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00年被毁掉的沈阳主教座堂）
用今天的话来说，义和团的传单揭帖就是个“大忽悠”。怎奈山东巡抚毓贤还真信了！或许他本人也根本不信，只不过就是想要利用一下义和团！毓贤是满清正黄旗人，是个“捐监生，纳赀同知府”，就是捐钱买了一个学历，又捐钱买了一个与知府同级别的官位。那个时候，这种捐赀纳官是合法可行的。后来，毓贤转正当了曹州知府，真正开始了他的仕途。在毓贤升任山东巡抚前，北京出版的《京报》刊登了慈禧太后1898年10月6日的一道懿旨。这道“著各直省大吏于教堂所在务当严饬遵旨保护事”的懿旨，命令各省总督巡抚要着力保护传教士和教堂，懿旨说，虽然朝廷一视同仁，三令五申，然而“近日各省民教滋事之案，仍不能免。”其关键在于“愚民无知造谣生事，轻启衅端，固为可恨；而该管官吏不能随时开导，先事防卫，实亦难辞其咎。”如今，本太后再次严词申饬，对于传教士和教堂，要“认真保护。各国教士往来，均宜以礼相待。遇民教交涉之案，持平办理，迅速断结，并劝导绅民安分自守，毋得逞忿肇衅。”“经此次降旨之后，如再有防范不力，致滋事端，定当将该管地方官从重参办，并将该督抚一并惩处。毋谓告诫之不预也。钦此。”择要来看这道懿旨，言辞不可谓不严厉，处理不可谓不公平，而且还是一道公开报道出来的懿旨。然而，深谙为官之道的各省督抚封疆大吏们为何仍然我行我素，无视太后懿旨呢？这道懿旨发布4个月后的1899年2月，毓贤升任山东巡抚。毓贤的前任是李秉衡。1897年11月1日夜里，大刀会带领人马突然闯入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村的教堂，将教堂内两位德国神父杀死后，抢劫烧毁了教堂。德国公使言称，如果大清地方官不能保护外国人，德国将派军队入住保护其本国人性命。在巨野事件后，李秉衡被调任四川总督。虽然巡抚与总督平级，但总督更有实权，因此实际上是一种升迁。在就此事件谈判中，德国公使海靖曾询问同治皇帝老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李秉衡“深恶洋人，所以上行下效，出此重案。李抚台如此办事，何又升官？”这翁同龢可是当过同治皇帝的老师，回答得相当圆滑：“李抚台中外交涉事未办过，诚不能不责怪他。但人各有能，有不能。李抚台历办河工，岁省百十万，又为户部筹款，岁亦十余万，不得谓非无用，所以升官。”海靖则坦然一笑说道：“所省之银，恐不够抵偿我国。”如今“中国既不能保以后必无此等案件，我国兵船现在胶州，即可帮助中国办理。” 翁同龢等人回答说：“此系中国内政，无庸贵国干预。” 显然，曹州事件之后清廷对李秉衡的处置，透露给接任者毓贤以及大清帝国官吏的信息远比官面堂皇的太后懿旨要清楚明确的多。毓贤上任1个多月后的1899年4月5日，慈禧太后还特别电告毓贤，告诉他，“山东民教不和，屡屡滋衅，亦实不免有虐待教民情事，以致彼教生恨，藉事生风”，要他在山东“持平办理民教讼案”。4月11日，慈禧再发电报，要毓贤接任山东巡抚后，应该“仍遵前旨相机慎重办理教案”事宜。然而，深谙为官之道的毓贤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应该如何对待这个来之不易的升迁。故此，毓贤上任之际，即怂恿义和团“打教”攻击教堂和传教士。5月9日，毓贤还上奏慈禧太后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山东省“民教不和，由来已久，缘入教多非安分良民。”本来各地“打教”事件层出不穷，他却说，“断无虐待教民之事。每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因而酿成巨案。”“近年情形如此，委无虐待教民情事。此奴才服官东省二十余年，耳闻目睹知之甚确者。”显然，他的说词与其同僚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所说完全相反。非但如此，他竟胆大妄为到敢于藐视太后懿旨，上奏与太后懿旨所言大相径庭的教案事由！