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有着各种定义。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想给出这样的定义：文化是在一种世界观的基础上框架的社会表现.这个世界观就是对各种存在，包括神、灵界、大自然、人的认识，以及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发展变化过程（起源与结果）的认识。这些世界观范畴内的认知，加上它们在社会各领域中的表现就构成了文化。这些社会 领域包括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政治、法律、宗教、风俗、科学、商业等等。 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整体的构架。人类文化，世界上的各种类形的文化，大都是由过去各种经验、理性活动积淀形成的，但这中间也包含了很大一部分造物主上帝向受造物——人——的启示。这启示影响着人类的经验与理性活动，同时也是人类的经验与理性活动观察研究的客观对象。造物主的启示是藉着写在人心版上的律法（良心），藉着所造之物（大自然、动物、人）而呈现出来，让人思想、揣摩，而得着关于对造物主上帝的认识。 圣经文化是造物主藉着圣经这一特殊启示，将真理清晰地赐给人。从这点上看，圣经文化（我在此只是借用文化这个词）与人类其它种类的文化有共通之处，这共通之处是它们都来自于造物主的启示。而不同之处是：人类文化是产生于人类经验、理性中的对造物主给予的启示性真理的反映与回应；而圣经文化是直接来自于“神的话”，是造物主对人类的直接述说，这述说借着圣灵的工作使用人类的语言被记录。 每一种人类文化都可以因着接受圣经文化、接受造物主的特殊的直接的启示，而使文化中借着经验、理性活动对造物主普遍启示的反映与回应变得清晰。打个比喻，人类各种经验与理性的活动，就好象各种折射镜，产生的人类各种文化就好象各种哈哈镜，呈现出各种变形的影像。而圣经的特殊启示就是一个好的镜头，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可以借此调校好我们观察的视镜，得到一个较准确的影像。但这个影像与先前各种变形的影像所反映的客观物是同一个。因此，我认为当一种人类文化遇见并接受圣经文化后就会被重新整合，弥补缺失，注入生命，重生出新的文化。这种新生的文化既是原文化的发展，同时也是一种基督教文化。 历史中曾有过希伯来旧约文化、希腊基督教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为何不会有东方基督教文化呢？为何不能有中国基督教文化呢？但我认为中国基督教文化若只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分枝，那只是西方文化或教会文化对中国文化渗入产生的一个嫁接品种。真正的理想是中国文化籍着对圣经文化的接受，发展成新的含有圣经启示真理的更新了的中国文化，这一文化是建立在对造物主的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两者的认识上的。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想对中国基督教文化的一些基本特点和发展方向进行初步的讨论。并以“天人合一”这一中国文化中的最高境界，如何在耶稣的救恩中得以真正实现，来例证圣经是中国文化的福音。因而，任何一种人类文化只有回归到创造人及万有的神这里才有她的未来。中国基督教文化的产生与研究发展有着丰富、广阔的领域，多种多重的可能性与路径。我在此也是借对“天人合一”的粗浅思考来例举一种研究路径。 一 首先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圣经文化，什么是圣经文化？为什么说造物主启示真理的客观存在是人类各种文化进行对话的前提条件。 当我们关注基督教文化时，需要把圣经文化——（就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特殊的直接的启示性真理，关于各种存在的起源与结果并相互间关系等）从宗教、地域、民族的各种文化表现中剥离出来。来自神特殊启示的圣经文化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它所启示的对造物主与受造物的认识同样存在于普遍启示中。可以说在圣经缺席的情况下，这一对造物主上帝及他的“道”认识的真理，在世间仍然藉着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表现并传播着。用圣经上的一句话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象水充满洋海一般。（哈巴谷书2：14） 今天我们是藉着西方基督教文化来接触圣经、接触上帝的启示。