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导言
本文将分为两部份。在第一部份里，我们将分阶段综合天主教会在中国的传教史，并尝试对每一阶段传教工作的得失作出简单的评论。在第二部份里，我们将尝试从基督宗教过往多次在中国的兴衰探讨天主教会在中国的未来。
2.0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简史
谈到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历史，一般史学家都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介定它的起点。唐代传入中国的聂斯多略教派（景教），虽然以前在基督学的教义上被大公会议定为异端，但1994年教宗与叙利亚教会教长发表《天主教与东方叙利亚教会共同基督论之宣言》，得出天主教与东方叙利亚教会其实是姊妹教会，当时的定断实为许多误解。因此，它在中国的历史可否被视作天主教会史的一部份？从共同宣言的精神来看，我们可将景教视作我们的“弟兄”，因此，它的历史也应被视作天主教会史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公元1245年教廷遣使柏郎嘉宾至蒙古，期望结盟。当时南宋仍未灭亡，我们又如何处理这段历史？但既然国父孙中山先生提倡五族共融，我们也乐于跟随大部份史学家的做法，将蒙古的历史归入于中国历史之内。在这些的前题下，我们可以将天主教会在中国的传教史，简单地分为四个阶段，以方便讨论。它们分别是：
第一阶段：唐代的景教
第二阶段：南宋末年至元代若望孟高维诺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工作
第三阶段：明末利玛窦的传教工作至清初的礼仪之争
第四阶段：礼仪之争后至近代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2.1 唐代的景教
公元635年（贞观9年），景教教士阿罗本到达唐朝京城长安，开始翻译景教经书，唐太宗对教义深感兴趣，并觉教义正直合理，予以尊崇。638年，首座景教寺在长安义宁坊兴建，称为波斯寺。至唐高宗（650年）时，下谕准许景教在各地建寺，并尊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公元745年，唐玄宗下诏将波斯寺改名为大秦寺。到了781年，景教僧（教士）景净，建“大秦景教流行于中国碑”于长安。此碑真迹现仍存于西安碑林，并有仿制品存于罗马拉特郎博物馆内。景教在中国全盛时，神职人员很多，并有多座修院，但至于有多少信徒，则没有详细的资料可供参考。
至唐武宗（公元845年）时，宠信道士归真，下诏灭佛，毁天下寺，景教亦被波及，教士遭勒命还俗或驱逐出境。景教亦渐渐地在中国没落。公元950时，聂斯多略教派的一位宗主教，曾从波斯派遣六位修士前往中国视察，可惜的是竟连丝毫景教的踪迹也没有寻获。唐代后，聂斯多略教派仍在蒙古一带流传，至元朝蒙古入主中土后，景教又再度传入，称为“也里可温”，但只流传于边疆地区，在中土并无发展。
谈到景教在中国衰亡的原因，没有太多的史料可供参考。一方面可能由于景教教士只着重于向中国境内的外侨和外商传教，致使信仰未能在民众内生根。另一方面，基督教义反对一夫多妻，也可能妨碍了景教在当时的传教工作。此外，7世纪开始，回教开始在中东、阿拉伯和波斯一带兴起，也使聂斯多略教派本身的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冲击和障碍。
2.2 南宋末年至元代若望孟高维诺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工作
13世纪初，蒙古势力崛起，并西侵欧洲，军力直至波兰和匈牙利。其后由于西征将军拔都需回大漠处理皇位继承问题，战争才暂时停止。1245年，教宗依诺森4世遣使柏郎嘉宾至蒙古，主要是希望劝服元定宗（贵由）率臣民信奉天主教，并劝蒙古罢兵，联手对付回教势力。柏郎嘉宾的任务并没有成功。其后数十年，先后有法王路易9世特使罗伯鲁，以及意大利商人“马飞罗波罗”兄弟和侄儿“马可波罗”一行三人来到中国，不过都未正式展开传教工作。直至1289年教宗尼各老4世任命方济会士若望孟高维诺为钦使前往北京，才掀起历史性的一页。
