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征祥与中梵外交关系

陆征祥在巴黎和会对中国的贡献

林瑞琪
　　

        今年不但是中国天主教名宿陆征祥院长逝世六十周年的纪念，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九十周年纪念。陆征祥院长与巴黎和会关系密切，他是战胜国中唯一拒绝与德意志签署和约的与会代表，事件亦突显出和会上列强对中国的不公，以及国人在世界舞台寻求公义和尊严的决心。

生平回顾  

        罗光总主教早在一九四九年着有《陆征祥传》一书，而且有亲自拜访陆牧的机缘，所以该书的参考价值十分丰富。但该书着墨于陆征祥院长的外交生涯篇幅不多。有关陆征祥院长的早年生平，前辈公教史学家方豪神父有如下的记载：

陆征祥字子欣，亦作子兴，号慎独主人。上海人，同治九年（一八七一）生。父云峰公为新教徒，曾在伦敦传教会工作，八岁丧母。仅能在私塾读完四书及半部礼记。十三岁，入“广方言馆”就读，从Alphonse Bottu习法文。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因病辍学一年，愈后回馆卒业后，即赴北京改入总理衙门所设同文馆，从Charles Vapereau继续学习法文，并攻读外交学与国际关系。（方豪，1973，页326） 

        按这段记载所述，陆征祥是早在年幼时已立志在外交界创一番事功；然而，他在进入外交界之后是否顺利，却属另一回事。

        罗光总主教在书中讲论陆氏在巴黎和会前的外交生涯部份，只有约二十页（页88至108），但却颇能道出陆氏个中的痛苦。一九一八年底，陆氏以外交总长身份承命担任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时，已是政坛元老，而且两度出任国务总理，多次担任外交总长，饱经历炼。然而，陆氏的外交以至组阁的生涯，都充满着郁抑及不忿，尤其是在袁世凯的指令下，于一九一五年代表北洋政府签署备受指责的中日《二十一条》密约，更令陆氏耿耿于怀，当时陆征祥尝言：“三四年后，一辈青年不明如今的苦衷，只说陆征祥签了丧权失地的条约，我们要吃他的肉。”（罗光，1949，页105）

        二十一条分为五号。第一号为关于山东者，中国允许日本承继德国在山东一切权利，山东省内及其沿海土地岛屿不得让与或租与他国；烟台或龙口至胶州铁路，由日本建造；开山东省内主要城市为商埠。（郭廷以，1979，页445）

        巴黎和会既以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而日本又处心积虑透过这次和会，将一系列包括《二十一条》在内的中日秘密协议予以合法化。另一方面，中国以陆征祥为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以其后的表现而言，陆氏在行前已决心置自身于不顾，坚决要在和会为中国争取最大权益，一场以弱搏强的外交战争于是拉开序幕。

巴黎和会的起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主要战场一直在欧洲，所以又称为欧战。早在一九一五年，陆征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局面有所期望。他曾言道，“将来战争完毕，必有大会，以历史上观之，当日柏林会议、维也纳会议，凡间接关系之国均可加入。此次战事牵动全欧，或亦令间接关系国加入，亦未可知。”（石建国，1999，页203）由此可见，陆征祥早在中国尚未对德宣战之时，已致力维护中国在战后新秩序上的发言权。意想不到的是，一九一七年二月，美国对德绝交，劝中国采一致步骤。（北洋政府）段内阁即以德潜艇袭中立国船只为名，提出抗议。三月十四日，公布对德绝交。（郭廷以，1979，页466）中国最终能冲破阻力对德宣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关系国。（石建国，1999，页203）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处理战胜国分赃问题而举行的巴黎和会，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开幕。（《日本侵华七十年史》，1992，页182）对于巴黎和会，当时的中国人亦怀有一定的期望。史学前辈胡绳这样写道：

巴黎和会举行前，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国会演说提出了“十四条”作为这次和会的主旨，其中表示，对于一切殖民地的处置，应顾全各殖民地的利益，并且表示，大小国家都要互相保证政治自由和领土完整。这就使中国的知识界对这次和会寄予很大希望。以为可以利用这机会争得中国在世界上平等独立的地位。（胡绳，1981，页958） 

        因此，中国代表团方面的期望，可归结为四项：（一）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省内之一切权益，不由日本继承；（二）取消二十一条全部或一部；（三）取消外人在华之一切特殊权益；（四）结束德奥两战败国在华之政治经济特权。（石建国，1999，页215）

陆征祥与中国代表团的组成 

        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团长，（《日本侵华七十年史》，1992，页182）而其它成员，亦由陆氏决定。（应俊豪，2001，页77）陆氏所选的代表，完全摒除了亲日派成员，正式全权代表有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比利时）公使魏宸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1992，页182）

        有关南方政府与北方的分裂，是由于一九一七年国会遭武力解散后，孙中山先生呼吁国会议员南广州行使职权，而牵引出北洋政府与南方革命政府对立的一段历史。（郭廷以，1979，页470）

        以代表团人选而言，当时已可以算是学养才干与人望俱臻至境。然而，人选虽佳，却出师不利：

顾王施魏、皆由任地赴巴黎。（琪按：石建国称魏辰祖与陆同行，见石着页206。）惟陆征祥自本国启程。北政府预备和会应用一切重要文书。皆由陆氏亲带。船经日本。忽被日人窃去丁字文书一箱。盖日本急欲探我国提案之内容。（刘彦，1979，页542） 