西方文化只是一个载体，基督教文化也不是我们关注的终极点。我们要让目光穿透西方文化、穿透基督教文化，最后注目于上帝的启示，进入造物主藉着圣经所赐给人的世界观。在此可以称它为圣经世界观，也是常说的基督教世界观。它是上帝藉着特殊启示赐给人类的启示性真理，也是人类藉着对上帝普遍启示的思想渴望、领悟、明白、并且最后进入的“真理”。 这真理简单地说就是“有神、有罪、有救”。扩展开来，就包括了造物主与受造物的关系（主要是神与人）；受造物彼此间的关系（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就包涵了人与自己的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这一切的关系及其中的法则所形成的文化就是圣经文化，或称为基督文化，也可称为“神性文化”。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所称的圣经文化不是圣经的释经等神学范畴意义的文化；所称的基督教文化也不是教会文化；而神性文化也不是平时泛称的“神性文化”，通常泛称的“神性文化”其实只是宗教文化，甚至只是一些模糊混杂的，含有偶像迷信或唯心灵思或神秘主义的文化思想碎片。这里指的是建立在启示性真理上的世界观。 所有的文化，所有人类的文化，无论是地域文化还是民族文化、宗教文化，都源自于对造物主的揣摩、认知，以及对受造物特别是对人自身的认知。这种认知的对象是统一的确实的存在，那就是造物主——圣经中称他为YAWA。一切受造物以及之间的关系、运行法则都出于他，也在他里面。这被文化所认知、所反映的客观统一的对象就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道”。这认知的主体——人，及认知的过程方式，因所受的各种不同的局限形成不同的偏误，如同瞎子摸象，各有对真理局部的认知也各有偏差。地域空间的局限形成各种地域文化，如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时间的局限形成各历史段的文化；各种宗教文化的形成虽然比较复杂，但仍然不过是出于各种局限的综合结果，如地域、历史时期、地理环境、民族主体性格特征等等。 人类文化中的各类别文化可以也应该彼此对话，藉着对话，即能扩展自身的认知范围，超越认知过程中地域、时间等的局限，同时借着对照、比较，可以逐渐纠正认知的偏差。而这种对话的意义建立在对一个客观认识对象存在的认可上，也就是说人类各种文化间的对话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认识上——各种文化所努力认知的对象是一个完整、真实、不变的存在——神的真道（圣经文化、基督文化）。在人类文化的对话中，首先，如果否认认知对象的统一性，否认神存在及神律法的真理性，那就完全失去了对话的必要。因为若是每一种文化中所领悟、趋近的“存在”都是不同的，或者根本就没有那个“道”那个“存在”，对话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完整、真实、不变的“存在”在各种人类文化中被冠以不同的名字，对它的认知是模糊的，存在着各种偏差。如中国文化中的“天”。这一存在是启示性的，不籍着造物主的启示，受造物不能了解。在普遍启示中是模糊的，在特殊启示中是清晰的。这个完整、真实、不变的存在，已经由造物主藉着他的特殊启示圣经赐给了人类。 圣经这一造物主的特殊启示确实是人类文化对话的“福音”。因为有了特殊启示，就肯定了人类文化彼此对话交流的意义，同时也使人类的文化对话有了一个趋向的目标。各种的人类文化都是站在各自的局限中对真理的揣摩，没有一种人类文化能够与圣经文化——造物主的启示真理，神创世的一些奥秘——全然相合。因为全然相合的含意就是对造物主及受造物完全的认识，并完全地除尽人认知过程中因各种局限所带来的偏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各种文化只有较接近造物主的启示真理与较远离之分，或是较清楚理性与较模糊感性之分。藉着彼此的对话，虽然能更多领悟真道，但永远都还只是纠缠于模糊认知中。更可怕是进入一种文化的争竞、扩张与侵略。而神启示性真理——圣经文化、基督文化的参与，使得人类文化对话交流中，不是某种文化扩张、吞灭另一种文化，不是劣势文化的消亡，而是各种文化中对造物主真“道”的认知被唤醒、被扩大，逐步趋向清晰。达到各具特色，多姿多彩，百花齐放，同时又是和谐、共存、一同繁荣。 二 当我们讨论了什么是圣经文化，以及文化对话的前提与基本的共同认识后，接下来让我们籍着讨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对话过程中的四个层面，看对话的最终目的；同时籍着讨论造物主启示真理的核心及启示过程的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文化接受圣经文化，接受耶稣基督的意义。 