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恒毅枢机与中国教会

刚恒毅枢机与中国教会

张少麟
　　

前言

        中国教会之所以能走上圣统制的道路，实在有赖刚恒毅枢机的努力与贡献。有人说刚枢机是一位先知性的人物，是提倡梵二本地化的前驱；而我则认为他是一位天主的忠仆。刚枢机在出任宗座驻华代表前，不曾受过任何外交上的训练；但他却以服从的精神去接受教宗的派遣，并忠实的执行教宗所托付的使命。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七日是刚枢机（1876-1958）逝世五十周年。我愿借着此文与大家一起重温他的中国教会观。盼望借着这个温故知新的过程，能给我们今日的中国教会带来新的启示。

出任宗座驻华代表

        圣座在委派刚枢机出使中国之前，曾尝试派代表前来中国打破当时传教的乱象；可是却因法国政府反对而告失败。当时法国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权力，完全是靠着它在中国所拥有的“保教权”。有了过往失败的经验，圣座在委派刚枢机时就格外的严谨，要求他绝对的保密，在还没到中国前不可泄露身份。连他在向母亲道别时，也只能说是要到遥远的传教区去。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二日，教宗碧岳十一世任命刚恒毅枢机为首任宗座驻华代表。临行前，刚枢机分别拜别了教宗，国务卿和传信部长，当时的传信部长王老松枢机殷殷叮咛：“尽力实现《夫至大通谕》（Maximum Illud）的思想。最迫切的事就是尽早召开全国主教会议。”

        为了能落实《夫至大通谕》的思想，刚枢机将通谕里的内容归纳为五大原则，做为自己日后的理想和行动之方向：

1. 宗座代表是纯宗教性的，不应带有任何政治色彩。

2. 向众人表示友善，不论中国官员或外国使节。绝对保持自主，不袒护列强的政治利益。属于教宗，代表教宗。

3. 圣座不涉政治，政治却有时进入宗教圈里。这不过是偶然的，短暂的。

4. 圣座在中国没有帝国主义的政治野心，列强的政治和圣座毫无瓜葛。圣座关怀中国，切愿中国强大起来，主张中国是中国人的。

5. 教会称为至公的，因为教会事业只是服务。教会应由本地人作主教为原则。但在 

        初创时期，外籍传教士是不可或缺的。本地圣统制建立后，外籍传教士的任务即告完成，应立即束装他往，再拓展主的新园地。

开启中国教会之路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八日，刚枢机抵达香港，随即公开自己宗座代表的身份。接着，他就马不停蹄的巡视整个中国教会；同时，也积极的准备召开全国主教会议。在他视察的过程中，列强各国的使节们都主动的要协助他去拜见中国政府首长。可是，他们的好意都一一被他谢绝了。

        刚枢机清楚的向他们表明：“传教纯粹是超性工作。耶稣建立了一个至公的教会。在法国时是属于法国人的，在美国则属于美国人的，在中国就应当是属于中国人的。”“我不愿向中国人民要求别的特权，只要给予自由传教和兴学，以及保障教会产权就可以了。”他为了避免与列强之间的瓜葛，没有把宗座代表公署设在使馆区内。当他拜访外交总长顾维钧时，也申明教会与列强不同的立场，教会旨在使人们认清人生真谛及信仰的伦理力量，别无他图。

中国教务会议

        刚枢机经过两年的积极筹备，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教会史上又称上海会议）终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在上海召开。参加此会议的有四十二位主教、五位监牧，其中有两位监牧是中国籍的成和德和孙德桢。其它与会的，有苦修会院长，十三个传教区代表，还有在中国传教的各修会代表及中国神职界代表多名。经过一个多月的会议后，于六月十二日在上海徐家汇大堂举行闭幕礼。

        在会议中按《夫至大通谕》的思想，研讨了适应中国地区统一的传教方向，给中国教会制订了一套全备的传教法典；同时亦通过培植本地神职人员和设立国籍主教的议案。

        每当回忆到上海会议，刚枢机的内心总有说不尽的喜悦。因为，此次的会议不只给中国教务竖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一个没有受到外界任何影响的教会会议。