        虽然如此，陆征祥仍全力避免受日人所制，但日本却千方百计对中国代表团施加影响。陆征祥赴法途中在日候船，（日本）外交委员会决定对他做工作。先由中国亲日派、驻日公使章宗祥为他安排了正式访问日程，包括访问外务省、天皇接见、首相午宴等，陆称病辞谢，章对北京以辞职相要挟，陆只接受了访问外务省。（《日本侵华七十年史》，1992，页184）由此可见，陆氏途经日本期间，已经意料到其后日本将对中国的权利有所图谋，因而自始至终全力抗拒。对于南方军政府的代表王正廷如何加入中国代表团，石建国有详细记述，当中更显示陆征祥的胸襟广阔，以中国为重：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日，陆征祥自横滨搭轮出海赴美，二十四日行抵美境。二十九日晚到达纽约。美国政府已特在五万八千吨级的“佐治华盛顿”号上为陆征祥一行预留了舱位。定于三十一日起航赴法。在纽约短暂停留期间，陆征祥遇到了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王正廷是作为军政府代表赴美，运动美国政府承认南方政府的。但美国拒绝与其会见。王正廷在获知中国参与巴黎和会代表陆征祥抵达纽约的消息后，前往拜会陆征祥，双方晤谈甚洽。于是，陆征祥决定邀请王正廷同船赴法。他还专门致电北京政府，请国务院委派王正廷为媾和会议中国政府代表，他的请求得到了北京政府的同意。这样，王正廷便成了即将成立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石建国，1999，页212） 

        陆征祥在北方政府未有与南方政府正式议和之前，在甚至是美国政府也避嫌不与王正廷会见的现实下，竟能摒弃国内南北的分歧，而力邀王正廷作为正式代表的一员，实在难能可贵。

巴黎和会的过程  

        巴黎和会共有二十七国、七十名代表参加。日本作为二大国之一，有代表五席；中国只有代表二席。全体大会极少开会，亦无权力，而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大会主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意大利总理奥尔兰多等四国首脑所组成的‘四人会’主宰一切。四人会在极端秘密之下进行，各国外长只能在旁边屋子里听候咨询，连美国国务卿兰辛都称之为‘秘密外交’。（《日本侵华七十年史》，1992，页184）有关山东问题的背景，徐中约教授这样写道：

一八九八年，当时德国从清政府租借山东省的胶州湾作为海军基地，租期为九十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是中立国，而日本加入了协约国，并将德国驱逐出胶州湾；随后，日本占领了山东的大部份地区。为了使占领合法化，日本将这一点包含在确认其山东地位的二十一条条款中。（徐中约，2001，页503） 

        在大会的预备阶段，中日双方已几度角力，而陆征祥贡献尤大。对此，石建国这样描述：

和会开幕前，中国代表团曾遇到一次有惊无险的暗算。日本极力想排斥中国，在预备大会上声言：“中国未出一兵，宣而不战，应不下请帖，不为设座。”陆征祥闻言，当即以中国外交总长身份起而反驳：“于外长任内，准法使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二十万人，掘战壕，搬炸弹，制枪子，无论在后方，前线，华工均奋勇当先。中国何负协约？”（石建国，1999，页215） 

        陆征祥侃侃而谈，令与会各国代表颇为动容，各国代表遂一致通过给中国下请帖设座位的决议。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石建国，1999，页215）

        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的“十人会”（The Council of Ten）上，山东问题浮上台面，中、日代表因此产生激烈辩论，进而引起一九一九年二月二日在北京发生的日本公使小幡西吉恫吓事件。小幡不但以严厉的口吻要求北京天府约束中国代表在巴黎的言行。（应俊豪，2001，页114-115）小幡的举措，反映出中国代表团在大会的过程中力争中国权益，的确已刺到了日方的要害。一月二十七日，巴黎和会讨论国际联盟问题，陆征祥用娴熟的法语在大会上发了言，他说中国赞同成立国联，并愿扶助西方诸国共同铲除战祸。陆征祥的发言，虽寥寥数语，但精辟异常，在欧洲各国舆论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石建国，1999，页217）

        至于和会中有关山东问题的讨论，陆征祥并未直接参与。据罗光总主教所载陆氏自述的理由是：“正月二十七午后三钟，五国会议。关于青岛问题，先由秘书通知，并密告预备，嘱祥暂避，先派他员前往，藉留余地。”（罗光，1949，页112）结果，顾维钧获派为正式代表出席并申述中国的立场。一月二十八日，顾维钧在会上发言：

中国代表、向和会请求将胶州湾、山东铁路、及从前德国享有山东各权利，交还中国。其理由已详述说帖，中仅就大纲原则而言，所有德国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其它权利，即应直接归还中国。该地为中国领土完全关系，不可稍有亏损。人民三千七百万，自有历史以来，为中国种族，操中国语言，奉中国宗教。该地租与德国之原委，早为世界所共知，当时因教案问题，德人用武力要挟，中国不得已徇其所请。以形势言，胶州为中国北部门户，为自海至京最捷之径路，盖胶济铁路与津浦铁路相接，可以直达首都，仅为国防计，中国代表断不能听任何他国于此重要地点，有所争持。以文化言，山东为孔子降生之地，即中国人民所视为神圣之地，中国进化，该省力量居多。故该省为中国全国人民目光之所集。以经济言，该省地狭而民庶，面积不过二万五千英方里，人口多至三十七兆，人烟稠密，竞存不易，设有他国侵入其间，不过鱼肉土民而已，亦不能为殖民地。故以今日和会所承认之民族、及领土之完全，各原则言之，则该地归还中国，实为应得之权利。中国代表观此一举，为公正和平中条件之一。若和会另有看法，则中国全权，不能不认为一误再误，惟日本军队，为中国驱除德人势力于山东，中国深为感荷。英国于欧战危迫时，仍能出力相助，亦中国所深佩。其它联盟诸国，与德相持，使不得分兵东扰，亦中国所不能忘。但感荷之忱，虽至殷切，若竟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以为酬报，由此再酿后日纷争之种子，不但中国之不幸，亦世界之不幸也。中国全权、深信和会于德国在山东租地、及他项权利之处置，必能重视中国之政治独立，及领土完全之无上权利也。（刘彦，1979，页558-559） 

