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角色

（台湾辅仁大学“第一届天主教社会理论”学术研讨会论文，2013.03.21-22）

赵建敏

中文提要：现代中国大陆社会正值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多元化价值追求为天主教社会训导的价值推进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结合此社会转型期的多元化价值追求，本文试图由天主教社会训导角度来探讨在中国大陆天主教促进社会进步的可能性方面，以期教会能够发挥福音精神，推进社会训导价值，为中国人民的福祉贡献教会自己的力量。

关键词：天主教 社会训导 中国大陆

Abstract: The mainland China in today is fac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seeking of diversity values in the society has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value of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is diversity value seeking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is article tries to, in the eyes of the values of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study the ways of possibility of social progress in mainland China, so that the Church may preach the gospel values, promote the values of social teaching, and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people's benefit.

Key words: Catholic Church,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Mainland China

天主教社会教义（理论）系统性地肇始于1891年良十三世的《新事》（Rerum novarum)通谕，至2004年《教会社会教义纲要》（Compendium of Church Social Doctrine)系统化地形成一个完整的文件，历经一百多年。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天主教社会教义之价值，确实有其可供借鉴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以“天主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角色”为题，反思教会如何发挥福音精神，推进社会教义价值，为中国人民的福祉贡献教会自己的力量。

二百年以降（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的社会生产力，社会生活方式，乃至社会价值观都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转变，社会在转变，在适应。百年以降（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也随着人类社会的这种迅速转变而转变，中国在转变，在适应。五十年以降（梵二会议后），天主教会因应这种迅速转变的现代社会，追随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aggiornamento（更新自我）的精神，积极在现代世界进行自己的牧职，教会在转变，在适应。面对现时代人们的“喜乐与期望、愁苦与焦虑”，“教会深深感到自身和人类及其历史，具有密切的联系。”¹ 此联系的密切性在于“教会寓居于世界内，与世界共同生活与活动”。² 这种密切性为天主教的社会角色提供了基础。因此，教会必然而然地拥有其社会角色。当然，教会也清楚地知道，“基督委托教会的固有使命并非政治、经济或社会性的；基督给教会预定的宗旨是宗教性的。”³ 宗教性的使命将教会在社会中的纯粹政治角色、纯粹经济角色、纯粹社会角色排除在外。政治或经济有其自身的使命和目的。宗教性的使命的根本则是人的得救。然而，人的得救是在现世的生活中借着基督而实现的。“所以信友不得将职业和社会活动同宗教生活对立起来。信友忽略此世任务，便是忽略其爱人甚至爱主的任务，并将自己的永生导于危殆中。”⁴ 因此，宗教性的使命并不排除教会的社会角色。相反，教会的社会角色恰恰是宗教性使命或宗教生活的光芒和精神，是教会信仰生命在现世结出的丰硕果实。教会只是聆听耶稣 “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若 15：16） 的话，并付诸实行而已。

仆人服务：“人子来不是受服事，而是服事人。”（玛 20：28）

受服事的是主人，服事人的是仆人。教会遵从耶稣基督的教导，以仆人的角色来服务社会。她的角色是仆人的角色，因为她绝对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对现世权力的野心。虽然她会因着服务而拥有集聚在一起的众多的子民，但她并不谋求政治、经济或社会的权力，而只是以服事人的精神来服务人类。耶稣在回答比拉多时已经非常明确地宣布：“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假使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民早已反抗了，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但是我的国不是这世界的。”（若18：36）这当然也是身为基督奥体的教会的回答。那么，教会如此地甘当仆人，服事人就没有任何目的吗？有的！教会如此而行是希望通过她的服务，“医治并提高人格尊严、巩固人类社会结构、并将人们日常活动，沉浸于高深意义中。”⁵因此，教会希望看到的是，人性尊严得到尊重，人类罪恶得以根除，社会活动更适合人性，人生真理获得揭示，天主的光荣得以彰显，但她决不希望获得现世的权力和利益。故此，无论是教会的社会教义，还是社会服务，都谨遵此目的，“教会不提供任何经济和政治的体制或纲领，也没有对此的某种偏爱。”