1294年孟高维诺经泉州到达北京。当时元成祖忽必烈刚去世，成宗继位。孟高维诺获准居留，并展开传教工作，劝化不少王族加入教会。1305年孟高维诺致书欧洲，报告中国有教友六千。其后，孟氏在北京皇宫前兴建大教堂一座，并将新约和圣咏译成方言。1307年教宗格来孟5世认为时机成熟，于是设立北京总主教区，任命孟高维诺为总主教，并于同年祝圣七位方济会士为主教，来华协助孟高维诺。这七人当中，只有三位于六年后成功抵达北京，随即祝圣了孟高维诺为总主教。这次事件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意义重大，因为这是在中国地域内首次举行的天主教主教祝圣礼。泉州教区亦于同年（1313年）成立。
若望孟高维诺主教于1328年逝世。可惜的是，孟主教死后，北京总教区一直未有主教，教宗所委派的主教似乎无一到任。1338年，方济会士若望马黎乐里曾率一批传教士来京，但逗留3年后便离去。1370年时，在北京的信徒约有6万人。这时正值元朝灭亡，蒙古人撤回沙漠，明朝政府仇视一切元朝宠信的宗教，并实行闭关政策，在中国的天主教团体亦渐告瓦解。这之天主教的失败，也可以说是没有真正深入民众的结果。当时传教士的活动圈子仅限于统治阶层，即蒙古人或外来的商旅，没法接触到当时的汉人。当蒙古人撤离中土后，由蒙古人和外族人所组成的天主教会也告消失，实在在所难免。此外，蒙古势力衰退后，东西方的陆路交通被中亚的回教徒所封闭，阻碍了传教士东来的途径。中国教会在没有领导人的局面下，自然趋向沉寂。
2.3 明末利玛窦的传教工作至清初的礼仪之争
15世纪末叶，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的航海家，发现了东来的航海路线，传教活动又再炽热起来。16世纪初，教宗亚历山大6世以“保教权”的形式划定了两国的传教和势力范围。1533年，葡萄牙在葡属印度果亚设立了主教区，其管辖地区由南非的好望角一直伸展至日本。1552年，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成功地来到中国境内，他雇船偷渡抵达广东省南岸的上川岛，等候机会进入大陆时，不幸病逝于岛上。1555年，耶稣会省会长巴拉多曾在广东居留了一个月。1557年，葡萄牙人正式获准在澳门居留，澳门成了传教士东来的根据地，但内陆仍然实施闭关自守政策。1576年，教宗额我略13世正式成立澳门教区，管辖日本、中国和安南等处教务。1578年，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到达澳门，他主张传教士应学习中文和熟悉中国文化，以方便传教工作，这为中国的传教事业带来了新的路向。
利玛窦神父
影响中国传教工作深远的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年生于意大利。19岁进初学院。1578年来东方传教，首先到了印度的果亚，并在此进铎。1582年到达澳门，立即开始学习中文，并开始研究中国儒学。1583年，利玛窦与罗明坚（意籍）获肇兴知府准许在肇兴定居。两人在肇兴期间，利用由欧洲带来的物品引起当地人的兴趣，并穿僧服，以西僧自称。1590年，利玛窦北上韶州，两年后改僧为儒，穿儒服，行儒礼，因为他明白到儒家才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受敬重的学派。随后，利玛窦先后前往南京和南昌，并争取机会北上赴京。
1600年，利玛窦与庞迪我神父携带贡品进京，并于1601年到达，可惜并未得到当时万历帝的接见。贡品中有两座自鸣钟，皇帝恐怕自鸣钟失效后没有人能修理，便吩咐传教士人不得离开北京，利玛窦多年留京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在京期间，利氏展开了他的传教工作，并结识了不少士大夫。其实早在南京居留期间，利玛窦已认识了当时的举人徐光启。徐光启与李之澡和杨廷筠，被誉为“中国教会的三大柱石”，对中国教会的发展贡献良多。徐光启于1603年在南京由罗如望学道受洗，后官至礼部尚书，并拜宰相。徐光启曾协助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并著作论说天主教义可“补儒抑佛”。李之藻为杭州人，官至太仆寺卿，他曾协助利玛窦翻译不少科学书籍，他于1610年由利玛窦亲自付洗入教。杨廷筠也是杭州人，官至御史和京兆尹，1611年由郭居静神父付洗入教。
利玛窦于1610年在北京因病去世。可惜的是，利氏至死仍未能进见万历帝一面。但在利玛窦的努力下，在17世纪初，在北京、南京、南昌、上海等地，已有了天主教团体的建立，信徒人数大约有2千人。在传教工作方面，利玛窦强调应把中国文化中美的、善的和正大光明的元素，加以保留赞扬。他提倡以儒家的教训作为基础，然后把它们加以公教化。此外，利玛窦致力于翻译的工作，并以中文著作了不少阐释天主教教义的书籍。利玛窦这些的传教方针，在4个世纪后的今天，备受教会所推祟。