中国圣统制之成立

        在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召开前，刚枢机向圣座建议成立一个或两个本籍教区的时机已成熟；这样，在未来的会议中就能有国籍教长的参与。最终，他成功的设立了两个国籍监牧区蒲圻和蠡县，分别由成和德和孙德桢二位监牧负责。

        这两个国籍监牧区的成立，是中国教会迈向本地化的第一步。一九二四年之前，中国教会一直都是外国主教在管理教区，并没有国籍主教的身影。虽然在清朝康熙年间曾有过一位罗文藻主教（一六八五年），但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传信部部长王老松枢机给刚枢机的信上如此写到：“我考虑了很久，假若宣化成立宗座代牧区，而代牧前往罗马接受祝圣，对教会在中国的进展能有极大的裨益。我将此事呈述圣座，而获得完全的同意，教宗且要亲自主持祝圣礼。因为教宗在罗马祝圣一位中国主教，对教会和中国而言，都将构成一件伟大事迹。不妨再甄选几位主教，同时蒲圻、蠡县两位监牧也升格为主教。”因此，刚枢机遵照圣座的指示为中国教会寻找出首批六位国籍新主教人选：

河北省宣化代牧区赵怀义主教（北京教区神父） 
山西省汾阳代牧区陈国砥主教（方济会士） 
浙江省台州代牧区胡若山主教（遣使会士） 
江苏省海门代牧区朱开敏主教（耶稣会士） 
湖北省蒲圻代牧区成和德主教（方济会士） 
河北省蠡县（安国）代牧区孙德桢主教（遣使会士）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日，刚枢机偕同六位国籍候任主教离开上海前往罗马。同年的十月二十八日，教宗碧岳十一世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祝圣了首批六位国籍主教。教宗亲自为中国籍主教所行的祝圣礼，也就奠定了中国教会本地化永续发展的基础。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中国圣统制成立时，中国教会已发展出一百三十七个传教区；其中九十九个晋升为代牧区，余下则为监牧区。由中国人任首长的有二十八人，当中二十一人被祝圣为主教，管理代牧区。此外，青岛代牧田耕莘主教也被教宗碧岳十二世擢升为中国以至亚洲首位枢机。

培育本地神职人员

        中国自古有一句谚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同样的，若要更具体的建立一个本地化的教会，就该从教育上着手。换言之，唯有本地神职受到更好的培育，才能在教会本地化的过程中做出实质的贡献。刚枢机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在1924年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中，就有一项决议要在中国各地建立十四间总修院，为有志修道的青年提供更高素质的神哲学培育。时至一九三六年，其中十一间已投入神职培育的行列，分别为：吉林(满洲国)、沙辣(北京)、宣化(河北)、汉口(湖北)、济南府(山东)、大同府(山西)、开封(河南)、成都(四川)、南昌(江西)、宁波(浙江)及香港仔(香港)。

        刚枢机不但重视中国文化，也要求修生和青年司铎要努力学好国语（白话文），以便日后的福音传播工作更具有说服力。他也鼓励代牧区或传教区的主教们选派合适的修生和青年司铎到北平辅仁大学，或上海震旦大学或其它大学去攻读语言或人文科学课程。

        刚枢机曾做过一次广泛的调查，计划选派一些修生到罗马乌尔邦学院去深造；让修生们在学术和教会精神方面获得更完善的培育。可是，外籍主教们的响应并不热烈。一九二六年国籍代牧区成立后，刚枢机的计划，才得到更大的回响。到了一九三三年，他离开中国时，已选派了四十多位修生到罗马深造，其中有于斌、范学淹、罗光和杜宝晋等人。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国教会的佼佼者。

创立主徒会

        刚枢机在他的著作里经常提到圣保禄宗徒的传教思想，即是以丰富的学识和使徒的精神去传扬基督的福音和建立本地教会。他认为圣保禄能够成功地归化雅典人，完全是因着他对希腊文化的掌握与了解。因此，他更坚信中国教会的本地化不该只停留在圣统制的建立，而更该仿效圣保禄宗徒的传教方法。当然在向人传福音时，我们绝不该有贫富之分，也不问学识的高低；但若要说服和感化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整个中华民族时，教会就需要有一批富有学识而又精通中国文学的神职。

