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伪“满洲国”（1932-1945）的历史伴随两次抗日战争（1931-1934，1937-1945，海外称“中日战争”）之始终。 二战前后的教廷外交中，与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而备受争议的教廷和满洲国的关系问题则交织其间。该问题的焦点，即在梵蒂冈和新京（伪满洲国首都）之间是否存在正式的、官方的外交关系，或者，教廷是否承认这个在1932年由日本依靠武力建立的国家？ 一方面，该问题历来在各方的表述中，不无矛盾和对立；另一方面，文献的缺乏也使得所引用的资料过于单一和重复。 梵蒂冈秘密档案馆的内部工作人员乔瓦尼·科科（Giovanni Coco）利用了该档案馆收藏的至今不让学者查阅的宝贵资料写成《圣座与满洲国（1932-1945）》一书。该书于2006年出版，被认为最终澄清了圣座曾承认满洲国的谣言：乔瓦尼·科科“从容、公正、彻底”地证明了，圣座从未承认满洲国，高德惠主教不是驻满洲的罗马教廷代表，他只代表满洲地区的几位主教。教廷承认满洲国之说，是当时日本政府的宣传。 2006年9月15日，教宗本笃十五世正式向外界宣布开放梵蒂冈秘密档案馆保存的庇护十一世教宗时期的档案。这一政策上提供的便利使得各方学者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成为现实。 笔者在征引《圣座与满洲国（1932-1945）》一书结论的同时，也具体参考了国内外、天主教会内外著名学者相互对立的观点，并依托在梵蒂冈秘密档案馆和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发现的新资料，以期为这一旷日持久的历史争议提供一个还原性的理解。
一缘起：旷日持久的历史争讼 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挑起“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沈阳，至1932年初，东北全境为日本悉数侵占。1932年3月，日本以满清逊帝溥仪为“执政”，制造傀儡政权。1934年3月1日，溥仪易“执政”为皇帝，改年号“康德”，傀儡政权从此被正式称作“满洲帝国”。这一干涉是对中国主权的悍然侵犯，同时也是对整个自由世界的一个严重挑战。 此外，由于在日本占领下的满洲国尚有8个宗座代牧区（一说为9个），那么，对罗马教廷而言，既要捍卫该地区天主教传教区的存续，保护相关教会机构，又不对满洲国给予官方承认，则显得煞费苦心。过去很多年来，由于诸多历史细节上的模糊性和文献的缺乏，在梵蒂冈是否承认满洲国问题上，向来分为两派意见：一方面，中国政府和学界谴责罗马教廷承认这一“傀儡国”，伤害了中华民族，侵犯了其领土主权。另一方面，在天主教会内部有关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着巨大分歧。 由于中、梵之间因这一问题所导致的紧张状态已严重影响到双方交往的方方面面，那么，澄清这一争议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二中国政府及学术界的评价维度 一） 中、梵外交史上的“原罪”之一： 中国政府1997年10月发布的政府白皮书——《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部分指出，近代史上，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因为曾经和欧美殖民利益和帝国主义捆绑在一起而被迫背上了沉重的原罪，对天主教而言，其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梵蒂冈承认伪满洲国问题：“------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罗马教廷率先公开承认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派驻“宗座代表”，采取实际上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立场。”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判断的依据来自于学界的历史实证研究。那么中国历史学界对此段历史的完整叙述到底如何呢？ 二）中国学者对罗马教廷“承认”伪“满洲国”的实证论述 1 中国学者的学术结论 1）顾裕禄先生的观点和判断依据： 顾裕禄先生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依据主要体现在其著作《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1989年）、《中国天主教述评》（2005年）年，以及此前辑录的《梵蒂冈对华政策资料百则》文献集中。 