利玛窦死后不久，曾发生了教难，但为时甚短。其后徐光启推荐传教士邓玉函从事“修历”的工作，成了耶稣会士在钦天监内任职之始。邓玉函死后，由汤若望接任。汤若望是德籍的耶稣会士，精通天文学，曾三度准确预测月蚀，受到朝野的重视。除了从事修历的工作外，汤若望亦曾为明廷铸炮，保卫京师。当时在皇宫内已有不少人进教，其中较出名的是太监庞天寿。明朝末年，天主教已在各省公开宣传，教徒人数亦增至大约15万。除了耶稣会外，道明会、方济会和其他修会也相继派遣传教士来华。
1644年，清兵入关。永历帝辗转逃至桂林，继续南明的统治。庞天寿追随其右，并召传教士至宫中讲解要理。当时南明的皇室中，除了永历帝外，几乎全是教友，包括当时的皇太子。1650年，皇太后曾亲自上书教宗，“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此书由卜弥格带往罗马，但教廷各枢机一再讨论如何应付，迁延竟至5年之久，至1655年始作回覆，然而当时南明已不复存在了。
清兵入关时，不少传教士死于战乱之中，但汤若望仍留在北京，其后更获清廷委任为钦天监监正，顺治帝对他敬爱有加。但顺治帝死后，杨光先发动教难（1664年），奉教官员被斩首，传教士被押解至广东拘留。汤若望亦被捕下狱，其后由于天空出现异象，才被释放。当时教务困难，幸得国籍司铎罗文藻神父独力支撑全国教务。罗文藻大约于1611年在福建出生，1650年在菲律宾加入了道明会，1654年被祝圣为首位国籍司铎。在杨光先教难期间，他走遍国内各地，鼓励各地的教团，并为2500多名新入教者施洗。由于罗文藻神父功绩卓绝，教宗格来孟10世于1674年任命他为南京代牧。不幸由于教会内部的纷争，迟至1685年罗文藻才在广州被伊大任主教祝圣为主教。
康熙帝亲政后（1666年），祟尚西学，对天主教和西方的传教士甚有好感。他亲拜南怀仁（比籍）为师，并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和参与各项经建工作，如铸炮和改良运河。康熙对传教士甚为信任。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中国的代表团中便有2名耶稣会的传教士：张诚（法籍）和徐日升（葡籍），充当翻译和顾问。1692年，康熙颁报上谕，准许传教士自由传教，人民自由信教。次年康熙更因传教士带来的药物而治愈疟疾。17世纪末叶时，中国天主教会确实是朝气勃勃，前途一片光明，教友的人数已接近30万。可惜其后掀起了礼仪之争，使中国天主教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中国礼仪之争的肇始，在于各派传教士团体之间对中国教友敬孔祭祖的不同解释，以及对“天主”的不同称呼。耶稣会士遵守利玛窦的立场，视中国人的敬孔祭祖礼仪为民间的习俗，纯粹出于敬意及孝思，不涉及宗教因素，因此也不会抵触天主教教义。但以道明会和方济会为主的后起派，却认为这些祭礼与教义相冲突。这些争执不仅是学理上的争论，更是关乎到信友们日常信仰生活的切身问题。教廷对中国礼仪之争的立场，起初十分暧昧。1700年，在京的耶稣会士曾上书康熙，请求皇帝声明敬孔祭祖的意义。康熙乃批示敬祖敬孔纯为敬爱先人和先师的表示，并非宗教的迷信。但教廷仍于1704年颁令斥责中国礼仪，教友不得参与敬孔和祠堂中的礼节，不得在牌位或坟前上供，牌位上不得有灵位字样，不得使用“天”或“上帝”二词称神，只可用“天主”一词。1705年教廷特使多罗主教来华，宣布教廷的决定。多罗起初获得康熙的接见，但当康熙知道了他的来意后，便把他遣至南京，并颁令所有传教士若愿意遵守利玛窦的成规而逗留在中国者，必须领取“居留票”，传教士的活动大大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康熙也派遣耶稣会士到罗马，希望能解释皇帝的立场，可惜这些使者中途死于海难，并未能完成使命。
多罗到达了南京后，便宣布了教廷禁行中国礼仪的决定。康熙得知后大怒，将多罗驱至澳门。多罗在澳门被葡人软禁，最后在1710年郁郁而死。1715年，教宗格来孟11世颁布“自登极之日”通谕，重申了1704年的禁令。1721年，教廷再次遣使嘉乐主教来华。嘉乐为争取康熙的通融，押下了教宗的通谕，改为有条件同意中国礼仪。但在京的传教士此时又因对教宗通谕的理解而发生争执，康熙对天主教大失信心，遂下令禁止天主教的传教活动。1742年，教宗本笃14世颁布了“自上主圣意”通谕，重申以往的禁令，废除嘉乐的通融措施，中国的礼仪之争到此亦告一段落。