        刚枢机亦发现中国神父在整个青年时期都集中精力在学习拉丁文，晋铎后便立刻投入传教工作，以至没有时间去研究人文科学，即便有通文学的，也不过是凤毛麟角而已。有鉴于此，他在一九三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创立了一个国籍主徒会，期盼这个修会能以文化传教，并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皈依上有所建树。

结论

        刚枢机在中国的十一年期间（1922-1933），以《夫至大》（Maximum Illud）和《教会事业》（Rerum Ecclesiae）两大通谕的传教思想完成了中国教会本地化的阶段性使命。

        在刚枢机的思想里，中国教会是属于中国人的，但同时也是与教宗共融的。这一点可以从他执行教宗的指示和偕同首批六位国籍主教到罗马祝圣的事件上得到左证。

        教宗本笃十五世的《夫至大》（一九一九）和教宗碧岳十一世的《教会事业》（一九二五）二大通谕，都给当时的中国教会指出了传教学的基本原则；刚枢机并以通谕的指示，突破了中国教会走向本地化的困境。按照今日中国教会的需要，现任教宗本笃十六世，也在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写了一封有关教会学和牧灵方面的信函。教宗再次强调教会的本质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而中国教会未来的希望则建基于宽恕与和好之中。但愿我们也能像刚枢机当年一样，以刚毅、恒心、服从和超越政治的态度去落实教宗给中国教会的新指示。　　　　　　　　　

刚恒毅对中国教会本位化及本地化的贡献

田英杰　陈爱洁译
　　

        刚恒毅总主教（其后擢升为枢机）尝言：“一九二二年，本人以宗座代表的身份抵达中国。我的印象是：古老的中国，随着帝制而跨台，而由于国民努力的工作和痛苦的挣扎，正在为一个新中国铺路。我当时也感到传教事业，当本着《夫至大》通谕（一九一九年）的改革精神，关闭她过去的史页，而另开一个饱尝历史经验和富有新活力的新纪元。当脱出传教区过度与筹备的性质而组织成中国圣统制。传教区宗徒事业艰辛而长久的工作，当可获得她成熟的果实。在此革命长成的变动时期，我以为一个有古代艺术，而且是具有真艺术价值的国度里，天主教艺术也应当配合传教的新倾向。”（注一）

        对刚恒毅总主教来说，中国教会的本地化和本位化的议题（尽管他并不熟悉这些词汇）在他心中是清楚的和相关的。这些词汇在现今已是十分普遍，对不少人来说已成为两个不同的议题。本地化说明使一个教会成为真正本地教会的过程，其基本结构和制度，主要由本地人员以自主的方式管理，能够主动地满足本地团体，包括天主教和非天主教团体的需要。本位化则是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使基督徒信仰植根于本土文化并以本土的形式来表达；另一方面，这本土文化的价值成为天主教信仰的一部份，从而充实这信仰。按照若望保禄二世的话，这是“福音降生在遗传的文化，同时，这些文化被引进教会的生活。”简言之，这是基督徒信仰植根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并与之整合。这两方面，刚恒毅总主教的确是一位先锋。

中国教会的本地化

        刚恒毅总主教在中国教会本地化的过程所担当的角色，必须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打从在意大利生活的时候，他已深深关注本土圣职人员和教会本地化的议题，这首先要多亏教宗本笃十五世于一九一九年颁布的《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谕。这文献标志着传教区新纪元的开始：在各层面，包括教会、社会和文化的本地化。教会强调有需要特别关注培育本地圣职人员，“因为这是年轻教会希望的基础。”教宗对这个大概是反映中国教会而言的实情表达不满：

尽管历代圣座一再敦促，但仍发生令人震惊的事，就是有些传教区域，天主教已传入数世纪，而本地圣职人员，至今只居次等的地位；也有某些国家，已很久蒙受信仰的光照，并已经由落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文明，以致拥有不少擅长各种民间艺术的人；然而，经过多个世纪受益于福音和教会的影响力，还没有主教来治理，也没有神父来教导自己的同胞。因此，直至目前为止，在教育本土圣职人员这方面所采用的方法仍有不令人满意和不适合之处。（通谕第38条） 