在《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一书中，顾裕禄先生对梵蒂冈与满洲国的关系表述如下：“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庇护十一为了讨好日本，竟不顾道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采取了承认伪‘满洲国’的政策。”[1] 而在《中国天主教述评》当中，顾裕禄先生对梵蒂冈与满洲国的关系在正文中表达得更为详细，把原本在《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一书安排在尾注部分的一些文献，重新编排到正文不分：1934年2月10日，吉林代牧高德惠（Augustus E. Gaspais）以“梵蒂冈代表身份活动”，访问伪“满洲国”外交大臣谢介石和外交部政务司长，[2]事后长春天主堂公布“天主教会发表书”，正式宣布承认伪“满洲国”，东北各教区脱离中国教区而独立，高德惠被任命为驻伪“满洲国”宗座代表。此后，东北各教区另编印《“满洲国”天主公教教务年鉴》，而上海教区编印的《中华全国教务统计》从此也不包括东北各区。 从顾裕禄的表述中，大体上可以归纳出四条认为梵蒂冈承认伪“满洲国”的核心论据。也是据以判断梵蒂冈承认伪“满洲国”确凿证据。 证据一： 1934年2月10日，刊登在伪《满洲公教月刊》杂志上的《天主公教会发表书》，其内容如下： “罗马教宗将满洲帝国领土内之天主教会，所有各教区长代表名义，委托于吉林及新京之教皇代理高主教奥斯定阁下，以办理关于帝国天主教会之关系事项3，得与满洲国政府交涉。吾天主教会，无论在任何国家传教，对于其国民之幸福，则绝不能付于等闲者，已属周知之事实。故罗马教皇廷，常使其传统忠实之代表，以使之将关于天主教会所有问题得与既成之国家交涉耳。”[3] 证据二： 1934年4月20日，吉林代牧高德惠以“驻伪满代表身份”访问伪满外交大臣谢介石。时东北天主教会刊物《满洲帝国天主公教教务年鉴》上刊登了两人晤谈时的照片。[4] 证据三： 1934年8月2日，教廷传信部部长毕翁蒂枢机致书伪满外交大臣谢介石和伪外交部次长大桥（日本人），称高德惠“代表在满洲国主教并掌理关于天主教传道事宜”，该文系由意大利文翻译为日文和汉文，而后被满洲国和日本控制下的宣传机器加以发表。 顾裕禄先生认为，该信是“梵蒂冈承认伪‘满洲国’的又一重要动作，也是梵蒂冈承认伪满的铁证”。 该信中文全文如下： 满洲国外交部大臣阁下，前者，吉林教区长高主教访问贵部之际，辱蒙阁下恳切之款待，对于在满天主公教会之状态，曾赐种多之会谈，已据该主教报告前来矣。本官对其才能手腕，颇多信赖，令代表在全满洲国主教并掌理关于天主教传道事宜。高主教蒙阁下垂青，衷心感谢，何能已止。至该主教之任务，则专顺合满洲国之法律规则，而从事传教，以谋天主教信友之道德的增进，即精神的幸福为目的。故请对其执行职务上，予以相当之便宜为祷。至对于国家当局，必须诚意服从者，此为对天主教教会各主教，行常所切嘱。是以本官，确信自高主教，以及各传教主任，无论何人对于行政当局，有呈出报告书之必要时，或于行政当局完全谅解之下，对于贵国之文化的并道德的进步，有当效命时，无不切实从命者也。兹本官对阁下深表敬意，诸维诠照，是荷此致。 教皇廷枢机官传信圣部长官 福玛骚尼毕温地 1934年8月2日于罗马[5] 证据四： 1938年9月10日，教宗庇护十一世在冈多尔福别墅会议厅中接见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派去的以韩云阶为首席代表的“特使团”。该消息及图片被刊载在1938年9月号《梵蒂冈画报》上。[6] 2） 顾卫民先生的观点和判断依据: 顾卫民先生在梵蒂冈与伪满关系问题的表述集中体现在如下三本著作当中：《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1996年）、《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2000年），以及《中国天主教编年史》（2003年）。 在《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中，顾卫民先生对此问题有如下之表述：1934年3月1日，溥仪甘为日本傀儡，沐猴而冠，加冕为伪“满洲国”皇帝。罗马教廷公然承认了这个由日本帝国主义炮制的伪“满洲国”，并派长春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高德惠任所谓教廷驻满洲国的宗座代表。……当时，国际和国内舆论对于伪“满洲国”同声谴责，罗马教廷的这种态度，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包括爱国的天主教徒在内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7] 而在《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一书中，顾卫民先生的表述更为细节化：事实上，在1934年2月，即刚恒毅离华一年以后和蔡宁抵达中国前二个月，罗马教廷已经在酝酿承认伪“满洲国”。是年2月10日，为教廷与伪“满洲国”建交事，吉林教区主教法籍巴黎外方传教会高德惠（A.Gaspais.Bishop）访问了伪“满洲国”外交大臣谢介石，事后长春天主堂公布《天主教会发表书》，正式承认伪“满洲国”，东北教区脱离中国教区而独立，罗马教廷并宣布高德惠就地任驻伪“满洲国”宗座代表。