谈到这时期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可以说在传教士的努力下，天主教的信仰已在基层中生了根。可惜教廷未能完全体谅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教会身处的情况，加上传教士内部的纷争，而掀起了礼仪之争，为中国教会带来很大的打击。因为从此以后，读书人和当官的人，便不得不远离教会。此外，不少人也开始误解天主教是“洋教”和“不尊敬祖先的”，而对教会产生了反感。然而值得欣喜的是，不少教友在这困难的时刻，仍然坚持着信仰。中国的礼仪禁令，终于在1939年由教宗庇护12世所解除。稍后的梵二大公会议更强调礼仪的本地化，各民族的风俗，只要不是和迷信错误无法分解者，教会都惠予衡量。中国教会痛苦的经历，成了普世教会珍贵的经验，更促使整个教会一同成熟和成长。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教宗保禄5世在1615年曾批准中国人采用中文举行全部礼仪，耶稣会士亦于1670年间将弥撒经书和部份圣事礼典译成中文，可惜没有用上多久便停用了。停用的原因，除了受到“礼仪之争”的影响外，亦可能出于当时大部份传教士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学习中文的缘故。
2.4 礼仪之争后至近代
自康熙下令禁教后，其后的数位皇帝，虽然仍保留传教士在朝廷内任职，但对天主教则绝无好感。期间更曾发生了多次的教难（1745年、1784年、1805年）。其中以嘉庆一朝的教难最为激烈，很多中国的殉道圣人，如张大鹏，吴国盛和赵荣等，都是在嘉庆朝的教难中致命的。但尽管受着严厉的打击，中国教友的人数并未骤减。在1820年间，中国的教友的人数仍维持在20万左右。教难期间信众们所表现出的忠勇，实在令后世感到惊叹。另一方面，在教难期间，不少外籍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但国籍司铎的人数却不断有所增长。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被送往国外接受培育。
中华殉道先烈
1842年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开放东南五口通商。1844年中法签订黄埔条约，传教士在华的安全和利益受到保护，并且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1846年，道光帝下令解除教禁，结束了天主教会在中国列为非法活动的日子，但仍禁止传教士往内地传教。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清廷被迫与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归还各地的天主教产给予教会，而负责翻译的法国传教士更在条约的中译本上，私自加上“并任由法国传教士在各省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款。从此，天主教在中国由弱势转入强势，但亦沾上了西方列强殖民主义的色彩。有些传教士在行事时未能顾虑到中国人的感受，因此不断激起地方上的冲突。天主教会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平民百姓对外来的侵略者全无好感，在怒气无可宣泄下结果是找了教会作替罪羊。另外，无可否认的是，不少传教士为了争取更多人加入教会，间中使用治外法权的便利，包揽官司。结果，长期累积的民众冲突，演变成大大小小的教案。
在芸芸教案中最严重者，莫过于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但这次事件并非只是地方上的反教事件，而是由直隶和山东两省总督所支持的有系统反教运动。天主教会在这次事件中损失惨重，据统计共死了4名主教，31名神父，3万多名教友。义和团事件最后演变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廷求和，事件才得以平息。至清朝末年，全国教友共约143万人，较19世纪初增长了9倍。这一个世纪的成长，为日后的中国教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民国成立后，开放宗教自由，天主教会创办了许多事业，包括高等教育机构、医院诊所等等。1921年，教廷派遣刚恒毅总主教为首任宗座驻华代表。1924年刚主教在上海召开中国主教会议，决定献中国教会于圣母，并计划在中国各地建立14间总修院，为有志修道的中国青年提供高水平的神哲学培育。刚主教热心推动祝圣国籍主教，并支持将中国教会交回中国人自己管理。1926年，他亲自率领6位国籍代牧前赴罗马，教宗庇护11世于10月28日亲自在圣伯多禄大殿为他们举行主教祝圣礼，成为自罗文藻主教以来首批中国籍主教。