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社会需要教会的服务，教会也应当去服务。

“你们常有穷人同你们在一起。”（玛 26：11）虽然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普遍生活水平大有提高，但穷人以及生活困苦的人仍然存在，与富裕群体相比较，甚至在有些地区困苦显得更行严重。客观来说，中国的经济虽然大有提升，但还不是一个相当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某些社会救助体系还不很完善。故此，教会不应放弃慈善救济的传统善工。这些善工在某些特别贫困地区尤为需要。教会不应被城市的高楼大厦和高速发展的经济遮蔽住眼目混乱了听闻。高楼大厦的一角下，仍然有无家可归者和穷困潦倒者。高速发展的经济阴影下，还有贫困地区那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无钱上学的真正穷人。梵二会议要求，“如果地区及时代的环境有需要，教会自身亦可以，甚至应当创办慈善事业，以服务人群，尤其以服务贫困者为目标。”

当然，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模式。现代的慈善救济与历史上的那种舍粥捐衣模式会有相当的不同。虽然这种历史模式有时也还需要，但教会必须发现新的模式和方法，来帮助那些穷困者。过去的某些方式，诸如开办安老院、残婴院，⁸关注艾滋病患者，

此外，就教会慈善救济服务模式的资金来源来看，目前主要有四种：海外教会的捐助，国内信友的捐助，教区的资助和社会服务机构的某种收益。

公共服务项目，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包括民办非盈利企业来完成，而政府来支付相关服务费用。政府的这种服务管理模式在西方已经施行相当的时间，在中国则刚刚起步，相信也会不断加大这项模式的服务力度。教会的某些社会服务机构，如石家庄的进德公益，已经获得政府相关机构的资质认证，应该有资格申请此类资金来进行社会服务。

就仆人服务角色来说，教会应尽力进入社会主流，避免边缘化，以基督的福音精神浸透到社会服务工作中去。伴随现代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新式的贫困者会常常同我们在一起，教会需要以基督的怜悯之心，去发现那些贫困者，并以新的方式、新的路径、新的模式，来践行基督施舍穷人的精神。

道德教化：“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玛 5：16）

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正处于转型时期。持守千年的思想价值、伦理道德、社会关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变。人们在探索和寻找现代价值观念，道德持守之时，也希望坚持住某些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操守。然而，转型中的迅速演变，“多次进行得如此杂乱无章，加以人们对世界现有的分歧又意识得如此深刻，都在产生并增多矛盾与不平衡。”¹¹ 梵二会议对社会变化转型的这种认识非常的准确而深刻。转型中的文化和社会产生出诸多的不平衡和矛盾。这种不平衡和矛盾也体现在伦理道德和价值追求上。面对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追求，人们一方面人们以自己已经out了而深感惭愧，而另一方面又希望能hold住自己所坚守的底线。闹得纷纷扬扬至今仍未彻底消停的药家鑫案例，折射出的正是人们在正义和宽恕，法律和良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这种矛盾纠结和不平衡。“怨仇宜解不宜结”的宽恕精神与正义就要“杀人者偿命”在矛盾和不平衡中产生出更多的矛盾和不平衡。深深触动国人情感和心理的小悦悦事件的背后，本质上也还是法律和良心，道德与价值，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与不平衡。事件的背后，良心的持守和培养与法律的引导和介入，在不平衡中引发人们众多的争议。的确，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文化亟待新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的重建。¹²

笔者认为，这一新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应以人格尊严为核心，良心培育为重点，促进公益为宗旨，仁爱宽恕为根本。

教会的道德教化角色也恰恰应该体现在这四个方面。

“大地上所有的一切，其应当趋向的宗旨是人，人是万有的中心与极峰。”¹³ 无论社会生活、伦理道德、文化教育、经济发展都以人格尊严为核心。人格尊严已经成为现代人价值追求的共识，深为无论有无信仰者所接受。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订中加入的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因此，在当今中国社会，人格尊严应该成为教会与社会密切结合的交合点。当然，教会所本的人格尊严是建基于“人是天主的肖像”之上的。本此价值精神，教会以道德教化的角色来服务社会，而且应将此精神贯穿教会仆人服务角色之中。教会所强调的是，近人是第二个自我，无一例外，因此“尤其应照料近人的生命，以及为度相称生活所需要的日用品。......并在遇到的机会里，积极为他们服务。”¹⁴ 可见，人格尊严并非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日常生活的规则。因此，除了为需要者尽可能地提供仆人般的实际服务外，教会以道德教化的角色呼吁信徒和社会，关注人格尊严，关注空巢老人、外地民工、留守儿童、社会冷漠、公平正义。教会也希望并呼吁，尊重他人生命，不得滥杀无辜、不得拐卖妇女儿童、不得虐待自己和他人的身心、不得任意监禁，要按期支付工人工资、强化工人工作环境。这一切都与人格尊严和社会文明相关联，是人的基本道德准则。