巴黎和会的失败与五四运动  

        虽然顾氏的演说很有说服力，但对事情没有很大的帮助。徐中约指出，“对山东问题的政命一击，是一九一八年九月北京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秘密协议，日本给中国军阀政府二千万日元的贷款，以获取在山东修建两条铁路，在各要塞驻军，及训练指挥中国路警的权利。在北京的指示下，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欣然同意’这些条款。”（徐中约，2001，页504）在大会上日本代表平静地公开了一九一八年与北京的秘密协议，指出中国参战后已‘欣然同意’山东问题。“中国的争论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山东的命运木已成舟。”（徐中约，2001，页504）

        大会在山东问题的讨论迁延多时，一直未有解决方法。美国总统威尔逊是少数同情中国的西方领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记述，

四月十五日，威尔逊让兰辛“五人会”（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外长组成）上提出“一揽子方案”，即首先命令德国放弃一切的殖民地，在未作最后处理之前，由协约国和参战国共同管理。日本代表以山东情况特殊为理由，予以拒绝。第二天，威尔逊改为由五国共管，日本也坚决拒绝。第三天，威尔逊就彻底妥协了，同意日本向“五人会”提出处理山东问题的“特殊条款”草案来讨。中国被完全撇在一边了。（《日本侵华七十年史》，1992，页187-188） 

        和会上山东问题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二千余人在天安门举行集会，高呼“还我山东”、“拒签和约”、“外争国柱，内惩国贼”等口号。会后又进行了示威游行。……五月至六月，要求拒签和约的通电雪片似地飞向巴黎，共达七千多封。这样是闻名世界的‘五四运动’。（《日本侵华七十年史》，1992，页189）

中国代表拒签和约  

        北京政府的立场是惟恐失日本之欢，又以和约中若干规定，对中国尚属有利，例如德国放弃辛丑条约所得权利，交还天津、汉口租界，倘不签字，不仅不能获得，且不能加入国际联盟。但在举国反对声中，不敢明白表示，命代表相机办理。（郭廷以，1979，页483）至于巴黎方面，中国代表团却决定以拒签和约作为抗争，并以辞职来明志。罗光总主教对此有很详细的记述。“六月二十八日，午后三点，协约国代表，礼服礼帽，齐集明镜殿。经过半年会议的和约，于今由二十七国代表正式签字。中国代表却缺席不到。同日兴老（琪按：即陆征祥）与顾、王、魏四人联名政府，引咎辞职。”（罗光，1949，页114）当时的电文如下：

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未敢放松者，因欲使此问题留一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窃查祥等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由此以往，利害得失，尚难逆睹。要皆由祥等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主座及全国之忧。乞即明令开去祥外交总长委员长及廷钧组等差缺，一并交付惩戒。（罗光，1949，页114-115） 

        拒签和约一事上，时人给予陆征祥很高的评价，当时《申报》赞誉陆征祥为“历史的伟人，毫无疑义”。（石建国，1999，页236）石建国更透过陆征祥与当时人的对话分析指出“一，中国代表力拒签字，全系‘苦心孤诣独断独行，无非尊重民意，毫不为北京政府乱命所挠，’二，陆征祥一直在运动北京政府作出拒签的决断。因此，拒签的头号功臣是陆征祥无疑。”（石建国，1999，页237-238）

        北京方面不但“交付惩戒”谈不到，连准予辞职政府也不能办，而且政府还承认不签字为对；因全国反日情绪极为激烈，各地民众示威，焚毁日货。乃于七月十日，外交部正式发表不签未命令。（罗光，1949，页115）至此，中国代表团在万般困难中扭转了弱国无外交的命运，确立了中国的尊严。

        中国代表团没有在对德和约(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反映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肯屈服的精神。日本终究未能在山东问题上取得合法权利，而山东问题也成为悬案，直到一九二二年，华盛顿会议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才得到有利于中国的最后解决。（《日本侵华七十年史》，1992，页190）

        为了拉拢日本参加国际联盟，威尔逊牺牲了中国；然而他却不能使自己的国家加入到这个国际组织中。更加讽刺的是，一九三三年第一批退出国际联盟的国家中，日本位居其一。至于中国，虽然拒绝了对德和约，但却和奥地利签定了条约，因此自动成为国际联盟的一员。（徐中约，2001，页506）

结语  

        陆征祥院长勇气可嘉，行事往往不着意于一时一刻的得失，而要坚持原则，所以才有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的精彩一幕。

        陆征祥大公无私，作为北洋政府大臣，却能坚决以大局为重，力邀南方代表王正廷加入。王正廷亦不负众望，于民国政府统一国定之后，出任外交部长，对中国贡献甚多。

        陆征祥逝世后的几十年中，对他的评价颇为两极化；有关他作为宗教人士，教会内有很崇高的赞许；但却对他的内政外交功绩，略而不谈。方豪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对陆氏的生平介绍，篇幅不多，有关政治方面的少之又少，且更将功劳推给王正廷。（方豪，1973，页328）

        教会外的学者，则着重陆征祥在政界的得失，往往指责他柔弱及怕事的一面。台湾的年青学者应俊豪至今仍持此看法。（见应氏书页77。）但由巴黎和会的一事来看，陆征祥在清末民初整个不利于中国的大环境之下，能尽最大的力量以维护中国的利益，已可算是无愧于人了。国内学者石建国引黄远庸的评语，最能道出陆征祥在这大时代中的特质，

