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来华耶稣会士白晋及其《古今敬天鉴》一书研究现状

在明末清初天主教来华史上，白晋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既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国王数学家”，也是志愿到中华大地传教的耶稣会士。来到大清的疆域后，白晋又成为康熙皇帝的“远臣”，为宫廷和皇室服务。但白晋的身份终究是继利玛窦脚步而来的天主教传教士，无论为康熙朝提供了怎么样的服务，白晋的目的始终不离初衷——传播天主福音。白晋在华期间受许多世俗事务所累，因此他的传教工作主要依靠文字事业展开，这种方法也是对“利玛窦规矩”的继承。然而在对中国文字和语言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白晋又超出了利玛窦在明末时所做的限度，进入到所谓“索隐主义”（Figurism）的地步。这种行为和思想无疑在“礼仪之争”的大背景下，成为矛盾的集中点。在 “礼仪之争”的时代大背景下，白晋所编写的《古今敬天鉴》继承和创新了利玛窦开创的耶稣会适应性策略成果。同时，它也引起了一些争议，甚至受到教廷特使多罗不准刊行的禁令，但此书又有诸多抄本，现收藏于中西数个著名的图书馆内，可见其具有很强的文本生命力。前人在做与白晋相关课题的研究时，主要集中于白晋的索隐派思想和他的“易经”研究活动，以及白晋在中国儒学和欧洲思想家之间的媒介作用，而对于白晋本身对中国经典的理解多有忽视，往往将之归于“过度诠释”。

本文以徐家汇藏书楼所收藏的白晋《古今敬天鉴》的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此书的各抄本做出梳理，并对诸多抄本之间的不同之处做出对照，从而期许能够将这些抄本之间的关系理清楚。由此，得到《古今敬天鉴》一书的完整面貌。
《古今敬天鉴》是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创作于康熙年间的天主教神学著作，该书最主要的特色是使用索隐主义的思想解释中国经典中相关于“天”“上帝”的语句，并用天主教的神学教义思想分章列节加以排列和诠释。这一点也正是白晋此书的最大争议之处。但白晋在书中使用了一个很有力的支持者，那就是康熙皇帝，白晋在此书的自序中认为有赖于《日讲》、《古文渊鉴》等系列书籍的出现，才使得“天学”复明。这本书成书于“礼仪之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其较早版本名为《天学本义》，在出书时曾遭到康熙帝的批评，白晋在对《天学本义》加以修改增订后，再次承上御览，获得认可，并被翻译成拉丁文寄送给教会方面，成为支撑“中国礼仪”的证据。由此，白晋对中国经典的研究以这种被动的方式传播到欧洲，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原始资料。虽然有康熙皇帝的赞助，白晋依然不能摆脱自己坚守天主教的传教士的身份。因此他编写此书又受到来自代表教廷权
威的多罗主教的批评，以及其他修会、甚至本修会反对者的攻击。多罗主教明令禁止刊行此书，要求所有稿本、写本一并上交、销毁。由此可见，白晋《古今敬天鉴》一书成为“礼仪之争”中很重要的一个争议文本。白晋此书宣扬的主题正是多罗所要竭力禁止的：“天”和“上帝”是否可以来称呼“天主”。
同时，《古今敬天鉴》的预设读者是中国文人，用白晋自己的话是“中华之儒，欲明经典高文所藏天学本义”。他要向中国人和教会证明中国古代典籍中蕴含着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对于中国人，可以让他们恢复经典的本来面目；对于教会方面，是要证明天主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最经典的部分相通，来化解“礼仪之争”带来的负面影响。