“在良心深处，人发现法律的存在。”¹⁵ 小悦悦事件之后，“守候良心”成为网络的热议词。面对人们对被碾压的两岁孩童的冷漠，成文法律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人们似乎突然发现，成文法律之外还有良心，那个守候道德堤坝的底线。曾几何时，纵横同流的物欲、光怪陆离的现况、成星成名的贪图湮没了良心的呼声。人们的目光似乎只在寻求外在客观的法律原则，以为外在法律可以破解一切道德难题，维护所有伦理原则。如今，我们需要承认，没有回归良心的伦理法则，没有良心培育的道德教化，社会将无法坚守住道德堤坝的底线。天主教会历来极为尊重人的良心，因为它是铭刻于人性深处的法律，引导人好善行善、避恶戒恶。教会认为，“人拥有天主在其心内铭刻的法律，而人性尊严就在于服从这法律。”¹⁶ 因而，社会不能仅仅关注外在的成文法律，它当然是需要的，社会也更当守候住良心的内在法律，它源自神圣的天主。外在的成文法律，因其本质，其本身必然是冰冷而缺乏感情的。良心的法律，因为它是“善良之心”的法律，是要用心来坚守的，故此必然是温暖而富于感情的。因此，极端地强调外在的成文法律，其实质也就是在强调冷漠无情，长此以往自然会导致社会的冷漠无情。相反，强调和尊重良心的内在法律，才是强调人之心的温暖和情感。道德教化不可忽略的是对良心的尊重和培育。教会深刻地认识到，“信友凭了对良心的忠实，而同他人携手合作，以探求真理，并在真理内，解决私人和社会生活所掀起的道德问题。正确的良心越占优势，私人及团体越不至为盲目的武断所左右，亦越能遵循客观的伦理原则。”¹⁷ 如此而言，道德价值中良心的尊严和培育是不可或缺的重中之重。

“人不要只求自己的利益，也该求别人的利益。”（格前 10：24）全球化下的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人类大家庭的关系更加密切，彼此间的相互依存更趋紧密。虽然所谓的“蝴蝶效应”似乎有些夸张，但也道出了人类唇齿相依的生存关系。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的翅动，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效应。一个小城镇的动乱的信息，会在几秒钟内迅速传遍全球，并引发其他地区的模仿效应。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每一个民族，都生活在一个网格化的彼此依属的社会关系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牵一人而动全体。因而，人必须为团体、民族、他人的利益着想。公益涉及到家庭的、团体的、城镇的、区域的、民族的、国家的、国际的和整个人类的。因此，道德体系的重建需要强化促进公益的价值追求。教会希望的是，“必须提供人们一切必要条件，帮忙他们度其真正适合人性的生活。”¹⁸ 这“一切必要条件”就是人格尊严、人人平等、公平正义，就是人的衣食住行用、享受教育拥有工作、尊重他人保护隐私、成家立业信仰自由。与此同时，促进公益也要求人们特别注重社会环境。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实体。自其出生就必然而然地生活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环境中。所谓促进公益，也必然包含促进良好的社会和家庭环境的内涵。良好的社会和家庭环境可以助人弃恶从善。个人的良好品德，也包括着社会美德。故此，教会呼吁，“为满全正义及爱德任务，迫切需要每人各尽所能，并依照他人的急需，对公益有所贡献。”¹⁹ 当今的中国社会，法律的正义固然重要，但也更需要基督所教导的宽恕与爱仇的精神。促进公益，不仅要促进社会的正义，也更要促进社会的宽恕与爱仇。

“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玛 5：44）在以法律为准绳的今日社会，正义固然需要坚持，仁爱与宽恕更不能忘记。耶稣的话在此时显得尤为振聋发聩：“你们一向听说，‘你应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玛 5：43-44）你们应“爱你们的仇人，善待恼恨你们的人，应祝福诅咒你们的人，为毁谤你们的人祈祷。”（路 6：27-28） 教会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原则，“天主是爱”（若一 4：8），因而爱就成为“整个社会伦理的最高和普遍原则。”²⁰ 没有爱的社会，不论多么正义，都将不适于人类生存，正义必须在爱中得到满全，爱是正义的先决条件，而且超越正义。教会清醒地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单单以正义来治理：‘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显示，只有正义是不足够的，它甚至会导致否定和毁灭正义本身……，在其他事物中，正是历史经验引致以下说法的形成：极端的正义就是最极端的不义（summum ius, summa iniuria）”。²¹的确，现今的某些社会状况确实如此，追求正义却忽略了仁爱和宽恕，正义被用来进行报复，成为复仇和泄恨的工具。“往往以正义为出发点的那些计划，本来应当有助于正义在个人、团体以及人类社会之间的实现，可是在实行时，却遭到了歪曲。虽然他们继续呼吁正义，可是经验告诉我们，其他相反的力量如轻蔑、憎恨、甚至残忍等已较正义占了上风。”