……由此，罗马教廷在日本之后，第一个承认伪“满洲国”。[8] 在最近出版的《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一书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表述征引从旧，可谓前两者的综合：2月10日（1934年），为教廷与伪“满洲国”建交事，吉林教区主教法籍巴黎外方传教会高德惠（Augustus Ern. Gaspais）访问伪“满洲国”外交大臣谢介石，事后长春天主堂公布《天主教会发表书》，正式宣布承认伪“满洲国”，东北教区脱离中国教区而独立，高德惠被任命为驻伪“满洲国”宗座代表。……罗马教廷是继日本以后，首先承认伪“满洲国”，此举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愤慨，亦为广大天主教教友难以理解和接受。[9] 顾卫民先生的资料来源多依据顾裕禄先生辑录的《梵蒂冈对华政策百则》一书，而教廷承认伪“满洲国”的标志性事件则是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被任命为教廷驻伪“满洲国”宗座代表。 3）顾长声先生的学术观点和判断依据： 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中，将教廷承认伪“满洲国”一事更多地归咎于教宗庇护十一世同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的合作与同流合污：当时在位的罗马教皇是庇护十一世。早在1929年和1933年，这位教皇就已先后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签订条约，取得合作。1937年，他又以罗马教廷的名义公然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炮制的伪“满洲国”，怂恿日本侵华。[10] 不难看出，除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之外，顾长声先生针对教廷承认伪“满洲国”的判断较为含混，“承认”之说，无从判断其是派遣宗座代表意义上的、非外交的宗教关系，还是派遣教廷公使意义上的正式外交关系。 ４）叶小文先生的学术观点和判断依据： 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叶小文先生在其最新著作《宗教七日谈》（2007）中，在“中梵问题”这一大的历史和外交话题下，“揭露”了梵蒂冈承认伪“满洲国”的事实：“1932年3月，伪满洲国宣布成立，梵蒂冈是率先承认伪满洲国的几个国家之一，1934年2月，为梵蒂冈与伪满洲国建交的事情，当时任吉林教区主教的高德惠是个法国人，他代表梵蒂冈访问伪满洲国所谓的外交大臣谢介石。这个行为明显属于外交照会；事后长春天主堂公布了《天主公教会发表书》，正式宣布梵蒂冈承认伪满洲国，东北各教区脱离中国教区而独立，高德惠被任命为驻伪“满洲国”宗座代表。[11] 5）台湾学者陈方中和江国雄的学术观点和判断依据 陈方中和江国雄两位学者的观点与大陆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也持批评梵蒂冈的态度。陈方中和江国雄认为，“……教廷从未发表外交文书承认满洲国，也未派遣任何正式的使节长驻长春，甚至没有派非正式的宗座代表，只是一个当地的主教，被赋予与当地政府交涉的权力而已”。[12]也就是说，陈方中和江国雄两位学者认为，教廷在法理和外交层面上承认满洲国的证据不足。 但是，陈方中和江国雄两位学者进而分析了梵蒂冈这一政教合一实体的特殊性质，以及其在满洲国问题上的主意厉害考虑，特殊境遇和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其实争论教廷是否承认伪满洲国并无太大意义，因为所谓的承认或不承认，是一般国与国外交的问题，教廷外交则以宗教问题为主，对教廷而言她在满洲境内并无一般的世俗利益，她最主要关心的是当地的天主教会。而东北的天主教会，不可避免的必须与控制当地的政府发生关系，而这就是指派高德惠担任代表负责交涉的最主要理由。不过在现实的外交战场中，教廷外交缺乏实质的后盾，因此她也必须考虑外交的主要潮流，不能悖离太远。衡量这两者，教廷在满洲国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模糊的立场，而且是蓄意的模糊，好留下最大的弹性和解释空间”。[13] 陈方中和江国雄两位学者之所以得出与大陆学者众口一词的观点截然有别的结论，原因在于，他们在援引大陆学者发掘的历史文献时，还参考了西方学者针对这一问题的最新观点。如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沙百里神父在“中梵外交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会议报告《梵蒂冈是否与满洲国建立过外交关系》（Did the Vatican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Manchukuo?）。