我们结合四川总督“刘秉璋自开缺留任以来，悻悻负气，凡事皆任意废弛”的为官态度来看，在教案事件上，他们实际上都是在执行着朝廷的旨意。当然，这旨意不是公开刊登的太后懿旨的表面文字。太后懿旨妙就妙在它是公开刊登在《京报》上的！无论太后发多少个懿旨和电报，深谙为官之道的毓贤刘秉璋等封疆大吏，他们心里清楚，那些官面堂皇的文字是给人看的，不是真正要做的！而真正要做的，也就是他们如今处理教案的套路，也就是李秉衡“深恶洋人”的套路。所以，刘秉璋在停职留任后，才敢“悻悻负气，凡事皆任意废弛”，所以，毓贤才敢在山东公然招募拳民，让义和团势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有了毓贤的支持，义和团更加肆无忌惮，各处攻打焚毁教堂医院，捉拿他们称之为“大毛子”的外国人，到后来发展到缉拿被他们称之为“二毛子”的信教教友，并强迫教友背弃天主教，否则格杀勿论。法国公使转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投诉山东平原县有教堂被毁教友被殴抢。毓贤让地方官调查后，上奏说，这里“奉教之民为数不多，与平民亦无甚仇隙。本年五月间，教民魏凤鸣等以被抢牛驴，并毁坏器物各等，呈控县民张泽等到县。”我派人详细调查，“讯明所控毫无实据，亦无抢毁痕迹可寻。”“尽属子虚，毫无证据。”建议法国公使“嗣后起事查实，勿轻听教民诬告之言。” 直到大概一个月后，朱红灯带领义和团攻打教堂，教友奋起还击，地方官不得不派兵弹压。事情闹大了，清廷要他迅速查明严办，毓贤又指责地方官弹压不力，没能缉拿闹事土匪，“匪首朱红灯等分路四散”。他将责任推给平原县县令蒋楷和前去弹压的军营官袁世敦（袁世凯之兄），把他们撤职，以便向上交差。袁世凯那时担任着清廷的工部侍郎，毓贤未敢得罪，顺手卖了个人情，建议慈禧“可否将袁世敦发交袁世凯随营历练，以观后效，抑应如何示儆之处，出自圣裁。” 毓贤的为官之道实在圆滑至极。事后查明，平原县境内，有24个村庄被袭击，48户被抢劫，村民死亡2名，重伤2名，轻伤8名。毓贤欺上瞒下对义和团的纵容偏袒和公然支持引发各国公使强烈抗议。稍后，毓贤被平级调任山西巡抚，山东巡抚则由袁世凯署理。被调任的毓贤于12月6日获得面见慈禧太后的殊荣。大清帝国内没有几个封疆大吏可以获得这份殊荣。获得太后接见被大清官吏和毓贤本人视为对自己在山东所作所为的肯定。毓贤更加有恃无恐，之后他上奏慈禧，声言义和团忠勇非凡，刀枪不入，可资利用，扶清灭洋。1900年3月19日，毓贤调任山西巡抚。山西本来没有义和团，在毓贤指使下也成立义和团，并开始唆使义和团攻击教堂屠杀教友。调任山西不久，“屠户”毓贤就假言为保护教会人士及财产，让山西教会人士将财产交给巡抚衙门，声言易于保护，否则如果被抢则不予赔偿。1900年7月9日，主教神父教友70多人到巡抚衙门交托财产，待教会人士到齐交清财产后，毓贤亲自率领兵丁在衙门外将不愿背教的46个人全部杀死，其中包括当地主教艾士杰。在毓贤任山西巡抚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山西全省有191位传教士被杀，中国教友1万多人死于非命，225所教堂医院被焚毁，2万余间房屋被拆毁焚烧。山西省成为庚子年间被杀信友人数最多的一个省份。
在面见毓贤等大臣后，慈禧太后不再犹豫，决意利用义和团来达到扶清灭洋的目的。1900年1月11日，也就是毓贤等大臣觐见1个月后，慈禧发布懿旨，要求各省总督巡抚对待拳民，“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就是说，只要这些拳民不当土匪，就不要管他们是不是参加义和团，是不是拆毁教堂欧杀教友。依照大清帝国法律，私立的民间社团会道门向来都是违禁犯法的，从来都是要求地方官吏严厉打击和禁止的。这道懿旨标志着慈禧对义和团态度的180度大转弯。然而，大清帝国部分官吏还是清醒的。懿旨发布后的第二天，即1月13日，署理山东巡抚，工部侍郎袁世凯借着奏报办理山东教案的奏折，向慈禧进言说，山东地区民教相仇“地方官非不习知其弊，而苟且偷安，终不能设法以平之。