陆君恂恂下人，出言有章，盖一绝好欧西绅士之风度。然其体质既羸，一见若弱不胜衣者。又其谈吐超俗，似于吾国之社会人事不甚融解者。记者退而语吾之同人，此君涉足于中国今日政界，犹以一叶泛于波举风发之大海，未有不颠覆者。若其水波明静，则轻篙孤桨，飘飘何啻神仙中人！（石建国，1999，页117） 

        这段评语十分中肯，解释了陆征祥院长为何对民初政局未能拨乱反正，但亦间接解释了何以陆征祥院长在晚年修道，更能如鱼得水，而成就一段中外人文理想交流的美谈了。

         参考书目：  

• 应俊豪，2001，《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台北，国立大学历史学系。

• 徐中约着，计秋枫、朱庆葆译，2001，《中国外交史（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石建国，1999，《陆征祥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1992，《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胡绳，1981，《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 郭廷以，1979，《中国近代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刘彦原着，李方长增补，1979，《中国外交史》，台北，中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 方豪着，1973，《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三册），台湾光启出版社、香港公教真理学会。

• 罗光，1949，《陆征祥传》，香港，真理学会。

陆征祥院长年谱

本刊编辑室
　　

爱教爱国的陆征祥

陈方中
　　

        陆征祥（1871~1949）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外交家，原是基督教信徒，上海人，父亲是协助牧师的传道，在这种背景中，陆征祥在私塾接受教育后，即进了上海的广方言馆，及后入北京同文馆。陆征祥以精通俄文及法文的条件，出任外交官。外交官生涯的点滴本文不述，只是因其任外交官驻俄，乃得与比籍女子培德（Berthe-Francoise-Eug?nie Bovy）结识，进而相恋结婚；结婚十一年后，陆征祥平淡地皈依天主教，他自己在以后的回忆中说：

我之归正，并非回头归正。因为我并不是受任何外界的影响，或依照我本人以预定计划。……我之归正，乃是一种圣召。天主引导了我，天主召叫了我，我所做的事，简单极了，只在认清外界的事实和环境，与乎内心天主圣宠所彰明昭示于我的圣召；同时也认清为答应这种久而明的圣召。……我就不能不成公教信徒。(注一) 

        成为公教信徒的陆征祥，与其妻培德约定，在培德去世后，陆氏将入修院隐修。一九二六年四月培德逝世，翌年五月陆征祥葬培德于布鲁赛尔，七月遂入布鲁日（Brugge）本笃会圣安德修院，自此后迄一九四九年去世，几乎所有时间皆隐居于此。仅因德军于二次大战期间，曾迫修士离院而短暂寄民居，可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本笃会修士。

        陆征祥虽在隐修后脱离俗世，仍关心中国，此可由其与罗光的通信中清晰得出此结论。罗光于一九三六年开始与陆征祥联系，当时罗光是晋铎未久的年轻神父，在传信大学教书，对于促进中梵建交极有热诚，陆征祥的外交背景及人脉，自然是罗光亟欲联系及了解的；陆征祥遁居海外，骤得相似背景同胞，亦引为知音，忘年相交，通信甚繁。罗光甚为重视与陆征祥之通信，编辑《罗光全书》时，将与陆征祥通信全部收入。辅大天主教文物馆中，现藏有陆征祥资料一批，多为陆征祥致罗光信件原件，起自一九三九年，迄一九四八年，本文所述是这批数据中，显现出的隐修中的爱国者陆征祥。 

壹．隐修中的爱国者

连日报传，国内消息异常紧急，读之令人心悸。国难重迭而来，当局处境在万苦千死中打出生路。回想　先总理一八九五年诱禁伦敦使馆时，援救乏人，全赖祈祷始得脱险。故祥自去岁六月二十九日忝晋铎品以来，每晨六时进堂献祭，不忘为国内领袖要人虔诚祈祷，于平时加诚祈祷，于危急存亡之际，区区之忱当蒙上主垂鉴默许佑庇也。 

        这封发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的信，是陆征祥致罗光的第二封信，信中所称异常紧急的情势，应系“西安事变”。陆征祥关心之情，跃然纸上。一九三八年十月五日陆征祥致函罗光称：

兹奉到　于野声主教由航空邮递到‘告全国教胞’伟论一篇，拜读之下且佩且感。特速附上台阅。可否分神译登观察报，此篇文字独具慧眼，非于主教不克发挥教宗通电之精神之爱华热诚；非我神兄代译意文，恐非他人所能尽量推测野声主教之怀抱之远大目光也。 

        此封信函所发时间在对日抗战一年以后，于斌已在为救济难民赴欧美后回到中国。一九三八年是教宗八一通电十周年，在该篇通电中，教宗在欧美列强之先，首先承认了统一中国的国民政府。于斌所撰之“告全国教胞”一文，即在此背景之下写成，和一年前他所写的“为芦沟桥事件告南京所属教胞书”一样，都是鼓励天主教教友爱国，祈祷和平、准备应战的呼吁。（注二）既提及教宗的八一通电，即带有按教廷过往立场对待中国之希求，此为提醒教廷之部份，不在此背景中的外国人不易理解，所以陆征祥会说“此篇文字，独具慧眼。”也希望了解此背景之罗光翻译为意大利文；但刊登于《罗马观察报》不易，当仅系陆征祥的希望而已。