现代学者关于白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在中国的传教行为和历史活动，以及他在中西哲学思想交流史的作用和地位。白晋曾对《易经》进行过长达数年的研究、著述，此事一直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方豪等人对此有过考察和评述，提供给学界许多有关资料。但他们的考察还有待深入，吴伯娅根据翻译出版的《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发现了许多有关白晋研究《易经》的新资料。她的《耶稣会士白晋对<易经>的研究》一文根据清宫档案和前人的研究，对此事作了进一步的史实探讨。林金水的《<易经>传入西方考略》认为白晋是17世纪末清朝康熙年间最早将《易经》传入西方的人，文中提到最初使《易经》在西方产生影响的主要还是白晋与莱布尼茨讨论《易经》的书信。
张西平教授曾发表《梵蒂冈图书馆藏白晋读<易经>文献初探》，就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白晋有关“易经”研究的稿本收藏做了一个初步的探讨。张教授一文先是以余东目录和高田时雄整理的伯希和目录为参照，细致地理清梵蒂冈所藏白晋的读易文献，并做出一个简单归纳，认为在此两个目录中明确归白晋所做的读易文献有16份，尚未明确归白晋所做的读易文献有15份，对于学界了解这些文献大有助益；张西平教授并在此文中抄录了一些他在梵蒂冈图书馆工作时发现的有关白晋和傅圣泽读《易经》的文献。这些材料是对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一书中白晋、傅圣泽小传的历史资料补充，同时也补充了我们关于康熙命令白晋等人研究“易经”的认识。张西平教授另有一篇主题为“康熙安排白晋等人研究‘易经’的基本历史情况”的文章，作为德国学者柯兰霓《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一书中文版的序。在文章中，张西平教授运用中西文献资料，介绍了白晋奉康熙命研易的基本历史情况，以及康熙让白晋研究《易经》的目的和影响。
在文章中作者还认为康熙让白晋研究《易经》是他在“礼仪之争”中所采取的重要步骤，而且在文章中也阐述了康熙对白晋自身的学术影响。张教授此文一并简要介绍了白晋《天学本义》的版本情况，认为白晋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写出《天学本义》，而且引用了部分来自白晋自序和韩菼序的语句。张西平教授评价道“这是白晋在康熙四十六年的文字和思想，从中可以看到，虽然句法文字是中国的，但思路和逻辑完全是西方的，是《圣经》的伊甸园原善、先祖原罪、天主救赎思路的中国式表示。该书不过是对中国典籍的择录和对民间俗语的收集，其逻辑结构完全是西方天主教神学的构架，和中国本土思想没有太大关系”，以此联系到白晋的《易经》研究过程上来，认为此时的白晋仍未找到中西思想的结合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十分有限。另外，罗丽达对有关白晋读易的十份文献做了很好的研究，见其撰写的《白晋研究<易经>史事稽考》（台湾，《汉学研究》，1997年第15卷第1期）。另外，杨宏声在其《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之<易>说》一文中，对利玛窦、白晋等耶稣会士的《易》学研究做了初步梳理，认为对这场持续近二百年的学术论辩，仍有待展开更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此方面的研究，还见于韩琦的几篇文章中。可见诸多学者对于白晋的研“易”活动十分关注。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白晋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与德国哲学家、思想家莱布尼茨的学术通信，促进了中西哲学的交流，在这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如美国学者孟德卫（David E.Mungello）《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一书，论述了白晋神父在莱布尼茨对汉语的理解中所作的贡献，其书第九章，孟德卫介绍了耶稣会适应政策在白晋索隐主义中的演变，对白晋的索隐主义作了综合性的评述，认为白晋在耶稣会适应政策的演变过程中起到领导作用。另外，早期关于中西哲学之间交流和互相影响的专着，当推法国学者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not）的《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一书，该书是研究17-18世纪（1640-1740年）、明末清初时期中法乃至整个中西哲学思想和文化的一部学术水平很高的专着，成为学界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此书第一编内第二章的第三节专门研究“索隐派”学者，认为“‘索隐派’试图通过对中国文字和书籍的寓意性解释，证明从世界起源时代起就预言性地显示出的基督教真谛，而不是某种唯灵论宗教的真谛”，对白晋为首的索隐派理论做了论述。  

李天纲教授的《天儒异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学说述评》中，提到白晋引发了康熙对于算学的“西学中源”论，而对于白晋在“礼仪之争”为耶稣会的辩护看作是“中学西源”的。白晋提出“归约象征论”，经过“归约象征”，白晋发现：儒家经典中的“上帝”就是西方传来的。
白晋的索隐主义思想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澳大利亚学者鲁保禄（Paul A Rule）着有K’ung-tzu o Confucius : 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一书，书中第四章对以白晋为首的在华耶稣会索隐派传教士作了十分充足的研究，分别介绍了白晋、傅圣泽（Francois Foucquet，1665-1741）、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的索隐主义思想和实践，认为弄清索隐派的困难在于他们自身存在的分歧，原因是缺少共同目标。该学者认为索隐派成员是那个时代提供比较原理的领头人，他们正确地察觉出神学和象征主义在理解中国经典时成为关键要素。对于在华耶稣会中的索隐主义思想，中外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研究。索隐派的主要成员，皆有学者为其做传记式的研究，白晋的事迹和影响从这些书中也能得到反映。比如丹麦学者龙伯格(Kund Lundbaek)的《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 S.J. Chinses Philology and Figurism)一书，对作为马若瑟老师的白晋也进行了一些论述。美国学者魏若望（John W.Witek）的《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 Francois Foucquet, S.J.,1665-1741）一书，研究了白晋和傅圣泽之间在研究《易经》上的合作和分歧。
中国学界对白晋《古今敬天鉴》做出研究的有：徐宗泽，他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着提要》列其于第三卷“真教辩护类”篇目下，书内列有韩菼序。郑安德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古今敬天鉴》中的一本收入《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二卷、第十九册，并重新加标题、分列，做了整理工作。
刘耘华教授的《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一书中，从诠释学的角度把白晋的《古今敬天鉴》作为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个案，文章对白晋个人和他开创的索隐派有所论述，并分析了白晋编纂《古今敬天鉴》时所依循的主要途径，另，此书统计有白晋书中所引儒家典籍的数量。刘耘华教授此文为《古今敬天鉴》的进一步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对本论文的写作有醍醐灌顶的指导意义。 此外，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现亦藏有多部《古今敬天鉴》抄本。对白晋及其《古今敬天鉴》一书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