当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对话时，我认为我们应自觉地进行并分辨四个渐进的，不同程度与性质的对话。一、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这里说的西方文化是含有基督教思想的西方地域文化，在此我们不能把西方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划等号。二、是中国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对话。西方基督教文化是指含着西方教会文化、西方风俗文化等各种西方地域文化因素的基督教文化。三、是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对话，基督教文化包括了圣经文化、教会文化，以及在法律、道德、行为准则、社会规范等各社会领域中反映出来的文化因素。第四个阶段，是我们对话、研究的目的，那就是中国文化面对圣经文化，面对造物主的启示性真理。是中国文化直接面对神启示真理的核心——基督耶稣。在这四个层面中，西方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圣经文化四者彼此都不是相同的，即层层包涵，又层层局限。圣经文化是核心，也是最广阔的新开地。中国文化只有打开并通过前面三道门，才能最后进入圣经文化这个启示性真理的新天地。在任何一扇门中都只会被窒息、被捆绑。 第四阶段中国文化与圣经文化之间其实不能称为对话，因为彼此不是两个对立平等的体系。中国文化如同西方文化也如同各种宗教文化一样，都是藉着神对人类的普遍启示、经过人类的经验、理性活动，对造物主启示的部分揣摩与认知。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文化对造物主启示性真理的认知，到目前为止确实比较模糊、感性和残缺。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在于中国文化中“圣经”——对造物主真道的唯一的特殊启示——的缺席。“悟天道”是中国文化中的渴望，也是中国文化形成过程及目前状态的描述。而“道成了肉身”就自然成了中国文化的福音。这是一个“寻求”与一个“赐给”的关系，仿佛呼唤得着回应。 “道成了肉身”的合理性来自于造物主上帝是一个启示的神，是一个愿意让受造物人来认识他的神。他对人的普遍启示是藉着他创造的物——人和大自然的一切——向人启示他自己。“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19-20） 在受造物之中，神又特别藉着人这一特殊的受造物来启示他自己，“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1：27），神将自己部分的特性与能力给了人，人的各种特性、能力来自与神，并向人启示着创造者本身。“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2：7）神将自己的生命与灵性给人，并藉此向人启示他自己。也藉着生命与灵性的赐予，使人能够接受、并明白他的启示。 造物主启示的最高表达就是他自己降世为人，就是道成肉身，籍着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出生、成长、传道、死、埋葬、复活、升天，成为让人看见的不可见的神像。从启示的整体看，无论是普遍启示还是特殊启示，启示的载体都是物质的，（大自然、人、圣经），但启示的核心是灵的、生命的。神是一个灵，他的启示是灵里的启示，是需要以生命来体会并接受的。正如圣经上说的“神是一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翰福音4：24）。无论是普遍启示还是特殊启示，启示的载体都是物质的，但启示的核心是生命的、灵的。造物主神，是一个灵；福音的核心（也就是救赎的核心），是一个生命，耶稣基督。因此这是一个生命的、灵的层面的启示。 从启示的阶段过程看，是从生命启示到律法启示，再回到生命启示。起初，神造天地造人，吹生气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与神同在。这个阶段是生命启示阶段，可惜时间极为短暂。人选择背判与神的生命连结关系，偷吃禁果，罪由此而入，这就结束了生命启示的阶段。当人与神隔绝后，灵性生命死亡，神向人的启示就进入律法启示阶段。神将他的律法藉着旧约摩西五经里的记述，以人类文字的形式颁布。同时神将他的律法刻在了人的心版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良心。所以人是可以藉着神的所造之物，从外面山川自然、人际关系，并从里面的良知中来揣摩知道神。正如“悟道”——观（外）、思（内）、悟天道。