        教廷为照顾各国家或地区的教友，对现实政治，往往抱持接受现状的态度。一九三八年九月十日，教宗庇护十一世在冈道尔夫行宫接见了由满洲国外交部长韩云率领的特使团。罗光应有函件向陆征祥抱怨教廷外交作为，陆征祥在十一月三日回信，先说教廷爱护中华，“出于至诚，致梵蒂冈外交方针各方面都有信徒、传教士，或外交代表，或宗座代表，所处地位迥出寻常，不可以普通眼光窥之。”然后按其多年从事外交之经验，告诉罗光教廷外交目的与一般国家不同，对于满洲国，“即有事实之承认，于我无伤，于传教有益，不可与德义之波兰承认，有邦交之作用同日而语也。”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五日陆征祥有一封致罗光之长信，一开始就说：“今年另封寄上《益世报》海外通讯第一号。”《益世报》在天津发行，是一份充份表达爱国情怀的报纸，一九三七年日军占领天津后立即被迫停刊。于斌因为雷鸣远敦请，乃在昆明筹备复刊，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益世报》在昆明重新问世，一九三九年二月由陆征祥负责编辑之海外通讯亦出刊。由日期观察，这当然是在此前数月的筹备期间，于斌将此工作托付隐院中之陆征祥，而陆亦因抗战有责，虽身在隐院而慨然应允。

        在同一封信中陆征祥也提到了庇护十一世去世消息，在信写完后，陆征祥有感而发，对中国及世界局势评论说：

再启者：值此世界出轨，人心浮动，非有三代以上人物挺身而出，不足与言治国平天下，蒋委员长及野声主教两人，异其地位职责，而同其怀抱，环顾国内，未见他人。故能同心同德，犹比之亚尔倍前王，与梅西爱主教，携手同行，共同维持危局，卒到凯旋旧都，举行感谢胜利大弥撒，以报答全国士民，不愧保国保民保土之领袖。此二人者，殆将复见于东亚五千余年之古国耶！ 

        陆征祥将蒋介石与于斌比拟于第一次大战期间的比利时国王亚尔倍与梅西爱枢机主教，期待中国能同样在此二人一政一教的领导下，艰苦抗战，终能获胜，其爱国之心，全然显现。

        这封信发出未久，新任教宗庇护十二世被选。罗光在《陆征祥传》中如此描述：“我急函兴老，恳他设法电请中国政府派使参礼。并以顾维钧大使或钱泰大使派任专使为宜。”陆征祥赞成他的意见，三月六日回信给罗光，“新宗座加冕机会亦不多得，所拟人选尤属确当。”然后他还要罗光尽速和于斌联系，因“于斌主教关怀教廷遣使，亦有年矣，或亦想到致电中央，条陈此节，正可与去电互相引证其重要性。”（注三）陆征祥运筹帷幄，终于促成了三月十一日顾维钧以特使身份扺达罗马参加庇护十二世就任典礼。这是中国正式遣使教廷的首次。

        陆征祥最佩服的教会人物是马相伯。他在马氏百岁寿辰前向罗光去信：“相老为公教耆宿，创办震旦大学及种种慈善事业，功在国家。自沈阳事变，唤起国人，奋发自救，有不还我河山不止之呼声。　相老实为共起救国，加紧努之楷模。”（注四）

        马相伯于半年多之后在越南谅山去世，消息传来，陆征祥特制成卡片广扬于其欧美友人，以为追悼之意，卡片背面系中文书写制卡原由，卡片正面右侧则有马相伯肖相，法文马良生卒介绍；左侧则有马相伯“还我河山”墨迹，马氏乃于一九三二年十月撰成此语。陆征祥藉此呈现出他如马相伯一般爱主爱人爱国之思，以及他“还我河山”的希望。

        陆征祥在修院中有其它卡片亦可表示其爱国之念。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他在致罗光的卡片中对欧洲局势表示忧心，“惟有祈祷上主垂怜。”这张卡片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制作，正面是国民政府国徽配以孙文肖像，下有国父去世前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另有信纸，左上角有一四方小图，绿底红心，红心内写“万众一心”四字，小图四角则撰“毋忘国耻”四字。此信纸普遍的使用在他与罗光的通信中。一九四零年代德军占领比利时期间，曾检查信件并禁用英法德义等语之外语文通信，在此情境中，“万众一心”、“毋忘国耻”小图，实有无言胜有言之效。在陆征祥去世前两个月，他写信给罗光：

国难重重，不知何日主心厌乱极，救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耶。今日邮呈传信部枢机、刚总主教、又代理国务卿相师行实比约十一世覆谕，又相师小张纪念，略备简单小启，略说赤祸临头，并恳代祷。倘三处有所表示，恳代陈敝意，一以感谢教廷为我预筹各节，并表示同情。一以恳求继续多多代祷。 

        即将走完人生旅程的陆征祥，念念不忘的仍是中国，期盼藉己微力助中国外交能得维持，此乃其爱国心最后真诚的呈现。 

贰．中国教会的重要参与者

        一九三九年庇护十二就职，中国派遣特使前来祝贺。罗光想打铁趁热，使此一专使正常化，从而建立中梵正式邦交。陆征祥得知罗光想法，回复罗光：“中央外交主持有人，自有权衡，索居海外者，势难测知一二方面。盖非全局洞烛，难于进言。而建议如前者遣派贺使事，开礼节往来，越俎代谋，毫无关系；涉及政策，未便代庖，且影响全局，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公私两害。”