        刚恒毅枢机完全同意这看法。在那些年代里，中国教会情况存在着的炽热气氛，以遣使会传教士雷鸣远（Vincent Lebbe）神父和汤作霖（Anthony Cotta）神父领导的“天津运动”作为先锋。（注二）自一九一四年，雷神父已开始对中国传教区的情况和传教方式提出质疑，例如：为什么中国圣职人员没有享有外籍传教士的相同待遇，而主教不是由中国神父当中选拔出来照顾传教区；为什么中国教友不可以表现他们的爱国精神，争取国家完全独立；为什么天主教传教区应接受外国政府（尤其是法国）的赞助；为什么传教会建立自己修会的“殖民地”，而不是建立教会等等。

        这些问题同时在中国和欧洲引起强烈的反应。罗马完全意识到有关的问题。一九一九年，圣座任命广州宗座代牧光若翰（John Baptist De Guebriant）主教为宗座视察员，巡视中国所有传教区，好能收集有关它们地位的客观资料。光主教走访各地，接见多位人士。一九二零年六月，他把调查的结果呈交圣座。主教接纳雷鸣远神父所提出最有意义的看法：传教修会之间存在分裂的危险，他们各自使用自己的福传方法和教理书，因此有需要为中国籍圣职人员提供更充足的培育，逐渐任命本地主教。尽管如此，光若翰仍建议在处理法国保教权和西方文化等问题上保持弹性。

        刚恒毅总主教获任命宗座代表，也正是为了要促进中国教会的本地化。他完全意识到中国教会整体情况的缺点。他在前赴中国途中反省，“我可以想象到，在我的眼前约有五十位主教分布在中国各地。他们全都是外国人，全都是修会会士。难道这就是基督所愿见的教会吗？假如中国人视天主教为外国进口货色，与外国政治利益联系，难道这是中国人的错吗？”（注三）

        他后来描述昔日在中国的福传工作：“宗徒的方法不见了；传教区建立了，但不是教会。传教区与教会混淆。缺少的不是本土圣职人员，而是由本土圣职人员组成的本地圣统制。”（注四）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八日，刚恒毅总主教刚到达北京之际，“即感到光若翰主教巡视教务所得印象依然历历在目；他特别提出必须迫切实行圣座最近给予的指示。”（注五）按这个方向，他在中国全国五个区域鼓励召开主教会议（对上一次的这些会议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好作为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至六月十二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天主教教务会议的准备。上海会议是一次既重要又隆重的盛事。在会议的闭幕礼上，约五十位主教和数以百计的神父列队游行，吸引了数千人围观。这是教会一个难忘的日子。会议在其法案中引入一些准则，是强调中华民族一些积极的方面，他们的爱国精神和文化。多个委员会开始履行新策略，以更新传教方法。这些新态度受到大多数中国教友欢迎；但很可惜，外籍圣职人员当中，一些十分保守的当权人士强烈反对，而大多数传教士则对新态度不瞅不睬，继续按照原有方式工作。然而，刚恒毅总主教没有失望。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他在领受两个重要文件－－比约十一世的《教会事务》（Rerum Ecclesiae）通谕和《自登极之初》宗座牧函（Ab Ipsis Pontificatus Primordis）－－时写道：

因此，必须怀着勇气来检讨传教的方法，尤其尽一切努力实现教宗的计划，就是‘建立教会’。要达致宗徒们在西方达致的一切，‘不谋求自己的事，而是谋求基督耶稣的事’（斐2:21）。除非能让外教人看到教会交由中国圣职人员治理，否则空谈在广大外教群众面前展示天主教的普世性，变得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适宜由一些大代牧区开始，交由他们管理。（注六） 

        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刚恒毅总主教终于在一九二六年率领首批六位中国籍神父到罗马，由教宗比约十一世于十月二十八日亲自主礼祝圣为主教，作为迈向本地天主教圣统制的第一步。据刚恒毅总主教自己说：“在中国传教区历史中开辟新纪元。”（注七）他继续关注祝圣新的中国籍主教：一九三零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前往重庆，为四川省祝圣两位中国籍，即万县代牧的王泽溥及顺庆代牧的王文成。同年十月十二日，他又祝圣了刘锦文为山西汾阳代牧。一九三三年，另外三位中国籍主教在罗马由教宗比约十一世祝圣。