抗日战胜利后，1946年，青岛代牧田耕莘主教被晋升为枢机，为远东籍枢机的第一人。同年教宗颁布建立中国圣统制，全国分为20教省137个教区。1948年时，全国的教友人数已增至300万，可惜其后遇上更大的挑战，就是一个以无神论为纲领的共产党政府。共产党敌视教会，原因很多。其中当然包括它的无神论思想，但也涉及天主教会的外国色彩，天主教与西方（尤其是教廷）的关系，天主教与国民党的关系和教会所拥有的财富等。事实上，中共为巩固政权，向来强调任何宗教都不得超越国家，也不得受外国势力所支配，宗教只可为政治服务。在以上所提及的种种原因下，中共要严厉控制天主教会，似乎也是不难理解的事情。
中共自1949年夺得政权后，便开始有计划地驱逐西方的传教士。许多外籍的传教士都被牵涉入间谍和反革命的活动案中，先入狱，后驱逐出境。1950至51年间，共党政府开始推动所谓的“三自运动”，即建立自治、自养和自传的教会，并驱逐教廷驻华公使出境，不少教友及神职人员被捕。1957年，“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在北京成立。1958年，中国教会自选自圣汉口和武昌两教区的主教，为自选自圣主教的开始。此后，基本上不与政府合作的神职人员都被捕入狱，或被送往农场接受劳改。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所有圣堂遭到封闭。十年动乱期间，所有神职人员，包括参加爱国会的神父和主教，都被监禁或押往劳改。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教会在经历了这一次彻底的死亡之后，竟籍圣神的力量而又蓬勃复生。
中国教会瞻礼单张
1978年起，中国政府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宗教活动得以恢复起来，不少教堂重开，神职人员获得释放。在过去三十多年来，虽然仍在政府的监控和未能与普世教会恢复完整的共融之下，但中国天主教会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的公开教会现时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所领导。根据估计，1992年时，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人数已达1000万，并且不断地在增长之中。此外，从八十年代开始，教会开办和复办了不少修院和修女院，培育圣召。另一方面，在70年代的末期，也有“非官方（地下）”教会的兴起，由不愿意参与公开教会的神长和教友们所组成，他们虽然面对严峻的环境，但仍然愿意以自己的生活为信仰作出见证。
总括而言，教会在清朝末年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使传教工作大有进展，但也惹来不少地方人士的反感。到了共产政府上台后，教会受了严厉的打击。但在各神长和教友们的坚贞和努力下，教会不但未受摧毁，反而在80年代起蓬勃再生，实在感谢天主圣神的恩宠和带领。踏进二十一世纪，中国教会现时面对的困难也不少，包括政府的监控，资源的缺乏，与普世教会的共融问题等。但我们相信在天主圣神的领导下，中国教会正在朝向更美好的明天而迈进。
2.5 中国教会圣统制的建立
在这一节里，我们尝试将中国天主教会建立圣统制的历史，作一简单的综合。1576年，教廷设立澳门教区，管理中国、日本和安南各处教务。这是元朝以后首次在中国土地上成立的教区。当时仍处于西葡两国保教权的时代，澳门教区隶属于葡属的印度果亚教区，澳门主教由葡国任命。1622年，教廷设立传信部，决心统筹各传教区的传教事宜。1659年，教廷设立宗座代牧制，委派直属圣部的主教，以教宗代权名义，治理传教区事宜。在中国首设的2个代牧区，起初由安南和交趾的代牧兼管。1660年，传信部设立南京代牧区。中国第一位国籍主教罗文藻便于1674年被委任为南京宗座代牧。罗公不幸在菲律宾被道明会软禁，直至1685年才在广州被当时的助理主教伊大任（又译德拉介萨）祝圣进牧。