        罗光询问陆征祥派遣特使驻教廷的背景，来自于欧战爆发后的新形势。庇护十二世忧心战局扩大，在一九三九年圣诞前夕提出和平五原则，希望各国息争解纷。在此情况下，未与教廷通使的美国乃于一九四零年二月二十七日派其私人代表泰勒往教廷晋见教宗，并呈递罗斯福总统亲笔函。或因如此，由国民政府主席或蒋委员长派遣私人代表驻教廷似乎也有合理性。在一九四零年国民政府也在此方面进行努力，但一九四一年一月，刚恒毅向中华民国驻义使馆人员表示：“教廷极愿与我订约换使，惟目前国际紧张时期，不容有任何政治表示。”这代表当时教廷婉拒了中华民国建交的意图，也表示陆征祥对国际外交以及教廷外交的理解是准确的。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日，教廷传信部发布了命令，废除以往禁行中国礼仪的命令。陆征祥在一九四零年一月二日收到罗光报告的消息，立即回信：“传信部颁发‘敬孔敬亡人’训令，将一切误会一笔勾消，此等气慨态度，令人钦仰不置。致函刚公时必当提及。”从这信中可以看出陆征祥激动的心情，在信中经常提及其先父先师乃至先室的教导，同时他也是至孝之人，在北洋政府服务时，因工作地点不便经常扫墓，乃有迁父母墓至北京之举，以便时时至父母坟前致敬。如今听得教廷废除以往祭祖敬孔禁令，自然是感慨万千。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隔日美对日宣战。原本在亚洲进行的中日战争，至此成为世界大战的一环。在这新局势中，由于日方希望与教廷通使，基于外交平衡的考虑，中国与教廷通使乃获得实现的空间。此一建交谈判在一九四二年三、四月间渐有眉目，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陆征祥用法文写信给罗光，他应是从报纸或是广播中得到建交消息，并非罗光告知。他写道：

我和爱华司铎都已知悉中国将在教廷设立使馆，但名称尚未确定。此一我们已谈论或有五十年的问题，如今竟有幸能够解决，真是感谢天主。所有天主教徒得知中国使馆在教廷的设立，想必都是欢欣雀跃。我们中国的非基督信徒一定也对此感到荣幸。我相信我们不久后将有幸得知第一位中国使节抵任的消息，届时你必须告诉我们更多的详情。 

        一九四二年三、四月间进行此接洽时，中梵双方皆对外释放讯息，颇有超越日梵建交速度的情势；日方乃向教廷表示：不愿在中国之后才与教廷通使建交。日方亦向教廷异议，认为南京的汪精卫政权才代表中国。对日方的抗议，教廷已沉默相应。不久日方大使层级的代表原田健在四月二十四日抵罗马，五月九日教宗接见，呈递国书。在罗马的罗光写信给陆征祥，焦急的询问他的意见，并要陆写信给刚恒毅。陆征祥回信说：

关于中梵建交的新闻，你告诉我是瑞士的报纸说的，而你认为是正确的讯息。至于罗马观察报谨慎的保持沉默，这应是一个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征兆。在我这里，没有任何关于此一主题的消息，我只能为你们祈祷而已。在这个特别时刻写信给刚恒毅主教是敏感的，因为他并未告诉你任何事情。就此情势来看，我认为我国往教廷派遣外交使节一事，只能在战争结束后方能实现。 

        这是陆征祥根据他过去外交经验所做的判断，只是他没有想到中梵建交有美国撑腰，在美国进行的外交谈判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已接近完成，并预定由驻瑞士代办谢寿康以公使层级出任。

        在历经层层困难后，谢寿康公使在一九四三年一月抵达教廷。因教廷外交的特殊性，谢寿康要求任用罗光担任“教务咨议”，并在三月得到国民政府的同意。陆征祥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得到消息，立即欣喜的回信给罗光。

欣悉　神父荣任驻教廷公使馆咨议，喜出望外，曷胜羡贺……我　神父随　谢使增此阅历，绝妙缘机会，天付之也。公教国外交官如法比意奥等，每以派驻教廷为毕生之荣。祥对教廷设使一节，希促其成，亦希得派往前驻仰瞻 圣父师表，以伸敬慕之私，惜生不逢时，事未实现，为知憾憾。讵料上智别有主张，晋以铎品，以代表政府之资格，充我主耶稣传扬公教之使徒，其贵其妙，更无可言。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金问泗陪同于主教拜访陆征祥。金问泗报告外交部：“于斌主教目前自巴黎来此，谈及枢机主教需陆续补选三十一人，我国不妨向教廷及其它有关各方表示以陆征祥神父提出候选，如获当选，不独有俾教务，亦可增高我国国际地位。”金问泗不明了教宗选拔枢机主教之作法，政府“提名”正犯教廷大忌。当然公使谢寿康不会“提名”陆征祥，他是用私下游说的方式向教廷推荐陆征祥。陆征祥在于斌询问过后，知道于斌及谢寿康等人向教廷推荐由其担任枢机主教，致函驻法大使钱泰，“诚恳表示不愿升任枢机，并推荐于主教。”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新任枢机主教名单公布，庇护十二选择了青岛主教田耕莘为第一位中国枢机主教。消息传来，谢寿康及罗光颇感惊讶，经整理各方信息后，一九四六年四月罗光先向于斌说明：

次彭公使向教廷探询，据说教宗此次选任枢机之原则，在选各国之主教，且兴老在国外多年，颇不足代表中国教会，故未被选。但我等都以为既选中国主教，则名正言顺，应为首都主教当选枢机，教廷方面声称，南京主教尚年轻，他日当选之机会正多，然其中确实理由，必为传信部作梗。圣部以为中国第一任枢机，应为众心所归，而南京主教颇受宗座代表与传教士等之攻击，为敷衍各方，乃选一位诚朴之中国主教。(注五) 

        田耕莘枢机主教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被教宗授与枢机红帽，三月十日后往欧洲各地，到了比利时拜访陆征祥。陆征祥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的信中，描述了他对田耕莘的印象：“田公道仪谦怀，众口一词。”在同一封信中陆征祥也对于教廷任命他为荣誉院长一事愧不敢当。他说：“宗座宠眷有加无已，益保惶悚，不知何以仰慈恩于万一。授职礼节现定八月十日，……届时如荷贲临，曷胜盼祷。”本笃会的荣誉院长衔类似教廷所赐不赴教区的荣誉主教衔，同样不需赴该隐修院就职。实际上这所隐修院已毁，仅存其名而已。这显然是教宗未选其任枢机主教的安慰奖。陆征祥原亦淡泊于此，对此荣誉衔概不在意，但他亦心明教廷美意原由。