        刚恒毅总主教在改善本地圣职人员的培育这方面也付出了很多努力。遵照上海会议的决议，他推动成立总修院，为中国各地的中国籍神父提供更好的培训。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这位宗座代表前往开封，会见河南省的全体主教，商讨总修院的问题。五月二十九日，他致函他们，指出有需要向教廷传信部正式提交要求，强调“在面对宗座代牧要负责培育本土圣职人员这至关重要的议题，有关时间、方法和个人意见的分歧，是不应有什么关系的。”

        至于修院的教授，他认为只掌握拉丁文是不足够的，尤其对教授哲学而言，也非常需要掌握中文，好能更清楚解释艰深的词语和概念。（注八）

        一九二七年一月，刚恒毅总主教创立本地修会－－“主徒会”，其宗旨是为中国籍神父提供更好的培育，装备他们在知识分子中间履行使徒工作。

正如我已经暗示，有两个原则说服我创立这修会：在中国天主教已被广泛视为洋教，而且必须有一批熟悉和精通中国文学的圣职人员。就传扬天主教来说，至少该有一些中国神父具有高层社会所具备的文化素养。（注九） 

        刚恒毅总主教在中国（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二年）和在罗马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以及他对传信部（今万民福音传播部）的承诺所达致的最终成果，就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建立中国天主教圣统制。当时在一百零六个教区中，约有二十位中国籍的主教。此外，刚恒毅总主教在说服教宗比约十一世废除各国政府在天主教传教区施行保教权（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以及最终解决礼仪之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日）等方面均有所贡献。

基督徒信仰的中国本位化

        刚恒毅总主教非常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现时所称的“本位化”问题。刚恒毅总主教在雕刻和建筑等领域具有艺术才华和专门知识，他个人对文化和艺术很有敏锐的感觉，这有助他致力基督徒信仰的本位化。他本身是一位受过训练的艺术家。他在康科迪亚（Concordia）出任代理主教的十四年间（一九零一年至一九一五年），学习和从事雕刻和文物修复。一九一一年，他创办公教艺术工作者联谊会，并于一九一三年出版《圣艺》（Arte Sacra）期刊。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他被派到阿奎来亚（Aquileia）负责堂区和大殿的修复工程。因此，他具有相当好的理论和实际的艺术经验。

        刚恒毅总主教一旦到了中国，便深深意识到艺术在决定人对基督徒信仰的态度的重要性；他决定一个激进的政策，采纳艺术传教活动。一九二三年，即他被派往中国一年后，他鼓励发展独特的中国基督徒艺术。时机终于来到，两位宗座代牧，即湖北省汉阳代牧区高尔文（E. J. Galvin）主教和广东省江门代牧区华理柱（J E. Walsh）主教致函他，谈及有关的问题。他没有给予官式评语，反而是一篇颇长的文章，讲述文化适应的历史和原则，以及在中国的迫切需要。他忆述：

一九二三年我曾致函两位教长，详细讨论过这个传教区的宗教艺术问题。我指出： 
一．西方艺术用在中国是一个错误； 
二．保留外来艺术的性格，无异使人们视天主教为舶来品的误会一直存在； 
三．实际上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应采用当时当地的艺术； 
四．采用中国艺术不但可能，且是多彩多姿。（注十） 

        因此，他非常清楚地指出他对艺术的原则和信念：西方风格并不适合中国；在中国采用西方基督徒艺术，这给人的印象是，基督宗教是一个西方宗教，而不是普世的宗教；教会在其历史中曾采用和适应本地艺术形式；中国艺术和文化提供很多采用和适应的机会。（注十一）为了推动教会朝着这方向走，刚恒毅总主教鼓励上海会议声称它是其中一项建议：