1680年，传信部重组中国代牧区的划分，使它们独立于其他国家之外，下令设立福建代牧区，巴录主教为首任宗座代牧，连同原本的南京代牧区，使中国教会分区而治。1687年，教廷再设立江西、广东两代牧区，中国的代牧区增至4个。但教廷的这些措施，使葡王大为不悦，认为有损该国保教权的权利。经协商后，教宗于1690年批准设立南京、北京两正式主教区，又以两广和附近岛屿划归澳门教区，这三个教区都尊果亚宗主教为首长。但这措施又使中国教会内的行政，混乱不清。传信部乃于1695年下令，划明3教区的辖域。除3教区所辖的6省外，其他各省分别隶属9个宗座代牧区，它们分别是：福建、江西、浙江、湖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和山西。从这时起至1856年为止，中国天主教会内便兼有圣统制和代牧制两种制度。
田耕莘枢机主教
19世纪开始，葡萄牙的海上霸权逐渐被英法所取代。教廷遂于1856年废除北京教区，并由3个代牧区取代。次年教廷与葡国政府订立政教公约，葡国在中国的保教权，缩至只剩余澳门、广东和海南（但不包括香港和广西）。但条约签订后葡国并没有履行保教权的承诺，故此，葡国的保教权，可以说是正式被废除了。保教权被废除后，北京和南京教区作废，由代牧区取代。而澳门教区的辖域也不再包括大陆的任何县份。从此，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会便只有代牧制了。
1946年，中国圣统制正式成立，全国分为20个教省，20个总主教区和117个教区。其中田耕莘枢机出任北京总主教，于斌出任南京总主教，周济世出任南昌总主教。中国天主教的历史，从此踏进了新的一页。
3.0 中国天主教会未来的探讨
在简单地介绍了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史后，在这一部份里，我们将从基督宗教过往多次在中国的兴衰探讨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将来。不过，首先要提出的是，中国天主教会一词的意义甚广，因为香港教会、澳门教会和台湾教会，也可视作中国天主教会的一部份。但自1949年中共上台后，大陆教会与港澳台教会，无论在遭遇和发展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异，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也有不同。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以下的讨论将集中于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会为主。另一方面，1960年代梵二大公会议为普世天主教会带来了一片新的景象，我们也会尝试从梵二所倡议的精神来看中国教会的未来。
3.1 东西方交通的阻隔
传统上天主教会以西欧的罗马为中心。罗马与中国大陆遥遥相距，东西方地域的距离和交通的阻隔在过往曾多次妨碍了天主教东来的发展，如在明朝的早年。另一方面，地理上的距离也使资讯的流通相当困难。旅途的遥远和书信往来的费时，往往使教廷未能对中国教会的问题作出即时的回应。此外，由于旅途的凶险，不少传教士和主教往往未能完成东西往来的行程，更加深了教廷在照顾中国教会上的困难。
现代交通发达，电子通讯设备先进。交通阻隔的问题已不复存在。但遗憾的是，现代的阻隔并不来自地理，而是来自政治上的干预。中国教会暂时仍未能与普世教会恢复完整的共融。面对这样的情况，港澳台等地的教会，便肩负起桥梁教会的角色，维持普世教会与中国教会的联系。近年来香港不少神长都往大陆教学，地方教会上的联络亦日趋密切。另一方面，中国教会亦批准不少修生出国攻读神学，中国的教友也可以参加不少国际性的教会聚会。我们相信这些活动，对促进双方的了解和共融，起着积极的作用。此外，中国教会已经采用了新编的天主教教理。这情况令人欣慰，因为这表示着大陆教会在信理的发展上能够与普世教会保持着同一的步伐。
现代资讯科技发达，我们认为桥梁教会日后在促进彼此的交流时，应多加利用现代先进的设备，如网页、书籍、录像、VCD等，务求使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之间保持密切的了解和接触。
3.2 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清代的礼仪之争，可以说是西方天主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的结果。从此以后，天主教常常给人一种“洋教”的感觉。至于冲突的原因，可以说是西方传教士想将西方的思想完全植入中国教会，而不顾及中国固有的文化和中国人民的感受。梵二后提倡教会本位化，各民族固有文化中所有优良的传统，教会都予以尊重，并加以赞扬和公教化。香港和台湾教会近年也开始将中国传统的敬祖思想融合在天主教的礼仪中。教会近年来的发展，更令人欣赏四百多年前利玛窦等传教士在这方面的高瞻远瞩。另一方面，中国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来，儒学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加上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使中国人民对西方的思想加深了认识。因此，现代再次发生天主教教义与中国文化大规模冲突的机会已不大。