与天地和谐的冥想；藉一叶一花的领悟；知己而知人，知人而知史，知史而知天地之道；等等，都是造物主给人的一种本能的，藉着对他的启示的观察而揣摸神及神的道，并逐渐地，永无穷尽的渴望去完全自己对神（对神的道，对神创造的奥秘）的认知。这种渴望是宗教意识，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动力。这种认知发展的过程，并在社会文化各方面带出的影响，形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 藉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替人的罪付了死的代价，人与神之间的隔绝撤除，重新可以和好。这一刻起，神的启示由律法层面重新回归到生命的、灵的层面。人与神的关系也从律法关系阶段进入生命关系阶段。耶稣基督这一道成肉身的生命就仿佛是造物主再次吹入人类的一口气。人要藉着“信”从律法的物质层面跃入“灵”的层面，来认识作为“灵”的神；同时，藉着“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如吸入神呼出的这口气，来得着新的灵性的永恒的生命，重新成为有灵的活人。 三 文化研究中很重要的是一个角度问题，人类应该站在一个怎样的角度来认识天地之间的“道”呢？应该站在一个怎样的角度来确认各种存在之间的关系呢（包括神与人，人与人，人与大自然、动物）？应该站在一个怎样的角度来认识中国文化与圣经文化的关系？ 在此文中，我是从创造者的角度来谈论神与人的关系，这主要依赖于创造者所赐给的特殊启示——圣经。在人类始祖犯罪时，就是选择了受造物——人——自我的角度，人要象神一样“知道”也就是确认“善”与“恶”。从此以后，人类一直站在人类自我中心的受造者角度来确认各种关系。圣经给了人类从受造者角度转为创造者角度看各种关系的可能，旧约圣经是从律法的层面启示出神的视角，新约圣经是从生命的层面实现这个转换，我们要做的是接受这个角度转换。 为什么要从创造者的角度，而不是从被造者的角度来确立我们的世界观，认识造物主与受造物呢？因为人能够认识神，受造物能够认识造物主，依赖于三个条件：1、造物主上帝愿意被人认识，他是一个启示的神。2、造物主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给了人想认识他的愿望以及能够接受他启示的能力。3、造物主上帝将认识他的启示赐给了人。这三个条件也是一切人类文明中对造物主、对天道、对神认识的先决条件。因此，人对神的认识根本上还是依赖于神向人的启示。没有造物主的启示，受造物不可能认识造物者。 这并非是说人在认识中的追求毫无意义，人因着神造人时放在人里面的认识造物主的愿望，不断追求领悟神的启示，就是一个不断趋向认识神、与神和好、进入造物主的安息的过程。进入安息就是进入和谐、完美，就是进入神创造的美善心意，也就是让有各种缺损的人类生命进入完全，达到生命被造的意义，达到无罪。这也是中国文化以及各种人类文化追求的至善之境。 如果从中国文化（任何一种人类文化都是如此）的角度谈论天人关系，仍然是一个“问”，是一个揣摩。而从创造者的角度来谈论神和人的关系，则是站在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根部——造物主的启示真理。并且是进入了理解、释译“答”的过程。因为受造物对造物主的认识依赖于造物主上帝向受造物人的启示，因此我们谈论、研讨上帝与人的关系当然应该从创造者的角度。可以这样说，在圣经这一上帝的特殊启示缺席的情况下，人类文化中藉着创造主的普遍启示，不断认识上帝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入的“问”的过程。中国文化中认识“天道”的过程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而拥有造物主特殊启示圣经后，这一过程就发生了质的改变，进入了一个不断理解、明白上帝的“答”的过程。 “问”是为了得到“答”。“问”不是终极目的，得到“答”才是目的。“答”也是因着“问”，是由“问”而得到的回应。因此，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个不断深入的“问”的过程，是一个趋向圣经文化、启示真理的过程。中国文化接受圣经文化，是从“问”的过程进入得到“答”的过程。不是一次截断，不是一次被吞灭，而是一次继续，一次发展，更是一次得以通向完全的过程。并且任何一种文化，包括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欧洲文化、美洲文化、韩国文化等等，它们对圣经文化、启示真理的接受都是一个继往开来，得以更新发展，得以通向完全的过程。 我们说圣经是神的特殊启示，是上帝天父（造物主）给人（受造物）的一封书信。事实上圣经确实回答了人类文化中的种种未知，弥合了一个个缺口。