在建筑和装饰圣堂及传教士宿舍时，不但可采用外国的艺术风格，也应该尽量并且按时机使用中华民族的本土艺术风格。（议决第四五三项） 

        因此，当刚恒毅总主教要处理上海会议另一个有关建立总修院的实际决定，他的艺术鉴赏力和认识便发挥影响。他特意邀请早前在蒙地卡斯洛（Montecassino）遇见的建筑家、荷兰籍本笃会士葛斯尼（Adelbert Gresnigt, OSB）神父，到中国认识中国的建筑风格，好能以本地风格设计建筑物。

一九二五年－－宗座代表亲自写道－－本笃会建筑家葛斯尼神父抵华。他很快掌握到中国艺术的精神，为美轮美奂的北京天主教大学提供图则并监督建筑工程。他亦为香港及开封的总修院，以及宣化主徒会总会提供图则，还监管其它小工程。他把中华传统艺术的元素用在他的建筑物，而且给这些元素灌输新的基督徒内涵。（注十二） 

        至于上述的主徒会总院，他告知：“葛斯尼神父为新修院拟订计划和图则，这好像建筑界的美丽花朵，在通风和宁静的山谷盛开，在四周的景致带来新鲜而和谐的音符，借着古老的艺术遗风而显出高贵的气质。”（注十三）

        第一间为华南地区而设的总修院，选址在香港。刚恒毅总主教得到香港宗座代牧恩理觉（Henry Valtorta）主教参与，物色并购买香港仔的一幅土地，经常与他书信往来。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一日，他从北京致函恩主教：

今天我用挂号邮寄了总修院的图则。它将是一座坚固而令人印象难忘的建筑物，成本不比任何外国风格的工程高．．．，在未来，当工程进行时，我会派本笃会建筑家葛斯尼神父给予适当的指示。这是首个把中国艺术应用到天主教机构的出色例子：其结果必定是完美的，好能以具体的展示来结束所有讨论。基督教徒已先于我们，在北京的大学建设起这类伟大建筑物，真是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们的建筑物看来更加优雅。（注十四） 

        耶稣会骆显慈（Michael McLoughlin）神父详尽描述有关的建筑问题、原稿的改编和最后结果：

设计院厦的人选，落在以善掌中国传统建筑特色而驰名的本笃会会士葛尼斯神父身上。原本的计划是一个宏大的四合院建筑，有台阶一直下伸向海边。后来决定改变计划，而整个雄伟的结构面向繁忙的大路较优于面对孤清的海水。三十年代经济动荡，使鸿图大计萎缩不少。格宁神父计划中四合院的一边经已完成；但左右两翼，正面的高楼，连同小圣堂本身，都在叹息中告吹了。虽然，修院未能完全完成，但仍可以见证建筑师的选任，是明智之举。凭着精心细选的颜色及装设，今日的修院仍是庄严和谐而出类拔萃的建筑物。（注十五） 

        在辅仁大学新楼的开幕礼上（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刚恒毅总主教称：

这座新建筑物的图则是由本笃会玛迪苏修院（Maredesous Abbey）葛斯尼神父完成：这座宏伟的建筑物是以现代中国风格构思，并且十分配合北京城一丝不苟和高贵的环境。中国人感到天主教大学不想让人认为是陌生或敌对的东西，而是借着它的出现、成长和移植，成为中国文化中的美丽花朵。（注十六） 

        刚恒毅总主教也希望一些圣堂以中国风格建筑，却往往未取得成功。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九龙的圣德肋撒堂。他要求葛斯尼神父草拟图则，而对方也呈交了两幅图则，都是恩主教喜欢的。可惜由葡国人领导的建筑委员会并不赏识有关建议，并要求本地的建筑师更改图则。

        然而，刚恒毅总主教并不完全满意外国艺术家从本地风格取得灵感的制作，因为他的理想和计划，是创造真正的本土基督徒艺术。

        一九五七年，他发表一篇题为“我们不要和稀泥的传教艺术”的文章。（注十七）他区分四种传教艺术，即输入的艺术、欧洲式的模仿艺术、外国人士从本地风格取得灵感的艺术，以及由本地艺术家创作的真正本土艺术，这正是他一直坚持的信念和选择。至于外籍艺术家从本地风格取得灵感的艺术，他写道：