精神生活：“在你们五内放上一种新的精神。”（则 36：26）

人生在世，赖物质而生存，靠精神而生活。自古至今，从东到西，概莫能外。丰富的物质生活给人带来生存的舒服舒适，却无法令人的生活获得真正的幸福平安。“经济增速，幸福减速”道出的正是当今生活中的这种悖论。的确，生存易获取，生活难得到。

有鉴于此，人需要回转眼目，仔细审视人的自身。人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共存的实体。这两种元素决定了人的基本生活要素。一方面人绝对需要物质生活，以满足人生存并得以成长的基本需要，一方面人也绝对离不开精神生活，以满足人生活并获得幸福的基本需要。人的这两种生活既源于人的物质与精神的共存性，又折射出人的物质与精神两种元素的共存性。物质生活的需要是实实在在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是实实在在的。这两种生活在人而言，都是必需的，其关系也不是此消彼长或此长彼消的。“衣食足知荣辱”，前者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换言之，物质生活的最大满足不一定带来精神生活的最大幸福。反之，精神生活的最大幸福到可以带来对物质生活的最大满足。这就是常言所说的，知足者常乐的道理。今日的物质生活相较几百年前不可谓不丰富，不可谓不富裕，但人的幸福指数真得就比几百年前更高吗？“经济增速，幸福减速”道出的正是，物质生活极大的丰富了，但精神生活却没有相应地提升，反而落后了。因此，人不得不自问，人生意义究竟为何？物质的丰富究竟何用？抱着金饭碗而精神苦闷就是人生吗？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到，一些物质生活并不丰富的人群，却自得其乐，幸福指数很高，精神生活很丰富。如此地，我们不难推论出，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才是民心平安幸福，家庭团结和睦，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所在。

的确，“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玛 4：4）。只有这“言语”才能在我们“五内放上一种新的精神”，那充饥的饼（物质生活）无法将这种新的精神注入我们的五内。因此，人必须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只有这高尚的精神生活才能给人带来幸福，因为“人是为了一个幸福的命运而由天主造生的。”²³ 这幸福的命运不仅是未来天国的幸福，而且也是今世的幸福。这“言语”亲自告诉人，“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哀恸的人是有福的，温良的人是有福的，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参阅 5：3-10）的确，幸福的命运在自己的手中，那就是要甘做神贫的人、哀恸的人、温良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怜悯人的人，心里洁净的人，缔造和平的人，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显然，这一切都是人在现世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在获享这种精神生活时，教会无意强迫人来接受，而是以诚恳的心情邀请众人“你们来看看吧。”（若 1：39）除了这种盛情相邀外，教会也希望“人无论有无信仰，都该有助于建造人人共同生活其间的世界。”²⁴ 自然地，教会所希望众人合作而建造的这个世界是以人的幸福命运为宗旨的。不管信仰是否相同，无论有无信仰，共同建设人的幸福命运的目的势必是相同的。在共同建设此幸福命运的人类使命中，教会毫不怀疑，“历代的经验、科学的进步、潜在于各式文化内的宝藏，都是人性所赖以更充分地表达自身，并替人们开拓迈向真理的新途径。”²⁵ 因此，对于作为培育人之精神生活的各式文化，教会特别予以尊重并希望借助文化来达到建设此幸福命运的目的。在此各式文化中，不同的文学、艺术、音乐、哲学等形式，都为人类精神生活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多种方式。这些精神元素为满足人类精神生活需求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如今，教会给人提供了一个获享此幸福命运的有效、实际且便行的方法。这方法就是教会的信仰。她将所有上述方法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在圣经文学、教堂建筑、教会艺术、朝拜音乐、神学哲学的完美统一及融和之中，为所有人，无论知识层次、才能财富、性别种族、社会地位，贡献出精神生活的丰富宝藏。这丰富的精神宝藏已经在人类历史中得以彰显，更会在现代与未来的社会中得到充分光大。因而，教会亦希望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在基督信仰与本地文化的融入和发掘中，对文化发展有所贡献。教会深知，“人只有通过文化，始能成为完美而真正的人；而文化则是用以培育人性优点及价值者。”