良民郁极思逞，乃起而与教士、教民为难，官正苦于无如教何也，亦思借民以快报复。有仇教者，不但不肯查禁，或对众讽煽，不啻潜导而阴驱之。”“秋冬以来济东各属，焚劫大小教堂十处，抢掠教民三百二十八家，掳害教民二十三名，蔓延十数州县，较之沂曹两案滋扰弥甚，将来索偿更不知几何？”故此，多处教堂“皆设备固守”，义和团“屡攻弗克，转遭杀伤，益复四出抢掳，波及良善。综计扰害平民之案，据报者已有十九起，共二十八家，民人之被掳架伤毙者七名。该匪等虽托名仇教，而观其举动，实只在于纠众劫财。得财稍多，则蓄马购械。分赃不匀，或互斗交殴，乃犹立帜大书，侈口于洋人可灭，借以行其耸动号召之私。而不知其伎俩毫无。曾以四五百人攻一教堂，尚不能克。”“是该匪等一经勇对抵御，即不能支，况能举强盛之洋人而灭之乎？”袁世凯奏报的大意是：地方官们自己都心知肚明，但却苟且偷安，不去严查实办，甚至煽风点火，暗地支持，以期将外国人赶走，各地焚毁教堂抢掠百姓残害教友的事件为数不少，教堂不得不自卫保护，而义和团屡攻不克，就四处抢劫，平常老百姓受害的也不少，他们借口消灭洋人，而行抢劫之实，几百人进攻一个教堂都攻克不下，怎么能够消灭洋枪洋炮的外国人呢！故此，袁世凯奏折主张对义和团先剿后抚。清廷个别重臣却上奏慈禧，认为义和团神勇可嘉，灭洋人之气可用，任由袁世凯剿灭势必令挚爱大清之人士心寒，假如遇到外敌入侵，何人可以用来御敌？袁世凯对义和团先剿后抚策略也让慈禧太后深感不安，随多次电告袁世凯，要他持平办理，慎之又慎，不要激起事端。显然，清廷的策略是，既要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赶走洋人，又不想让义和团为非作歹成为匪患。
3月2日，英法德美意5国公使联合向清廷发出照会，要求在《京报》上公开发布懿旨禁止义和团搜捕外国人攻打教堂袭击教友，但清廷借口已经在内部颁发谕旨为由拒绝公开刊登上谕。不公开拒绝谴责义和团，显然被视为朝廷对义和团所作所为的默认和鼓励。此时期，义和团攻打教堂残杀教友抢劫百姓拆毁铁路拔除电线杆事件日渐加剧。4月初，各国公使再次联合发出照会，并在海上演练海军。4月14日，慈禧再发上谕，明言“各省乡民设团自卫，保护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谊。果能安分守法，原可听其自便。” 此道上谕一发，无异于对义和团的明确支持积极鼓励。义和团、大刀会、神拳会等会众迅速集结起来，越集越多。5月19日，眼见清廷借助义和团驱逐外国人的政策正在逐步落实，袁世凯再次向慈禧上奏折提醒清廷，义和团、大刀会以扶清灭洋之名煽惑百姓，“上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昌、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对这个提醒奏折，慈禧仅仅御批三个字：知道了。 5月27日，北京近郊涿州、琉璃河、高碑店一带铁路被义和团拆毁，电线杆被拔掉。“自近畿一带，所有教堂，尽付之一炬。教民之被杀者，难以数计。其妻孥无以为生，悉逃至京，由各教堂留养，几无容身之地。于是送至天津安插。”（杨典诰，《庚子大事记》，第5页） 5月29日，直隶总督裕禄电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英法德意美日俄7国公使联合照会，言称各国将各自抽调兵丁百人，进京保护各自国家使馆。在戊戌变法光绪皇帝被囚禁后，慈禧太后始终认为各国公使均支持变法，图谋让自己还政于光绪皇帝。带着这种疑虑和恐慌，慈禧对各国公使照会调兵入京保护使馆的电报一直未置可否。各国公使因为没有获得清廷答复，第二天，随选派法国总领事代表各国公使前来面见裕禄说：“各国此次送兵进京，并非与中国为难，不过自为保护起见。” “无论总署准否，定准明日赴都。如候至明晨尚无回信，即赴车站乘火车动身。若火车不载，亦自行由旱路前往。特来告知。”裕禄当然不敢擅自处置，随发电报恳请慈禧“急盼今日电示，以免借口生衅。”可是，慈禧始终没有下达明确指示。直到31日上午巳时（9-11点），清廷才用加急电报指示裕禄：“洋兵护馆，准由火车运送，但人数不得过多，致碍邦交。”稍后，裕禄电报向清廷汇报了进京洋兵人数，共计英国官兵75名，美国官兵63名，意大利官兵42名，日本官兵26名，法国官兵75名，俄国官兵75名，而德国官兵54名则于次日（即6月1日）进京。6月2日，奥地利亦派官兵30名进京保护使馆。