这篇学术论文的核心观点是：在日本已实际控制东北的情况下，东北教会与关内教会的联系已中断，日本所控制的伪满政府也不容许驻华宗座代表对东北教会发号施令；按照教廷的说法，在此情况下，教廷任命了吉林代牧区的高德惠主教，担任圣座及传教区派往满洲国政府交涉的代表。这一派遣是由传信部委托，而非国务院；因此其性质限于宗教事务而非外交关系。[14] 当然，这里所列举的仅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观点和历史评价，两岸三地的中国学者，针对梵蒂冈与满洲国关系问题的表述虽然不多，但也限于此，如刘明翰先生的《罗马教皇列传》（1995年）中就提到了梵蒂冈承认伪满洲国的事实。只是，限于本文篇幅，除此之外，并无新颖学术观点的著作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1]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第8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上海。 [2]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述评》，第12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年，上海。 [3] 顾裕禄编：《梵蒂冈对华政策百则》，《宗教研究通讯·增刊》，第27页，1982年。转引自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第165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 [4] 同注２，第130页。 [5] 同注２，第130－131页。 [6] 同注２，第133页。 [7]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50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上海。 [8] 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第165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北京。 [9]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第495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北京。 [10]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61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上海。 [11] 叶小文先生在该书第１６６页附上了《天主公教会发表书》（日文）中，“梵蒂冈承认伪满洲国”的相关章节。见《宗教七日谈》第165页，宗教文化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北京。 [12] 参见陈方中、江国雄《中梵外交关系史》，第14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台北。 [13] 同上，第147页。 [14] 同上，第145页。
三 海外学者的评价维度 一） 海外学者在梵蒂冈是否承认伪满洲国问题上的分歧 １ 肯定派 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天主教会内部以引证日文文献和昔日伪满洲国遗留文献的部分西方学者也多认为梵蒂冈和满洲国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外交关系。 代表文物如耶稣会士裴化行（Henri Bernard Maitre SJ,1889—1975)，麦理斯（il Melis），藏巴尔别理（Annibale Zambarbieri）等。 裴化行在《中国礼仪》一书中，认为高德惠是梵蒂冈驻满洲国的宗座代表；而在麦理斯多卷本著作——《天主教会史》第24卷中，认为梵蒂冈和满洲国之间存在着有争议的外交关系；而藏巴尔别理在其著作——《宗教，文化，民族主义。２０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天主教在日本》（2004），也认为高德惠是梵蒂冈驻满洲国的宗座代表，或者是教廷驻满洲国的官方代表。[1] 2 否定派 然而，也有人断然否认梵蒂冈曾经在外交上承认过满洲国或建立任何实际的外交关系，其代表人物是沙百里神父。 作为著名汉学家，天主教会史学者，以及高德惠代牧的同会会士，沙百里神父曾屡次撰文，为同会高德惠主教申辩，并力辟教廷曾承认伪满洲国的“谣言”。 其依据的历史证据是曾先后担任高德惠代牧的秘书、辅理主教（auxiliary bishop），及吉林教区修院院长（rector of the diocesan seminary of Kirin）的勒梅尔蒙席（Charles Lemaire）的根据记忆整理的备忘录。 