我们欣赏这些把基督徒艺术本土化的尝试。它们主要作为解释基督徒信仰的要理内容的方法，以一种让本地人们更容易明白的语言说话。但是，这种艺术形式仍是边缘的尝试，并没有解决本土艺术的问题。我们的计划是把真正的本土艺术，即不同民族的天才的自然作品基督化……本地艺术家显然应该认识天主教会的伟大艺术传统。但是，他／她不应盲目地复制人物、背景、形式等。他／她必须明白基督徒圣像画的精神，必须吸收教会的触觉，并以自己比喻性的语言来表达。我们渴望本土民族的天才的原创性、真诚、真实的表达。无论如何，伟大基督徒传统的宗教及艺术文化不会阻止本地艺术家的真实而原创的表达。 
本土艺术家必须是自己民族的艺术的合法子女，尽管在基督徒触觉的影响下更新他们的艺术形式。基督徒信仰并不去掉各民族的特性，而是以新的恩赐加以充实。的确，在中国、日本、韩国、印支半岛、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地的新基督徒绘画流派，已成功以画笔来演绎他们的艺术诗意，是如此属灵的，来庆祝基督的奥迹。他们的艺术是完全基督徒的艺术和深刻的本土艺术！（注十八） 

        最初，刚恒毅总主教对于未能找到天主教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而感到失望。他要等待数载才能开始实践自己的理想和计划。

在一九二九年，（注十九）有一天，我在北平（今北京）参观了画家陈缘督先生的个人画展。我注意到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在国画方面的着色非常精巧，构图非常坚定，尤可欣赏的：是他的画充份表现了精神与诗意的天才。可说他用的线条成了音韵，他用的色彩成了乐章。我邀请他来到宗座代表公署，向他谈及圣母，给他诵读圣经，把意大利的几幅初期画图或一些宗教艺术作品供他参考。几天以后，他画了一幅圣母朝拜圣婴的绢画，拿给我看。这幅美丽的中国像刊载在各传教杂志上，竟成了中国天主教新画的里程碑。一九三二年圣神降临节，陈先生受洗入教，取名路加。（注二十） 

        其后，陈缘督（陈煦，一九零二年三月至一九六七年）应邀在北京辅仁天主教大学艺术系讲学。他成立了一个天主教艺术家团体。他们的作品在北京和西方享有相当的成就。他的学生包括陆鸿年、王肃达、徐济华、刘河北，以及其它艺术家。辅仁大学艺术系制作了超过一百八十件基督徒艺术作品。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连续三年艺术系都举办画展。由于刚恒毅总主教的关注，它亦于一九三八年在布达佩斯、维也纳和梵蒂冈（罗马）举办巡回展览。

        另外，根据林瑞琪的研究，陈路加的作品除了自一九二八年起在香港《公教报》刊登外，更自一九二九年起得以在美国玛利诺会杂志《远方》（The Field Afar）。（注二十一）一九三零年代，美国的《生活周报》（Life Weekly）为他开设专栏，介绍他的作品。随着共产党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辅仁大学的基督徒绘画班被迫结束，而艺术家亦分散到各地。然而，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刚恒毅枢机在罗马主持刘河北的宗教画展。刘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来赴加拿大。现时一些年轻的天主教艺术家正重新开始他们的事业。

        刚恒毅总主教关注的另一个本位化问题，就是中国语文。随着中国当局大力推动语体文，他于一九三零年八月一日致函所有教区领袖，提出有关使用语体文（白话）的指引：

－－在每个代牧区或传教区，如果有中国籍神父喜欢学习古典文学，应该让他们潜心研究。 
－－其它所有中国籍神父应好好地掌握“白话”，好能在讲话和书写方面准确使用。 
－－外籍传教士应尽力学好新语言，“延续老传教士的优良传统，因为在外国人当中，这些传教士首先出版美丽的作品，把外文书籍翻译成中文。我在此想起，在中国的圣职人员，包括本地和外籍的圣职人员，在学习文学这方面，都克尽己职，至今亦如是，透过他们对新语文的深入认识，能够撰写善工和圣人传记。”（注二十二） 

