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房框中的几块墓碑
教区第二任主教杜巴尔墓碑
教区第三任主教步天衢墓碑
教区第四任主教马泽轩墓碑
施允迪神父墓碑
于永诚神父墓碑
天主教献县教区云台山神职公墓原安眠着五位法国主教，他们与一百多位耶稣会同会弟兄静静地安息在那里。献县教区是他们播撒汗水之地，他们将自己全部的生命与爱心全部奉献给了这里。他们在青壮年时听从天主的召唤，远离故国，来到我们中国这贫瘠之地，几十年的时间生活在这里，奉献在这里。他们是献县教区的开创者，是教友们可敬的牧人，也是当时地方政府乃至京师权要敬重的人物。他们掌理直隶东南教区事务时，教区区域还很广阔，辖三府（河间、广平、大名）、五州（冀州、深州、景州、开州、磁州）、三十三县，包括了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四地区；及河南北部一州三县（开州、南乐、清丰、长垣）；山东东明、宁津两县等广大地区。南北约520公里，东西约120公里，面积47157平方公里。
可以想见当年这些可敬的法国主教们在这广大的区域内是如何辛苦地南北奔走，宣传福音。当他们为主为教会殚精竭虑，卸下肩头重担时，他们静静地安息在云台山公墓内，在天国永生中守护着自己热爱过的这片土地。
然而，他们不曾想到，他们曾经爱过、服务过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却没有让他们享受安宁。共产党建国之后，外国传教士被冠以“间谍”、“特务”等罪名，被政府驱逐出境。当然，他们的坟墓也在中国大搞“破四旧”运动之中，遭了殃。云台山墓地几百位主教神父的坟墓全被夷平，主教尸骨甚至还被挖出扬了骨灰！墓碑一大部分被拉到了当时县铸造厂，铺了厂房地面，做了机器底座；还有一部分则成了附近村庄路边水沟的垫石，或做了大门的石地面……
多年来，教区这些墓碑一直没有寻回。每当我们看到这些可敬先辈的墓碑在人们脚下被踏来踩去，被机器的油泥玷污着，就心中隐隐作痛。直到2006年庆祝教区成立150周年时，才由铸造厂拉回一部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残断不全，完整的屈指可数。有的是在运送过程中，因为工人不知珍惜而摔断的，更是令人叹惋不已！
庆幸的是，在寻回的这部分墓碑中，发现了教区第三任主教步天衢与第五任主教刘钦明的两块墓碑。步主教碑虽然断为两半，但还算完全；刘主教碑则只余上半部分。另外，还发现了在义和团时期致命于武邑的圣路懋德神父的墓碑。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发现。
这些墓碑被运至云台山后，一直散放在原墓地的东面，没有整理安放。最近，教区决定修建一道碑墙，将这些墓碑嵌入墙内保存，一方面便于观瞻，一方面也是告慰先辈。
在重新整理这些碑文过程中，我意外发现了江南代牧区主教年文思的墓碑。年主教1862年7月来直隶东南教区准备休息几天，圣公撒格日自上海启程到达天津后，在乘船至献县张家庄途中，遇到大雨，之后又遭到两天暴晒，加之饮食差，五天辛苦的航行，到达时已是疲惫不堪。但年主教隐藏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他表现得很安详，三天的时间在直隶东南教区带给主教、神父、修士们很大的喜乐。7月31日，会祖圣依纳爵纪念日，主教为四十多位修士举行感恩祭，弥撒后五分钟，主教感觉很累，回房休息。他被诊断感染了当时流行的霍乱，下午1：10分竟逝世于献县总堂。年主教去世后即安葬于云台山教区神职公墓，是为在墓地安息的第一位主教。后来，江南代牧区要求直隶东南代牧区陪他们主教，教廷于是调直隶东南代牧区第一任主教郎怀仁赴河南代替年主教。于是江南第一任代牧主教死在了献县，而直隶东南第一任主教则死在了江南，两个教区主教发生了互换。