展望未来，无可否认的是，儒学现时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但也不能否认，儒家的思想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体系中已根深柢固。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教会在未来的传教工作上，反而需要加强与儒学的配合，使天主教的教义与儒学中有益的思想彼此融合，相信会使一般民众更易接受。此外，笔者们去年曾参与由圣神修院所举办的“老子思想与天主教义交流座谈会”，发现道家中不少的思想与天主教的教义彼此融合，圣神的工作实在令人赞叹。这样看来，在以后的岁月里，中国教会也可以利用宗教上的交谈，加强天主教在中华民族中的“认受性”和“认知性”。
此外，我们常常说，神学应与当地的文化交谈。那么，现在要问的是，什么是中国现时的本地文化呢？无可否认的是，现时国内功利主义盛行，人民感到精神生活严重的不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在国内各宗教（包括民间宗教）的信徒数字都大幅度增加。中国天主教会若能认清这个时代的征兆，加强在精神和伦理方面的培育和灌输，相信会吸引更多人加入教会。
中国教会本地化圣像
3.3 教会本位化
承接上文，在这一节里，我们将尝试谈谈中国教会本位化的问题。教会本位化是梵二大公会议其中一个倡议的重点。自中共立国至文革期间，中国教会备受压迫，外籍传教士被逐后，教会便只得由国籍神长所支撑。但这次痛苦的洗炼，不但未能摧毁教会，反而使她较诸其他亚洲地区，更早成为一个纯正的本地化教会。圣神能够将痛苦化成祝福，在此事上又是一个明证。现时的中国教会，完全由本地人领导，加上近年圣召成绩理想，教会正在茁壮成长。不过，我们也要明白，梵二所提倡的教会本地化与现时中国政府所推行的三自教会，有着显著的分别。教会本地化当然也强调“自主自办”这个方向，但这“自主自办”必须是在普世教会与地方教会之间“相互从属”的关系下进行，否则教会的至一性和至公性将大受伤害。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再作探讨。
至于礼仪的本地化，近年来在香港教会的协助下，大陆教会在这方面已有了显著的进展。希望中国教会能够继续努力于神学和教义的本地化工作，使教会的宣讲能够更切合现时中国的民情。
另一方面，我们想提出的是，教会的本地化除了是指架构上和地理上的本地化外，更是指处境上的本地化。即是说，教会必须是与当时社会所关心的问题息息相关的教会。中国天主教过往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往往给人一种“特权阶级”的感觉。自共党政府上台后，中国天主教会特权尽失，且在多次的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但这反而使她摆脱了过往殖民教会的框框，成为社会中基层的一份子，真正体验中国人民的苦难。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天主教会的一个净化的过程，使她能与中国的人民达至真正的“承担与同行”。在这次痛苦的经验中，中国教会也实践了梵二的教导，摆脱了世俗特权的纠缠。
此外，在无神论政府的统治下，国内不同的宗教都成为被打击的对象。但这反而促进了各宗教信徒之间真诚的交流和相互的支持。在自由世界里，宗教交谈多围绕着神学的话题，但为国内有信仰的人士，交谈却是用着另一种形式，是有血有肉的具体生活交谈。在这过程中，天主教的信友更能明白国内其他宗教人士对生命和痛苦的看法。我们相信这些经验为中国教会未来本位化的发展，将会起着积极的作用。
3.4 平信徒的参与和传教工作