        它在这封信后段，很有感触的对罗光说：“宗座加兄荣称Monseigneur，闻之快慰。二年以来国步进展一日千里，命耶运耶？人力耶天赋耶？二者并进始克逢此顺境，二者缺一，势难作此梦想，所谓自助天助者，古人此语不我欺也。神兄旅意求学求国，祥旅比求道求善死，今我二人所得非所求，或出求之外，惟有遵主圣范，‘听命’二字耳。”基于对教宗的服从，陆征祥接受了荣誉院长的头衔。此‘听命’也是教罗光，不必为其抱屈，他们身为放弃世俗身份的神职人员或修士，原本就是效法基督而已。谢寿康在一九四六年七月接到调任的命令。罗光感觉这个调任命令太过突然，且谢寿康建交有功，在大战期间困守梵蒂岗，战后年余即将之调动，未免不尽人情。罗光将此讯息告诉陆征祥，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回信说：

谢使回国一节，按照部电，似觉随便。细思政府用人，定必郑重考虑。况驻外公使，如次彭公者不可多得。……敝意以谢使居外年久，亦应东归，目击国内进步，并与当局各位接洽，共计国是。祥之极愿内渡，亦为此计。现值国内一切改革之秋，无论何人，当以国事为己任。神父离国十六年，理应东归，俟新使莅任，见机辞职甚妥。 

        陆征祥显然不赞成罗光的抱怨，他从外交人员调动惯例，国家目前需要，告诉罗光，不要眷恋罗马，不要为参与机要而迷惑。“去国十六年，理应东归。”这是陆征祥对罗光说过最重的话。或许是感觉自己说话太重，而罗光也确向传信部方面请求归国，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陆征祥致函罗光：“窃念神兄既入我国使馆服务，如祥前在俄馆从役历十有四年，此中经历毕生难得，倘新使坚留，似宜通知刚大主教，免允所请，而能久留罗城使署，十年之后，我国公教之进行畅达全境。”在这封信中，陆征祥改变了对罗光的要求，毕竟驻教廷使馆很难找到一位如此称职的教务咨议。

        中国驻教廷的第二位公使是吴经熊，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抵罗马，二月十六日晋见教宗时，以英文致颂词。这篇颂词融合了中国文化及基督信仰的内涵，颇受好评。陆征祥看到了双方答辞内容，非常欢喜的写信给罗光：“德生　公使递书礼节隆重，演词答词亲睦异常，拜读之下，为教国额手称贺。祖国公教界开此新纪元，非天主安排，曷克臻此，……执事得此长官，获益不可限量，如祥在俄之得许文肃。”吴经熊在罗马之译经工作颇为认真而紧凑，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已整理出若望福音初稿，并速寄陆征祥，请其提供意见。陆征祥回了一封非常客气的信：

德生公使新译若望福音拜诵三遍，深得我心，极愿执笔随读随记，遇有欠明之文句与名词注出以报命。讵料于捧诵时愈读愈顺，口诵心维之下敢直言之，并未遇有欠明文句。……窃思译经一事，德使执笔，圣神执手，一笔挥成。德使确有求工之虑，而圣神执手以代工之，故文思之来如泉源之流，笔到功成且至精至妙。回想当时若望宗徒作传之时，谅亦如是。 

        未久，吴经熊携其二子往比利时拜访陆征祥。他回忆这次造访：“德使此次携祖禹、叔平两世兄莅院，全院久闻驻华蒂冈新使之品德，亟盼一睹丰仪为快，故不独欢迎，且为心迎。”在九月廿九日致罗光的信中他又说：“德生公使有古君子风，一见如故，促膝谈心，快乐忘老之将至。”一九四八年九月吴经熊翻译的新经全书初稿由罗光亲携致陆征祥审查。罗光记述，传信部将审查权力交付于斌，而于斌则委托陆征祥及罗光为审查员。陆征祥视新经翻译为他所参与中国教会的跨时代大事。他说：

日昨上书德使，略述入院蒙宠者三：晋受铎品一九三五。升受名誉院长一九四六。拜读新经汉译一九四八。且此译文经神父亲携来院，后得良晤，乐而忘病而忘老矣。……出版后之影响祖国，更不知流行之如何迅速感化人心，改良风俗，行将目?一牧一栈之实现，引领望之，虔诚祈之焉，不独中华民族之福利，且为世界人类之大幸。 

        此年为本笃逝世一千四百年，教廷举行盛大纪念。风中残烛的陆征祥，心中想的是期望本笃会士“刷新东亚文化，一如其所为于六七世纪之西欧耶，……二十年之祈求不出此一点耳。适与孟公之所望若合节符，刚城见赠之基石或即孟公所望归国设院敷教之预兆耶。”（注六）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仿佛也是他信仰的最高峰，期待着教会广扬于中国，本笃会再次发挥其中古时代之贡献于中国。 

参．爱教爱国的陆征祥

        首先必须承认这“爱教爱国”四个字是故意的。为一位基督徒而言，爱教当然是优先于爱国的。其实爱教与爱国是两个不同层次，本不应强调其优先次序，只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偏偏有政府将教会视为另一种型态之政治组织，非要教徒先爱国才能爱教，然后由此形成一种对历史人物评价，乃至现实生活中订定宗教法规的标准。本文不论现实政治，只是要对一位二十三年隐院生活的陆修士评价，当然应先看他的信仰。由他的信仰出发，才能看出他整体的人生价值。不论爱教爱国，基础都在一个“爱”字。宗徒保禄或若望，都对天主爱人有深刻的体会。因为天主爱人，所以派遣了祂的儿子降世，藉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拯救世人。耶稣基督的意义是爱与拯救，所谓的基督徒，就是效法基督，“上爱天主下爱世人”。在陆征祥的"Souvenirs et Pens?es"中，他曾说：