年主教墓碑断为两块，并没有放在一起，是在核对碑文过程中发现原属一块墓碑的。以前，虽然知道江南代牧区的年主教因染病逝于献县，但并不确定其是否葬于此，问老人们，人们也说不太清公墓内是有四位还是五位法国主教的墓。年主教墓碑的发现，证实了年主教去世后并没有运回上海，而是安葬在了献县；原墓地确实是安眠着五位法国主教。
年主教碑正面还有些水泥残留着，掩盖住一些字迹，不过大体上可以确认是年主教之碑。
年主教墓碑碑文如下（根据资料加以补充完整）：
天主圣教泰西修士主教安德年公之墓
R.R.D.D. ANDRE BORGNIET
公讳文思，号安德，圣名安德肋。1811年2月14日生于法国。1835年晋铎。1859年10月2日在上海董家渡受祝圣为江南代牧区主教。1862年7月31日访问献县教区时病逝于张庄总堂，享年51岁，安葬于云台山神职公墓。
年主教墓碑发现后，加上以前已发现的步天衢主教与刘钦明主教墓碑，已找到三位主教的墓碑，还有杜巴尔主教与马泽轩主教之墓碑没有发现。我的心中怀着期待，更多的是遗憾，不知是否还能找到。
2014年9月9日下午，碰到教区总务孙海占神父与教区基建主任葛向兵神父，谈起云台山墓碑事，自己极力希望将已发现的墓碑，无论在哪，想法运回云台山。谈话间，提到在县原铸造厂一所车间的地面下，还铺着很多墓碑，有两块就在门口处，字迹还可辨认。听闻之下，心中极为振奋，因为近日一直在整理这些碑文，有的根据一两个中文字或外文字，就可确认一位神父或修士的身份，心中激动不已。现在听说那里有两块墓碑，就极力劝说两位神父前往一观，看看到底谁的墓碑，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于是我们三人驱车到了县北环的原铸造厂，现已成为雅客酒店。在大门右侧，是一间厂房，现出租给一家汽车修理厂。修理厂内很安静，两个修理工正躺在破沙发上玩手机。在厂房进门处，有两块石碑铺在那里，一看就是已经铺了很多年了，字迹已经磨损严重，几乎看不出来了。我们向一个修理工借过一把扫帚，用力地扫了扫上面的污垢，勉强能看出上面的一行拉丁字，开首是：“R.R.D.D.……”一看之下，我非常惊喜——这正是主教碑文的开头！这说明，又一块法国主教的碑石找到了！虽然还不确定是哪位主教的，不过是主教的墓碑是定而不可疑的了！真是感谢天主，居然第一眼看到的这块墓碑是主教的！
我们将另一块擦了擦，一些拉丁字还能辨认出来。这时，修理厂的老板——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走了出来，听说我们是来看石碑的，就告诉我们在院子后边还有几块，可以过去看看。我们当然要去看了！我请这位老板带我们去，他说你们向北一走就可以看到。我想可能就在明面儿上吧，应该好找。
我们三人于是向北寻找。院子有好几排房，很杂乱，很多小工厂在里面。到处是很深的杂草乱树。在甬路西面一堆乱树丛中，我们看到几块墓碑底座，应该是原云台山上的，但没有发现有墓碑。我们继续在院子里面四处找，墙跟处都是很深的杂草，即便有也可能发现不了。而且孙神父说，是听说在院子中有几块墓碑，前段时间，在堂里负责基建的李玉国师傅也找过，但没有发现什么。我们满院子都看了个遍，就是那些堆着杂物、很少有人进去的院落死角，我们也没放过，都看了一下，但没有发现什么。我们以为那位老板说的可能就是那几个墓碑底座。