梵二大公会议其中一项重点，就是重新强调平信徒在教会中的角色和使命。中国的神长虽然未有机会参与梵二会议，但梵二这方面的精神，却在中国教会的具体生活中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在宗教迫害期间，不少神职人员被捕下狱，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友们便肩负起重要的任务，带领信仰小团体，并将信仰的种子传给下一代，这情况在中国的信友家庭和农村中尤为明显。此外，教友们在信仰迫害时所表现出的坚毅，也使不少人对天主教发生了兴趣，教友们的表现的确为他们的信仰作出了见证。教会在严厉的迫害中仍未被摧毁，教友们的付出的确是功不可抹。
放眼未来，现时国内对基督宗教的传教活动仍有不少限制，既不可公开宣传，也不可向低于18岁的青少年传教。在这样的情况下，平信徒传福音的任务便更形重要。既然不可以公开宣传，便只好依靠信徒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潜移默化，透过个人接触和友谊，将福音的讯息传扬开去。因此，我们认为现时中国教会的当务之急，就是对平信徒的培育，使他们能肩负起传扬福音的使命。此外，我们认为中国天主教会应尽量寻找机会参与国内的教育和社会服务的工作，就算未能直接传扬福音，也希望能将福音的种子撒至每一角落。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现时国内的天主教会并没有什么特权，进教也没有什么利益可言，但仍然有这么多人愿意领洗入教，可见他们信仰的真诚和动机的纯正，圣神的力量的确令人赞叹！我们相信在圣神的带领下，中国天主教会的前途确实是一片光明。
大陆天主教堂
3.5 港澳台教会
相对于大陆教会，港澳台教会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可以说是较为平稳。近年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但两地的天主教会仍能享有宗教上的自由和与普世教会的联系。展望将来，我们认为一些以上曾讨论过的重点，也适用于港澳台教会未来的发展，例如教会本位化，平信徒的参与和利用高科技传扬福音等。此外，在目前的形势下，港澳台教会更是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作为桥梁教会，加强大陆教会与普世教会的联系。事实上，港澳台教会现时身处的环境，可以起着“示范”作用，让中国政府明白“从属”于教廷的天主教会，不但不会被外国政治势力所利用，反而可以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积极的力量。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认为港澳台教会可以加强协助大陆教会在神职和信友上的培育。此外，也可以协助大陆教会在教育和社会服务事宜上的参与。我们相信港澳台教会所提供的协助，将对大陆教会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4.0 总结
殉道者的鲜血是信德的种子。现时大陆天主教会仍然面对着严峻的考验，不能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此外，中国政府压迫“非官方”教会的事件，也时有所闻。但是，若我们翻阅教会的历史，不难发现每次在教难的时刻，反而是教会最纯洁和最能茁壮成长的时期。初世纪时罗马教会在教难时的经验，实在可让中国教会借镜。我们相信在圣神的领导和信众的努力下，中国天主教会一定会有着更美好的将来。至于港澳台教会方面，现时仍能享有宗教上的自由，我们更应努力装备好自己，打下稳固的基础，为未来中国教会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 完 -
罗马圣伯多禄大殿及广场
参考书目
《天主教与东方叙利亚教会共同基督论之宣言》，天主教在线，1994。
林瑞琪，《谁主沉浮》，香港，圣神研究中心，1995。
陈之迈，《天主教流传中国史》，台湾，Wisdom Press，1976。
穆启蒙，《中国天主教史》，台湾，光启出版社，1992。
罗光，《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台湾，光启出版社，1967。
房志荣，《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陆天主教》，《神学论集》130期（2001冬）
金秉洙，《前瞻天主教与中国的未来，上》，《神学论集》129期（2001秋）
金秉洙，《前瞻天主教与中国的未来，下》，《神学论集》130期（2001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