²⁶

先知预示：“但那做先知的，却是向人说建树、劝慰和鼓励的话。”（格前 14：3）

天主教会是一个入世的宗教。所谓“入世”是她关注、关心、关爱现世之人，现世之社会，并尽己所能以仆人服务的精神来服务并造福人类和社会。教会与其他政治团体、社会团体对人类的关注和服务不同。她无意获取世间的权力和利益，也“绝不主张干涉国家政治。”²⁷ 但她时刻关注着人类和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精神方面的发展，并希望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使之更为适合人性。”²⁸ 教会在这种关注中，是以先知般的“向人说建树、劝慰和鼓励的话”（格前 14：3）的方式，来实现自己服务并造福人类及其社会的使命的。因此，她一再强调，“教会不提供任何经济和政治的体制或纲领，也没有对此的某种偏爱。”²⁹ 在既不干涉他国的政治和经济，也不提供任何种类的体制或纲领的原则下，教会希望与所有人合作， 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福祉。

在这种合作中，教会以“人性方面的专家”（expert in humanity) 的身份，³⁰ 向人类说出自己的“建树、劝慰和鼓励的话。”这些话，以其先知性的预示特色，值得人类聆听和思考并做出判断和决定。这些话涉及到人性本身和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限于本文篇幅，此处仅举例为证。

例证之一： 2008年9月15日，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拉开了序幕。这次的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生活的影响无需赘言。其实，早在此前4年出版的《教会教义纲要》就先知般地指出：“倘若‘全球资本市场’的建立带来的利益，应该感谢资本的更大流动性令生产单位更易于获得资源，那么另一方面它也增加了金融危机的机会。在金融领域中，金融交易远远超过真正的交易，就会冒仅仅着眼于其自身发展之心性的危险，而忽略与经济的真正基础的连结。”³¹次贷危机产生正是人们忽略了金融交易与实体交易间的真正基础性的连结而导致的。

例证之二：我国最低工资制度自1994年开始实行，且不断完善，为工人们的劳动提供了法律保障。其实，早在1891年教宗良十三颁布的《新事》通谕中就已经提出合理工资的最低水平是，“一个工人的工资足够使他维持他自己、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们的合理的安适的生活。”

例证之三：2010年某公司员工不堪忍受极端的工作环境和条件，而选择接连的跳楼自杀方式来提出抗议。这引起国家和群众的极大关注。其实，1891年的《新事》通谕在那时就提出，“最应注意的，便是要保护劳苦的工人，不受到贪得无厌的投机家之残酷的剥削，因为这些投机家往往利用人类作为挣钱的工具，用过度的劳动来折磨人们，以致僵化了他们的心灵，损坏了他们的身体，这不仅是不公道的，而且是非人道的。”

例证之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于1991年颁布，对于童工问题，第三十八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早在1891年，教会就呼吁，“至于说到儿童，我们应该极端留意，在他们心身二者尚未充分成熟之前，千万不要把他们放到作坊和工厂去。因为，正如暴风雨的气候会损坏春天的蓓蕾一样，太早的人生困苦工作的经验也会败伤一个孩子的能力，打破他一切青春的希望，并使任何真正的教育都成为不可能。”

例证之五：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5日中国签署了此公约。公约第六条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Every human being has the inherent right to life)。2005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对人权给予解读时，提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确认，人人都有天赋的生存权，此种权利应受到法律保障，任何人的生命不得被无理剥夺。”“所谓生存权，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和历史条件下，人们应当享有的维持正常生活所必须的基本条件的权利。它不仅指个人的生命在生理意义上得到延续的权利，而且指一个国家、民族及其人民在社会意义上的生存得到保障的权利；不仅包含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基本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凌辱，还包括人们赖以生存的财产不遭掠夺、人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得到保障和不断提高。”³⁵《人民日报》在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生命权和生存权）的使用上有点错译或误译。生命权（right to life）与生存权（right to live）自然有所不同。其实，早在1963年4月11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颁布《和平于地》通谕时就明确指出，“人有生存的权利”（Man has the right to live)。

无需更多例证了。这就是教会先知预示角色在社会中的实践。

总之，正如耶稣告诉门徒的，“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玛 14，16） 转型期间的现代社会纷纭复杂，天主教以其自身的独有特色，期盼人类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富裕。为有效地达致此目的，她至少可以以此四种角色来服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