迨我进入修院，我才真正接近了公教的教义。这种接近，第一步是在祈祷里，另外是在公开的祈祷仪式，和祈祷的含义里。……如是我接近了耶稣的苦难……日思耶稣一生的言行，日思耶稣精神与肉体所受的痛苦，我才得振作精力，才能继续不懈，以六十岁的高年，开始一种彻底的新生活，我才能退隐作修士。”“我们一切的痛苦，在耶稣的救世大业中，可以因而减轻，可以有其意义，可以得其结论。因为我们也该竭己所能，参与救世大业。如是，我们的痛苦将失其痛苦，……而且这些痛苦也将变为我们及我们亲爱的人，一种新生和幸福的泉源。”(注七) 

        这些话是由陆征祥在深刻祈祷经验中，体会到了天主之爱、基督之爱，他与这种超性的爱相契合，在生活中只能以爱还爱，别无他法。所以人是可爱的，国是可爱的，但是这些世俗之爱的来源是来自于天主。陆征祥明了于此，因此在他的言论中，可以称他是一位爱国者，但在他同院的兄弟看来，他的爱国行为是可被接受的，因为虽然国不同，但陆征祥爱国心的来源是天主。

        “因为爱天主所以爱国”，是理解这一时期中国天主教徒的重要逻辑。所以虽多年不见，但陆征祥能从内心深处认识马相伯的爱国动机。在陆征祥看来，马相伯绝非仅为民族尊严及平等而爱国；一九三九年他在马相伯去世后，搜集了马相伯照片及墨迹“还我河山”等，作出卡片一张，由驻比大使金问泗在相老照片两旁写下左右联语：“一思一言一动，爱主爱国爱人。”背页是陆征祥按语写道：

窃念吾师一生善用其爱，爱主爱人爱国，一思一言一动，莫不充满爱火，莫不恪遵主旨，盖吾主乃爱火之源泉也。 
读师还我河山一语，其呼声出于爱；又非还我河山不止之句，其气概出于至爱。 
但此至爱于怀，未见其语实现，无奈有遗憾耶。因非也，归主所以祈主，所以促其语之速现耳。 
今而后，祥知师生于爱，长于爱，终于爱，行将复活于爱。哭师之余作爱字追思纪念。 

        金问泗写的是“爱主爱国爱人”，陆征祥则将“爱人”放在“爱国”之前，这绝非笔误，而是他和金问泗两人对马相伯的不同体会。

        “孝”是爱的一种表现，入修院以后的陆征祥对孝行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他认为耶稣降生救世之举，是遵天父之命，即是大孝典型。而在“孝”这点上，中国的儒家思想与基督信仰一致。他写了一篇“圣门孝字章”以说明两者的关系：

罗玛伯铎禄大殿正门五，其一名曰圣门，逢圣年始开放，俾全世界信徒前来朝殿者，入圣门获领恩赦，以志耶稣降生救世，普天同庆之大典焉。 
曲阜孔林，有孔子故庐，石上刻鲁壁二字，傍有古井；中外游人来此瞻仰先哲遗迹。 
兹取罗玛圣门，孔林鲁壁，合成孝字章，盖以寓镕公教孔道于一炉，作贯通中西文化之象征耳。夫孝为百行先：孔门之明训。耶稣降生，遵圣父之旨，成大孝之典型。孔子之道，合于福音，本无二致焉。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军攻芦沟桥，陆征祥制作了一份“美总统罗斯福就职宣誓引词”广发各界，内容是新约书信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书第十三章的片段。陆征祥说：“罗氏造福于人类岂浅细哉，推原其始，实由罗氏能服膺保禄宗徒之言，益叹圣教之流泽深长。”陆征祥，是一个藉由宣传表现的爱国行动，而其根源则上溯于保禄宗徒谈论爱的金句，益可证明陆征祥的爱国动机是因其爱天爱人。兹以陆征祥自己为保禄此段书信所做的翻译，为全篇结尾：

今有人焉，语妙天下，吐词如神，若无仁爱， 
如铜有声，如铙有响。即有天才，能知未来， 
识尽奥秘，穷极科学，并其信仰，足以移山， 
然无仁爱，如一无有。甚或倾家，救济贫苦， 
将其身体，投诸烈火，若无仁爱，皆属无益。 
至哉仁爱，既能坚忍，又极纯善，不贪不躁， 
不骄不妄，不求自利，不动声色，不念微恶， 
不喜非义，其所慕爱，唯有真理。忧以天下， 
信以天下，希望无尽，担任无遗。 
先觉可死，仁爱不死，吾舌可断，仁爱不断， 
世有三大，一曰希望，一曰信仰，一曰仁爱， 
而最大者，莫如仁爱。 

注释：  

1. "Souvenir et Pens?es"，pp.34-35。转引自罗光《陆征祥传》，页73-74。

2. 该文全名为“教宗八一通电十周年纪念告全国教胞”，收录于《于斌主教抗战言论集》，页63-71。（香港：真理学会，1939年6月再版）

3. 《罗光全书》第三十一册所附陆征祥信件，日期有误，此系手民误植，校对未精之故。

4. 陆征祥致罗光函，1939年4月5日，收录于《罗光全书》第三十一册，页438。

5. 〈罗光致于枢机函〉，1946年4月4日。该信件现收藏于辅仁大学校史室。

6. 孟公即孟棣义（Montini），时任教廷代理国务卿，以后的教宗保禄六世。

7. 转引自罗光，《陆征祥传》，页18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