韩村人；他葬在中国，地方政要和达官显贵每年都要为他举办周年纪念，称他“丹心远迈武乡侯”。这个人就是对天津的教会和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雷鸣远神父。
雷鸣远是比利时冈城人，他在9岁时同父母去做礼拜的途中碰上一个中国人，先是好奇搭讪，进而产生好感。据说这成为他来到中国，死在中国的最初情结。雷鸣远的一生随时随地都表示自己“热爱中国”，由于他最早是在武清传教，又因小韩村的盛名，自称是武清县小韩村人。
雷鸣远提倡传教士要“本土化”。在武清传教时，他用汉语和当地人沟通，见了教内教外的文人就谈论四书五经，见了老者就谈论三纲五常，雷鸣远的性格又谦和礼让，和当地民教都能融合一起。为了与社会名流交往更随便些，雷鸣远也尽可能在吃喝住行方面仿效这些官僚，吸水烟袋，留长指甲，梳长辫子。雷鸣远的头发又短又稀，他看到地方官光滑利落的大辫子，于是干脆要来胞妹的假头发，按在头上。在出行时，也坐上了轿子，前有顶马，后有跟班，穿官靴，戴官帽。到了目的地，迎人的方面也是以中国的礼俗鞭炮齐鸣来迎接他。一时间，大街小巷，人山人海，皆来争看中国化了的洋人。
老西开事件是天津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法国领事馆以保护教堂为名，欲将老西开划入法租界范围。时任主教的杜保禄坚决支持领事馆的行为；而雷鸣远则顺应当时的社会呼声，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他聚合中外神父，前后给罗马教宗去了60封信，控告杜保禄的重大错误，以及由此给传教带来的困难。不久，杜保禄假遣使会会长罗得芳之手将雷鸣远调往庆云县。
在军阀时代的旧天津，有识之士纷纷从多种角度提出救国救民的方略，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霎时间风起云涌。雷鸣远从自己的职业出发主张宗教救国，举办救国演讲会，春风化雨，传教置于人人关注的救国图强基点之上。雷鸣远的救国演讲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的国际地位低。“我们自己以为是七等国，外国人把我们放到八九等上去了，叫我们‘老大帝国，东亚病夫’，危险的很！咱们叫外国人洋鬼子，火车、轮船、飞机、大炮，全是洋鬼子制造的，咱们中国人就不会。报馆用的印刷机、铸字机，还有汽车、手表都是进口货。洋人发中国人的财，还瞧不起我们。”二是天主教能够救国。“宗教救国就是道德救国，真正道德在于纯真宗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教门呢，那即是天主教，真神唯一，真教唯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加快了战争步伐。抗日名将宋哲元在绥远五原誓师抗战，打响了抗战初期著名的喜峰口战役。雷鸣远说“我生平爱主爱人爱中国，现国难当头，吾应声嘶力竭，奋不顾身”。在枪林弹雨中，他建立“野战医院”，组织担架队，亲任总指挥，弛聘晋冀鲁豫之间，冒死救护。遇有重伤员，不惜以衰老之躯，亲自背负行数里，并以宗教特有的语言进行慰籍。在绥远战事最残酷而无助的时刻，他大声疾呼与傅作义抱头痛哭。雷鸣远自前线归来，天津士绅，新朋旧友皆来探望，一时门庭若市。他对人说“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余则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意谓死后，仍为中国祈祷。
在旧天津，教会除举办教育外，再有就是出版报刊，并在早期的出版印刷业中独步一时。当时的报刊业有“北有大公，南有申报”的说法，雷鸣远创办的《益世报》在社会上的影响与《大公报》齐名。周恩来早年留法勤工俭学，被聘为特约记者，在《益世报》上陆续发表了大量的“旅欧通讯”。《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的作者张恨水等众多的文史名家做过《益世报》的编辑，他们以《益世报》的阵地引领着进步文化的潮流。
雷鸣远在中国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他积极参与中国的抗战，蒋介石国民党为此授予他少将头衔。1940年，他跟随大别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行救护工作，在国共不断升级的摩擦中为八路军扣留，时已重疾在身。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飞机接他去重庆，医治无效，葬于四川郊外的名胜地歌乐山。
雷鸣远生时死后，有“圣人”和“抗战老人”之称。实际上，他在历史上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