所以当中国文化从表面的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对话，即而进入真正面对圣经、面对造物主的启示真理时，不再是一种对话，而是一种问答。它们不是两个对立分离的个体关系，而是子与母的关系；是表象认知（藉着普遍启示对天道的认识）与造物主（道）本身存在的真理之间的关系；是残破的对“天道”的局部认识，与认知的对像——造物主——藉着特殊启示所呈现出的完整的启示性真理之间的关系。是“知其然”，知上帝创造的真理（天道）在各种受造物身上及其间关系中反映出来的现象，与“知其所以然”，知上帝创造的真理之间的关系。 中国文化（研究者站在这种文化中）若是以询问并领受的心态来面对基督，面对圣经文化、启示真理，就是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受造者的位置与心态，是以神为神的位置、是谦卑受教的心态。真理向谦卑人显明，向骄傲者隐藏。中国有句古话“谦受益、满招损。”人与人之间，人类文化与人类文化之间的交流尚且如此，何况人与神之间，一种人类文化与神的启示真理之间呢？若是“询问”加“判断”的心态，就是完全依赖于旧有的、过去的认识经验，势必固步自封，自我封闭，不可能接受这一可以注入中国文化的生命之泉。这与只在乎“问”而根本不求“答”是一样的。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中心”，以自己为审判、断定的神，这样的决定一定是“拒绝”。因事实上，无论是一个文化还是一个个体的人，要从一个层面跃入另一个更高的层面，都必须有“信心”与“领受”。否则，只能继续在同一个层面中徘徊，进进退退。没有信心的领受，即便对神的启示、圣经的真理有再多的研究了解，进入再长时间的判断分析，都不可能得着这其中的生命。简单说，就是“旁观”是有益的，但这个益处只有在领受、学习、实行后才体现出来。 四 下面我想谈几点在研究中国基督教文化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我们研究谈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时，首先应辨清自己研究和对比的那个主题是在上面说到的四个范畴中的哪一个范畴内，然后才有可能逐步除去地域、民族、时代等的因素，超越局限。从地域性的进入无地域性的；从民族性的进入无民族性的；从具有时代阶段性的进入无时代性的；从宗教的进入无宗教的。进入更纯粹的人与上帝间的面对，进入受造物与造物主间的问答。然后，带着在这种直接面对中所得到的领悟——释疑、纠偏、补全等等，重新再进入含有各种具体的地域、民族、宗教因素（或称局限）的文化中，具体对于我们就是再回到中国文化中。使中国文化能够逐步去伪存真；逐步阔大、完全；逐步受造物主的真理之光照亮；逐步被洗净、整合、发展，趋向于造物主的启示真理。 我们不是藉着“对话”，来简单表面地找出些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间的异同，并停留在“知其异/同”或“执其异/同”上。无论是执着于其异、坚守其异的所谓“民族文化精神”；还是竭力寻找其同，希望以西方文化或教会文化来进入并取代“中国文化”的心态，都不能真正有利于中国文化对神的认知、对神的回归。我想这也不是神的心意。今天我们不是站在一个选择的十字路口，来决定是否要接受另一种人类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覆盖、或嫁接、或替代、或者是混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而是要来到神的启示真理的光面前，洗涤、修整、发展中国文化。不是对两个文化孰优孰劣进行一个评比，然后优胜劣汰，让某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也不是表面的取用另一种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以“实用主义”或“拿来主义”的心态进行嫁接，取得一种混合的如杂交优良品种那样的新型“中国文化”。而是要承续中国文化中先哲们对“道”对神的领悟，这领悟虽有不完全、偏差甚至错误，但它是神所允许的，是在神心意中的，是藉着神造物的普遍启示，藉着神给人的认知能力，与刻在人心版上的律法（良知），而得的领悟。在承续中国昔有文化的同时，今天我们可以藉着对西方文化、基督教教会文化的研究和认识，来得着圣经文化，得着神给人类的特殊启示，这个特殊启示不是给某个民族也不是给某个宗教团体的。并且中国文化因着圣经文化最后来到神面前，得着基督。“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相信这个日子、这个时候今天再次临到了中国文化。我们要做的是在悦纳的时候进入神的悦纳，在拯救的日子得着拯救。 圣经上说，创世以来一切的奥秘都在基督里，基督耶稣是世上的光、生命的粮。