检讨结果

        正如我们看到，刚恒毅总主教的努力，在教会的本地化这方面享有很好的成就，但在涉及本位化这方面，却遇到很强烈的反对。这位宗座代表完全知道，要把基督徒信仰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事业是多么艰巨，因为外籍传教士仍普遍存有保守的思想，以及用西化的方式来培育本地的圣职人员和平信徒。除了这些因素外，其它导致失败的外在因素，主要是持续了数十年的政治动荡，接着是政府的改变，对宗教施加诸多限制。然而，有些成果也达成。华籍学者顾卫民指出：

基于某些原因，好像刚恒毅这样具有才智的人物，在二十世纪初推行的本位化的效果有限，但与前一个世纪相比，他们已把教会的‘殖民地’特质减至最少。与此同时，他们喜欢宝贵的经验。我列出一些方面：教会脱离殖民地政治；信仰摆脱外在的表达形式，好使每个国家能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信仰；所有民族的文化都享有同一的尊严；好信友应该是爱国的好公民；建立本地教会之后，传教士应退位，让本地圣职人员肩负管理的责任，好使教会能够植根本地社会。（注二十三） 

        现时，不论在中国大陆或在散居各地的中国人当中，仍有很强烈的保守态度。当一位华人艺术家应邀替圣堂绘画，他的作品总会遇到这样的批评：“这幅画……太过中国化。信众更喜欢好像达文西的‘最后晚餐’的作品。”虽然在中国，基督宗教已是正式认可的宗教，但外国模式仍是优先的。因此，中国基督徒艺术陷于本位化与模仿古典欧洲基督徒艺术之间的冲突中。

        一方面，有关方面愿意借着采用本土的艺术形式来推动基督宗教的本土化，从而使广大群众更容易接触；但另一方面，很多中国基督徒正从基督宗教寻找“不同的”、“外国的”层面。因此，把基督徒主题融入传统国画，变成一个漫长的过程，至今仍需要时间。今天，对中国天主教徒来说，本位化继续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结论

        刚恒毅总主教认为，真正的本位化的首要责任显然是落在本地信徒的身上。这变成一个来自他们的伟大期望，尤其是来自赋予艺术才华的人士，在任何领域，从绘画到建筑、从音乐到礼仪，从富象征意义的教理讲授到神学思辩等等。这并非易事。困难不但来自艺术本身，正如有一天刘河北对刚恒毅总主教承认：

你和很多人鼓励我保持我的中国风格，避免把东方艺术跟西方艺术混淆。我尽力做自己。但是，除了利用一些技术上的权宜之计外，这项工作并不容易。我真的深信，在艺术的领域，东西方很难融合。因为在东方，艺术是从一种精神视野呈现出来，而这种视野改变物质的现实；但在西方，艺术力求以一种更现实的风格坚持物质的美。（注二十四） 

        真正本位化的挑战也引来困难，因为它与个别信徒协调一切价值观的过程息息相关；他们从不同的来源，主要从他们过去和现在的文化，从他们的基督徒信仰经验和生活方式得到这些价值观，并把它们转成自己的血肉和生命，融会合一。这是刚恒毅总主教在陈路加身上看到的重要过程，正如陈氏在领洗后承认：

直至目前为止，当我绘画一些基督徒主题时，我感到心神不宁：我好像在别人家中的陌生人。现在，再没有这样的情况。我是教会的儿子，并与我绘画的对象对话。我同时祈祷和绘画，而圣人们也回答我。我感到挚诚的喜乐，这成为新力量的泉源。祈祷就是向上主高举心灵，与祂交谈，与童贞玛利亚、与圣人们交谈。圣艺确实具有一些幅度，使它更接近祈祷，而这可以被视为比喻性的祈祷。事实上，祈祷是向天主表示谢意和敬意；这是敬拜和敬礼的行动；这是圣召。由于祈祷应是真诚和清晰的，因此，圣艺也必须是真诚和清晰的，没有任何武断、虚假和深奥的表演。（注二十五） 

        的确，本位化确是所有基督徒必须面对的挑战，不管他们是何种文化，均要正视本位化的问题，然后才可以使信仰成长，并展示信仰的成熟。在东方国家，这项挑战更为迫切，由于全球化的过程持续，现时有许多人还在质疑基督宗教是否真的可能在东方文化中降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