6月5日，北京的大兴黄村火车站被义和团烧毁。北京至天津火车道也被义和团会众扒掉毁坏。眼见义和团所行所为与盗匪无异，慈禧于6月6日，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良乡涿州查访义和团，并向义和团等会众宣布谕旨说：“近来各府厅州县，积习相沿，因循玩误，平日既未能联属教士，又不能体恤民情。遇有民教涉讼，未能悉心考察，妥为办理。致使积怨已深，民教互仇。遂有拳民以仇教为名，倡立团会。再有奸民会匪，附入其中，藉端滋扰，拆毁铁路，焚烧教堂。至铁路原系国家所造，教堂亦系教士教民所居，岂得任意焚毁。是该团等直与国家为难，实出情理之外。昨已简派顺天府尹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宣布晓谕。该团民等应即遵奉，一齐解散，各安生业。倘有奸民会匪从中怂恿煽惑，希图扰害地方，该团即行交出首要，暗律惩办。若再执迷不悟，即系叛民。”二人回来后向慈禧汇报，为义和团说了不少好话，认为义和团虽有游匪参与抢劫，但义和团全体一致乐意扶清灭洋，刚赵二位钦差所到之处，义和团团众“即合掌跪迎”，声称练拳“原为保护身家”，而“言及洋人，则怒目切齿，愿得甘心。”“持刀相向，誓不两立。”刚毅极力主张清廷对义和团“断无轻于用剿之理也。”赵舒翘则含含糊糊未置可否。在良乡之时，刚毅擅自命令正在剿灭义和团的清兵营官，对义和团“不得再行剿杀。”义和团会众对刚毅等人感恩戴德，在其返回京城后的次日，大批义和团、大刀会团民会众，头戴红巾标志，胸配黄色神符，手提大刀长矛，开始涌入北京城。为了确保宫廷安全，慈禧电召甘军统领董福祥率兵入京，守护皇城城门。在义和团会众入京后，董福祥还与义和团一个首领结拜为把兄弟。
6月10日，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被义和团围困，使馆对外通讯联络被掐断。使馆区形势日形严峻。此刻，英法德意俄美日奥8国不再顾及清廷的一再阻拦，随即紧急增调共2000多名官兵准备向北京进发，以便解救被围困的各国大使馆人员。各国公使宣称，除非清廷能够切实保护使馆和外国人性命，增调官兵将立即进京。清廷一面增调清兵保护使馆和外国人，一面设法劝阻各国公使增派洋兵进京。恰好此时的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的一位官员出城时，在城门口被甘军营兵刺杀，剖腹挖心，肢解后扔进了粪车。6月12-14日，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西直门天主教西堂、宣武门天主教南堂和基督新教教堂等10多所教堂及附属建筑被焚毁。6月14日义和团焚烧宣武门天主教南堂时，《庚子大事记》作者杨典诰与人结伴往观，亲历义和团纵火焚烧宣武门教堂。此时，大约有3300多名教友逃入西什库北堂，2000多名新教基督徒逃入到使馆区。与此同时，京城多达20多处洋房洋楼洋药房和工厂被烧毁。“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城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毁殆尽。教民之被戕者无日无之，弃尸于御河中。且有自投罗网者，常见奉教妇女途行时，遇义和团即跪下，率被拉去斩之。而平民之误杀者亦多。”（杨典诰，《庚子大事记》，第7页）京城遭难者并非仅仅基督徒，也包括众多无辜百姓。“团民聚集二三十人，无拘铺户、住户，所居之房，硬指为教民之产，立欲烧毁，虚张声势。住房者与左右邻居自然恐惧，势必大众跪求。或许在坛中献银若干，或助米粮若干石，约家业丰饶，以定捐款之多寡。团民饱欲俯从，遂至院中用刀剑假为劈画，凡存有洋货等物，搜抢一空，饱载而归，谓之净宅。