这份12页的手稿完成于1986年6月16日，是应汉学家、耶稣会士劳达一神父（Fr Laszlo Ladany, SJ）之约而记录的，该手稿目前保存于米兰外方传教会档案馆。 在该备忘录中，勒梅尔蒙席明确表示：“梵蒂冈从未承认过满洲国的合法性，也没有承认过日本权力的合法性，更没有承认过溥仪皇帝及其政府大臣们的合法性”。[2] 二） 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立场 1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表态 面对教会内外学者们莫衷一是的争执，梵蒂冈教廷的表态一贯缄默而慎重。 2001年，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纪念利玛窦神父进京四百周年之际，提起这段历史，率先打破沉默，毫不犹豫地请求中国人民的原谅，姿态极尽谦卑，虽然当时对于这段历史争议尚未在学术界最后尘埃落定。 前教宗说：“历史真相的追求，务求从容、公正、彻底。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应该由学者们去进行。诸位了解中国的情况，请一道参与，做出贡献。我保证，圣座随时准备在这一研究工作上与大家携手合作。”[3] 2罗马天主教会的最新立场 梵蒂冈秘密档案馆的内部工作人员乔瓦尼·科科（Giovanni Coco）利用了该档案馆收藏的至今不让学者查阅的宝贵资料写成《圣座与满洲国（1932-1945）》一书，并于2006年将其出版，该书被认为最终澄清了圣座曾承认满洲国的谣言：乔瓦尼·科科“从容、公正、彻底”地证明了，圣座从未承认满洲国，高德惠主教不是驻满洲的罗马教廷代表，他只代表满洲地区的几位主教。教廷承认满洲国之说，是当时日本政府的宣传。[4] 乔瓦尼·科科的著作共计470页，正文部分分为11章，占179页，其间包含600余条注释，更为重要的是书中附录的168条原始文献，这些文献由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文献构成，共计267页，比重超过全书的一半以上。可以说，该书突出原始资料的权威性，而不特别强调对资料的深度分析，学术性较弱。 3 罗马天主教会新立场的文献理由 乔万尼·科科的研究得到了宗座历史学委员会的推动，这一研究的初衷不是出于梵蒂冈外交的角度，而是试图分析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天主教会的状况和立场。有了乔万尼·科科的工作，历史学家们就有了一个据以对处于其历史语境中的事件进行后续研究的历史文献。该书系统阐述了围绕承认满洲国争议的这个历史进程，澄清了在那个不幸时期天主教会被卷入其中的复杂态势，以及卷入其中的教廷的核心机构，如传信部，国务院等，乃至教宗庇护十一世本人等。 下面就将从中西学者普遍关注的五个角度来，以多语种原始文献为依据，深入剖析梵蒂冈何以并没有承认伪满洲国。 １）三个事件主角的态度和立场 在梵蒂冈处理伪满洲国问题上，有三个不容回避的事件主角，他们是：驻日宗座代表保禄·马雷拉总主教（Arcivescovo Paolo Marella），驻华宗座代表蔡宁（Mario Zanin）和东北各教区宗座代牧的代表高德惠（Auguste Gaspais）。 马雷拉总主教毫不掩饰地认为，必须有教廷来决定是否承认战争造成的既定事实，以及如何处理与伪满洲国交往问题，而教廷已开始在当时的中日政治纷争中维持中立。 蔡宁反对向包括满洲国和由日本军队扶植的其他政府表示最低善意的姿态，而只承认合法的中央政府,即重庆流亡政府。蔡宁坚持其“教廷指示的忠实执行者”的定位，同时，坚持这一立场的也包括总主教刚恒毅，此前他是蔡宁的前任，后来担任传信部秘书长。 1932年，伪满傀儡政权刚刚建立时，日本动用其控制下的警察系统，阻止满洲国内的教区长上和驻中国的宗座代表刚恒毅进行联系。东北传教区和中国内地各传教区处于内外隔绝状态。为保护在广大东北地区，获得蓬勃发展的传教区，，当时的传信部授权高德惠代牧临时充当同满洲国政府交涉时东北地区主教的发言人（portavoce）。需要承认的是，高德惠代牧在不同场合下不得不对满洲新政府表现出亲善态度。日本为了其民族利益，毫不客气地试图利用这一教廷方面的模糊态度。而日本开动起在东京的宣传机器，向当时的媒体释放虚假消息，声称教廷已于1934年承认满洲国，甚至已向满洲国派出了自己的外交代表，而当时受骗上当的媒体不在少数。[5] ２）高德惠代牧为何前往拜见伪满外交大臣谢介石 1934年，当时的伪满当局借口天主教学校对政府规定的尊孔指示有意怠慢，威胁要将其关闭。因此，1934年3月20日，当时的教廷传信部指派吉林代牧高德惠以满洲国天主教传教区临时代表（ad tempus）的身份，即“以满洲地区全体代牧的名义”前往满洲国政府进行交涉。[6]同年3月16日，传信部将对高德惠的任命一事分别通知了驻日宗座代表保禄·马雷拉总主教和驻华宗座代表蔡宁，两人均收到了该任命书即816/34号公文的复印件。[7] ３）教廷特别教务部负责人多梅尼科·塔尔迪尼（Tardini）的“研究记要” 1934年6月15日，教廷特别教务部负责人多梅尼科·塔尔迪尼（Domenico Cardinal Tardini）为讨论是否可以“派遣高德惠”的问题而写下的“研究记要”： 1. 满洲国的情况十分微妙。这是无须说明的。 2. 圣座有义务维护满洲国十五万天主教徒的利益，此举不言自明。 3. 问题是采取什么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一方式务必顾及实际情况的微妙与困难之处。 4. 把握此点，最妥当的方式似乎是这样的：或许满洲国几位主教中的一位应当与当地政府就天主教的传教事务进行交涉。但不可以教廷的名义，而应当以其他主教的名义。这原是在许多国家所采用的方式。那里教会机构的利益由主教们与政府一起处理。主教们是这些机构有名有实的代表。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名义，不是用教廷的名义办他们的事。这种方式的好处是：