中国文化对基督耶稣的接受不仅是可以藉着这光得以自省；也不仅是可以得着对各种奥秘的回答，自身文化更扩展更完满；更是得着了中国文化所必须的生命、生命的粮。我们说圣经是神赐给人的特殊启示，而我更愿意说耶稣基督是上帝赐给人的特殊启示。一是因为整本圣经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二是因为耶稣基督完全了、也结束了人类的律法启示阶段，让人类重新进入生命启示阶段。 首先，耶稣自己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5：17）他藉着对律法总纲的直述“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22：37-40）就显明了律法启示的核心。这是一种对律法启示的完全。第二，耶稣替罪之死，从公义与刑罚上完全了律法启示。第三，耶稣复活升天并成为大祭司和中保，从地位和权利上永远完全了、也结束了律法启示。耶稣基督完全了律法启示，结束了律法启示阶段，而他自己本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这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人所不能见的神显明出来。他就是神赐给人的新的生命的启示。从此，藉着圣灵的降下及内住（在接受耶稣稣基督为救赎主的人心中），教导人认识耶稣、明白他的教导，人类重新进入生命启示阶段。 圣经是造物主上帝赐给全人类的特殊启示，耶稣基督也是赐给全人类的，不是赐给一个族群的人，不是赐给一个时代的人，而是赐给所有的人。赐给在他以先的人，也是赐给在他以后的人，赐给所有族群，居住在地球上各个地域的人。是赐给所有人类的文化，是赐给所有人心中的问询的回答。它只是在不同的时空中，被不同的人类文化、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个体接受。并被不同的文化载体、不同种族的人传播。因此，耶稣基督也是造物主上帝赐给中国文化的生命、是赐给中国文化中追寻真理的回答。我们是藉着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载体接受上帝给予我们中国文化的礼物，我们应研究看重西方文化，却不是顶礼膜拜西方文化。是接受其中的宝贝，而不是买椟还珠。 五 圣经中有许多对中国文化的回答，耶稣基督成全了、或说完全了中国文化的例子也有许多，有待大家一起研究、寻求。我在此仅简单地举一个例子，来例证我的观点，同时也籍着这个例子来提出一种研讨路径。 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反映了人对认识“天”的愿望，并且在此可以看出，中国人藉着造物主的普遍启示，认识到“天”如圣经特殊启示中启示的，是有位格的，否则谈不上合一，合一就是指两个个体的合一。并且中国人模糊地认识到有一种和谐的存在，且向往这种合一的和谐。这种和谐与完全就是造物主（天、天道）与受造物（人）的和好，这是圣经所启示的神对人的心意——与神同住、进入神的安息。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中种种企图达到这个“完全、合一”境界的努力都失败了。 中国文化中尝试达到“天人合一”的一个办法就是“消遁”、“无我”，让人化入天地万物中去。周庄化蝶的故事是很典型的例子，是一种向往。然而事实上，当庄子化为蝶以后，留下的不是蝶而是庄子。千百年来飞翔在中国文化领域上空的不是一只蝴蝶本身，而是庄子的蝶，是庄子赋予了意义的蝶，是庄子。又如各高僧、隐士，各种悟禅的名句名言，著名的经文、论着，都反而使“我”无法消融。人们反而牢牢记住的是“菩提本无树，明镜本无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样的名句，记住的是庄子的“消遥游”这样的名篇。这些名句名篇不仅没能引导人达到无我、消融于“天”的目的，反而让一代又一代人津津乐道于人的智慧。禅宗文化其实是失败的，它使人热衷于人类悟禅的智慧、文字的智慧，反而远离了天道，远离了天的智慧，远离了无我的境界。并且不仅使中国文化远离了“无我”之境，甚至远离了求问、敞开、领受的心态。 达到“天人合一”的另一个尝试办法，就是让天道行与人身，让“天”融入“我”之中。儒家的“克己复礼”是这方面尝试的一个例子。儒家放弃“出世”之途，而取“入世”之径。“儒家把追求至善的方向局限在当下生活中，从而和佛教道教寻求至善于来世生活或超尘生活的态度迥然相反。”（谢文郁，“基督教，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儒家哲学进入政治、伦理道德、教育，各种社会领域，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从实质上来说，儒家哲学，就是寄希望着人心中的“善”、“天道”，也就是圣经中说的神写在人心版上的律法、“良心”。藉着教育让它发大，藉着克己让它行出善来。