此坛团民才去，彼坛团民又来。城内城外居民铺户，遭逢此难者，每日数十起。”这些百姓“临刑时呼尔唤父，觅子寻妻，嚎痛之声，惨不忍言。“（仲芳氏，《庚子记事》，第22页，第27页） 6月15日，义和团和清兵的14门火炮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并每日换班轮番攻打，樊国梁带领神父教友和几十名法国水手的洋枪队誓死抵抗，到8月1日时，义和团“仅将四围群房烧拆数十间，大楼毫无伤损。附近之铺户居民，则焚抢无遗矣。”（同前第 28页） 直到11国联军进京解围，义和团始终未能攻克，逃入的教友们得以保住性命。与此同时，天津望海楼等地教堂也被义和团烧毁。
6月10时，慈禧撤掉主和派庆亲王奕劻，任命主战的军机大臣端郡王载漪负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时的职务撤换暗示出慈禧太后准备开战的决心。6月16日，慈禧太后谕旨召开协办大学士刚毅等70多人御前会议。会议上，贝勒爷载濂等人慷慨陈词：“窃查拳民能避火器，虽无确据，其勇猛之气，不顾生死，实为敌人所惮。不扰良善，则系众口一词。惟漫无纪律，以致奸民乘势扰乱。”如果选派训练有素的大臣“妥为招抚，练为前队，可以资敌忾而壮军声。就大势言之，拳民总宜善抚，不宜遽剿。洋人总宜力拒，不可姑容。剿拳民则失众心，拒洋人则坚众志。人心之所同，即天心之所系，转移之机，即在于此。伏祈宸衷立断，以快人心。国家幸甚。”他们力主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驱逐外国人。显然，慈禧主持的这次御前会议并非要商讨是否开战，而是一次宣战会议。御前会议“历陈愚民无知，姑开一面之网。即著责成刚毅、董福祥，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究竟该拳民临敌接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细加察验，谋定后动，万不可孟浪从事。”非常明显，时至今日，慈禧太后对义和团是否能够打仗仍然没有把握。虽然如此，由此次御前会议谕旨可知，慈禧已经决意利用义和团而达到扶清灭洋的目的了。端郡王载漪力主开战，御前会议中与主和大臣唇枪舌剑，凡不同意开战者，即冠以汉奸之名。太常寺卿袁昶，激奋慷慨，声振殿瓦，力言拳匪不可恃，外衅不可开，拳匪滥杀外国使臣，有悖国际公法。慈禧太后气忿以极，怒目视之。吏部左侍郎许景澄提出疑问，即遭载漪训斥。光绪皇帝执许景澄手涕泣说道：“兵端一开，朕一身不足惜，特苦天下苍生耳。尔其设法救之，方不负责任。”户部尚书立山言称，“无兵无饷，何以言战！”此后的7月27日，许景澄、袁旭等主和大臣均被另立罪名下狱，第二天即被慈禧下旨斩首。会议中，载漪则怒斥立山沟通洋人，稍后将立山交给刑部监禁。御前会议次日，慈禧用六百里加急兵部火票谕旨各省总督巡抚，立即“迅速挑选马步队伍，各就地方兵力饷力，酌派得力将弁，统带数营，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
1900年6月16日的御前会议就是一场战争动员令。17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收到法国代表各国公使递交的一份照会，要求18日早晨将天津大沽口炮台交法国管辖，到时不交，各国海军将“以力占据”。显然，各国公使已经知道16日的清廷御前战争动员令，准备先下手为强了。裕禄得此照会，一面紧急奏报朝廷，一面部署兵力准备迎战。6月19日，清廷分别派送给11国公使照会，言称各国要“以力占据”大沽口炮台，“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照会继续指出，如今京城拳祸纷纷，人情汹汹，我们无法保障大使馆领事及家眷的人身安全，从今日下午4时算起，“应请于二十四点种之内，带同护馆弁兵等，妥为约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以免疏虞。” 