当我们回到修理厂房，恰好又碰到那位老板，当他得知我们只看到那几个底座后，就说他指的不是那个，而是在一个破房框子里的几块石碑。我们立刻请他带我们前去，他欣然答应。边走这位老板边告诉我们他原在这个工厂上班，因为经常到那破房框中解手看到的。果然，在他的指点下，我们在最北面靠西的一个破房框子中，看到里面有几块完好的石碑躺在那里！破房框子剩一间屋的三堵墙，也没了屋顶，外面已被杂物堵住，几棵灌木还将房框子遮住，刚才我们走过时，根本就没看到里面有什么。如果不是这位好心的老板带我们来，再走几遍恐怕也不会想到这里面会有好几块墓碑！真是感谢天主！
在灌木的缝隙中，看到里面安然躺着好几块大石碑，我们犹如在平地发现了黄金，立刻钻将进去，看个究竟！我们小心地踏着门口乱堆的一些木板进去，还好，没有钉子扎伤脚。里面能看到一些大便，看来有些人将这当成了方便之地。五块大理石碑整齐地、静静地躺在那里！孤单而安静，不知已盼了自己的亲人多久！我立刻看到最边上的一块上有“天主圣教泰西耶稣会修士主教厄督杜公之墓”的字样！竟然是教区第二任主教杜巴尔的！真是让人不可思议！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片刻之间，两位主教的墓碑全部找到，而找到得这样容易，这样离奇！如今五位法国主教的碑石齐全了！既然这里发现的是杜主教的，无疑，修理厂房门口那块就是教区第四任主教马泽轩的了！
另四块墓碑或因背面朝上或因压着，一时还无法确认到底是谁的，不过从石料与规格上来看，应该都是一些著名人物的。因为几块墓碑都是大理石料，且厚而高大。我猜想也许是几位致命圣人的墓碑呢，因为目前只能见到路懋德神父一人的墓碑，其它三位的尚不得见。我满怀着期待！
回到厂房，我们又在那里发现了第三块铺在地面上的石碑，虽然上面覆盖着很厚的泥污，但因为远离门口，经过擦拭，字迹还比较清晰，因为上面压着很多东西，我们只能将最上面的一行拉丁字用相机照下来。
在我们寻找的过程中，另一位小伙子过来，热情地指点在一堆杂物的后面还有一些石碑，不知是谁的。我们马上拨开树丛，钻到一堆杂物后面，在那里的确有一些石碑、石柱。我们以为又发现了一些墓碑呢，不过经过辨认，确认不是教会的。其中一块断碑的碑额上写着四个字“壬山丙向”，下面有“明诰封大夫同知府……”字样，“民国二十年立”。回来查“壬山丙向”知为卦词中的说法，壬居北、丙居南，壬与丙刚好相对，“壬山丙向”就是坐壬山向丙山的意思，属于坐北向南的一种说法。根据上面的字样，可以确定这应是献县某地的一位重要官员之墓碑，1931年时重立。另外的一块残碑上有“明御史大夫”字样。说不准这还是明代兵部尚书陈瓒墓地上的一些遗物呢！看其中的一块石柱，应是墓地神道上面的用物。因为不是教会的墓石，加上太杂乱，我们没有过多地辨认。看来，县铸造厂当时拉来的不只是教会的碑石，还有其它地方的，真是罪祸莫大呀！
回到总堂后，根据相关资料核对，确认在修理厂门口的三块墓碑依次为教区第四任主教马泽轩的、法国施允迪神父的、深县杜家庄于永诚神父的。马主教去世于1919年，于1901年执掌直隶东南教区，在义和团摧残教区的阴影中开始工作，对教区的恢复重建劳苦功高；施神父则在义和团运动刚结束后的1902年来到献县教区，带着满腔热火与无畏的勇敢，投身于教区的重建，于1913年去世；于永诚神父生于1845年，当时直隶东南教区尚未成立，还属于北京总教区，于神父在1871年加入耶稣会，去世于1885年，是成立教区后加入耶稣会最早的一批中国人。
回顾这几天来，特别是今天下午发生的这一切，我觉得这些经历一定有天主的恩典和旨意，天主不愿他的这些忠仆们湮没于历史尘埃中。他要彰显自己的仆人！如果没有自己下午一时兴起到原铸造厂的一看；如果不是遇到一位好心肠的汽车修理厂的老板，如果不是他欣然带我们重找二遍，我们就可能永远发现不了还有那么贵重的墓碑在那破房框中安卧！五位同会、同教区的主教可能永远不会再在云台山齐聚！教区的隐痛可能还会持续，也许会成为永久的遗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