同时又藉着“礼”来从外部规范行为和社会环境，来帮助“克己”。这是典型的让“天”进入“人”，进入人的日常行为、人的社会活动的一种对“天人合一”的尝试。 实事上它是非常聪明的，但却未能成功。圣经中保罗有一段非常准确的描述：“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到此，他似乎在描述以“克己”而想达到“至善”的尝试己走到了尽头，彻底的失败。保罗似乎也是在替中国文化中“克己以求复礼，复礼以求至善”的失败无奈地喊出“苦啊”之叹息。 但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仿佛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死地反倒见着一个“生”的新天地。保罗接着说：“感谢神，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里提出了一个“罪”“罪的律”，是它阻隔了天人的合一。正是因为罪（不以神为神，以人、以自己为神），令中国文化中各样实现“天人合一”的尝试都失败了。同时圣经中也给出了一个解决这个阻隔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 因此，耶稣基督实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他是对中国文化中这一追求的回答，也是对中国文化中这一无法实现的理想的成全。 其一，耶稣基督他本身是道（天、天道、造物主、真理）成肉（人）身，是天人合一。“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恩典与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1：4-18）”。 其二，耶稣基督“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彼得前书2：22-25）”耶稣基督藉着替死，偿付了罪的的代价，成全了律法对罪的刑罚。使得所有接受他的人，可以进入他的义里躲藏，披戴他的义，被神看为义，与神和好，进入神的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天人合一成为一种可能，并且这种可能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时己经宣告达成，他曾宣告自己就是一条道路，可以让人（个体的人、人类、人类文化）藉着他进入真理，得着生命。 我们还可以看到耶稣所成全的“天人合一”不是仅仅成全在他自己一个特殊的人身上，不是仅仅让世人看到一个“天人合一”的样板，而是为全人类成全了“天人合一”，使人类可以进入神的和谐。耶稣基督的“天人合一”是达成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可以成全在每一个人身上。凡进入他的人就达成了“天人合一”，所以圣经中有“披戴基督”这一说法，就是指进入基督的义。他是以自身做为一个容器，或者说是拯救的方舟，使所有进入他里面的人达成“天人合一”，进入神的安息、和谐。因着与神和好而实现与人和好，与大自然和好，与自己和好的完美之境。事实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对佛教中“普渡众生”理想的最合理、也是最完美的答案与成全。佛教，就一般我所知道的“普渡众生”之法，没有一个能如基督的救赎这样合理、完美。这更证明了耶稣基督是人类文化的答案，是人类文化共同期盼的“弥赛亚”。 上面我只是藉着对一个例子的简单剖析，来看中国文化与圣经文化的关系；来看这个问与答的关系；来看耶稣基督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如果我们基于这种对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的认识，来对待己有的中国文化、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将使我们的视角从人文视角，转为在神旨意中的，立于救恩磐石上的神性视角。使我们能够以造物主上帝的心意来理解并认知中国文化的过去与今天、并展望和预知中国文化的将来。当中国文化面对并接受圣经文化、造物主的启示真理，耶稣基督这一生命的活水必注入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也就必能回归、发展成广阔的、充满新生力的“神州文化”，必能获得源源不息的生命能量。 2005/3/15草稿5/2完稿 （ 作者：施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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