无疑，这是一份驱逐各国外交官的照会。鉴于义和团仍然四处捉拿外国人，各国公使照会清廷请求派兵护送离开北京，或者可以让他们延期离开。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不听其他各国公使劝阻，独自协同翻译按照清廷24小时的限令离开使馆，当他走到东单牌楼附近时，遇到正在巡逻的清兵神机营，被兵丁开枪打死，翻译受伤。6月21日，慈禧谕旨晓谕，大清帝国已经向11国宣战并动员全国军民：“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我国威。其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尚义捐赀，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洩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钦此。”6月22日，清兵武卫军、甘军与义和团一同开始进攻各国使馆，并将比奥荷意4国使馆烧毁。同日，大沽口炮台失守被联军占领。20多天后的7月14日天津失守。此时，清廷想起了义和团，要用义和团避火器打前锋，随谕令刚毅董福祥等统率义和团到前线杀敌。然而，“朝命遣赴前敌，团民各有家业，不肯行。又大半皆游手无赖之徒，惟以焚掠杀人为事，见洋兵则溃遁，徒足愤事耳。”（恽毓鼎，《庚子日记》，第59页）稍后，十一国联军统一由德国将军指挥并开始进军北京。
7月1日，慈禧谕旨各省总督巡抚，要他们晓谕百姓，号召信教教友自首并与义和团一起，“忠义相勉，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教民中有能悔悟前非到官自首者，均准予自新，不必追其既往。并谕知民间凡有教民之处，准其报明该地方官，听候妥定章程，分别办理。现在中外既已开衅，各国教士应即一律驱遣回国，免致逗留生事。”显然，慈禧的策略是想回到雍正朝闭关锁国严厉禁教的政策下。在此懿旨下，7月3日，义和团和清军将辽宁沈阳天主堂包围，屠杀教友1400多人，将教堂内避难的教友神父400多人活活烧死在教堂内。7月19日到24日，内蒙古的二十四顷地、西湾子（河北崇礼）等地教堂被烧，教友神父3200多人被杀。7月20日，义和团和清军包围了直隶景州朱家河村教堂，一次就将在此避难的教友不分老少近3000人全部屠杀，连同附近村庄共5153人被杀害，674座大小教堂被焚毁。保定附近的东闾村教堂有9000多人在此避难，他们拿起菜刀棍棒火枪进行自卫，击退了4万多义和团拳民的攻击，总算保住了身家性命。慈禧懿旨一个月后的8月1日，十三个省份的总督巡抚联合举荐老臣李鸿章，请慈禧任命其为全权钦差大臣与各国议和。此时战争胜负尚未明朗，慈禧不可能轻言议和，于是奏折被留中不报，太监们也很清楚，此时这种奏折根本不需要上奏给慈禧太后。为了增强主战舆论影响，8月11日，慈禧懿旨将另外三位主和大臣，户部尚书立山、礼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大学士联元斩杀。然而，三天后的8月14日，十一国联军即攻克朝阳门，慈禧等人匆匆出西直门奔长辛店逃离京师。光绪皇帝本不想离开，慈禧命令强行拉上车辆随行。在京大小官吏有战死者，有自杀者，有逃离者，有留在京城者，不一而足，各自谋算。8月15日，十一国联军解各国使馆长达两个月的围困，西什库教堂也随之解围。在西什库北堂被义和团和清兵攻打期间，共有14位外国神父和水手死亡，400多名教友因火炮、饥饿和疾病死亡，受伤者无数。京师大乱的见证人之一，杨典诰在其《庚子大事记》中描述说：“京师大乱，匪徒蜂起，店铺关闭，无处买食物矣。觅挑水而不得，唤剃匠而无人。下至淘茅厕，净便桶，均无形影。盖若辈近日专顾抢掠，不暇做正经生活矣。西半城之当铺，全被回民土棍、左右小户贫民，抢劫一空，次及粮食店。若东城内城之当铺、估衣皮货、绸缎及各项店栈，尽被营勇、溃军、洋兵、土匪，先后抢劫，靡有孑遗。”（第2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