a, 传教区的利益得以维护。
b, 不致使圣座，在此危重状况和时刻，受到任何牵涉。 5．但是，至今采取的方式却不是这样。传信部“委任”（incaricato）吉林的代牧高德惠“在政府面前代表满洲国的主教们”。 因此高德惠主教便写信通知主教们他从传信部接受了的任命。此外，高德惠主教也告诉政府他接受了的任命。并且交给了传信部的信的副本。 但是满洲国政府被握在日本人的手中，而日本人是很狡猾的。他们向高德惠主教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1． 传信部的信是否表示承认满洲国政府。
2． 信中的“推进关系”（fovere relations）一词是否只指空洞的友谊关系。 很显明的，满洲国政府要求一种可以解释为圣座的承认的回答。 我们要知道，直到今日，除了日本，没有任何国家承认了满洲国。因此，可想而知，这样的事情将为圣座造成多大的麻烦 — 特别在中国方面。至多传信部或者可以回答高德惠主教说：授给他的任命并不意味著作本地教会机构的一个代理人。因为，事实上，在满洲国有九个称作宗座代牧区的教会机构。它们的权益都应当有人在政府面前出头保护。所以高德惠主教便以此名义，并为大家的权益，与政府周旋交涉是了（Percio’ mons. Gaspais tratta a nome e nell’interesse degli Ordinari locali）。 ４）1934年8月2日毕翁蒂枢机信函的关键点： 1934年8月2日传信部部长毕翁蒂枢机致伪满外交大臣谢介石和伪满外交次长大桥的公函，在前文引述顾裕禄先生的表述时已提到，在此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原文，看看二者有何出入： Ringrazio l’Eccellenza Vostra, e godo della stima che Ella testimonia verso Mons. Gaspais che io appunto per la sua intelligenza e prudenza (ho nominato Rappresentante di tutti i Vescovi del Manchukuo presso le Autorita del Paese) 这句话翻译过来是：”阁下向高德惠蒙席转达对本官之尊重，足令本官感激不已，本官因其足智多谋，言行谨慎，（特任命其在贵政府前代表全满洲国主教）。”
但是，在括号部分，乔瓦尼·科科附加了一条注释，大意是，括号部分曾被铅笔划掉，在划掉的地方又加上了这么一句“correzione voluta da S. Santita: ho incaricato di trattare, anche a nome degli altri Vescovi del Paese, quanto si riferisce a coteste Missioni cattoliche”（按教宗陛下之意修改：我任命其以满洲国其他主教之名义，酌情处理有关天主教传教区事宜）。[8] 无论修改前后，都可以发现，顾裕禄先生的判断——毕翁蒂“此信，是梵蒂冈承认伪‘满洲国’的又一重要动作”，也是梵蒂冈承认伪满的铁证——显得并不充分。因为其中没有提到“宗座代表”一词，而仅仅是“代表全满洲国主教”或“以满洲国其他主教之名义”与政府交涉相关宗教事宜。 ５）1938年7月29日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致教廷国务卿巴切利枢机（Cardinale Pacelli）的信函 罗马教皇厅国务长官艾乌阶尼奥巴切利阁下： 夫信仰与道德为共产主义指所否认者,而使其普及乃基督教之使命也。和平与文化为共产主义之所破坏者,而使其确立乃我满洲帝国之理想也。曩者贵圣厅将我国与中华民国区分而设立一独立布教区者,即理解我建国之理想,认识我独立之俨然事实之结果所之焉。此为余及我国民所衷心同声感谢者。余甚冀贵圣厅与我国既存之友好关系益臻巩固,及以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为目标之共通理想早日实现,是为切望而不已者。 余以此书启托由满洲帝国修好经济使节团长韩云阶阁下对于
阁下表示敬意。 康德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满洲帝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 此处值得注意之处莫过于“余甚冀贵圣厅与我国既存之友好关系益臻巩固”一句，其中提及的“既存之友好关系”不能不给人以联想，似乎梵蒂冈方面已承认伪满政府，或与其建立了外交关系。 按照科科书中的分析和文献比对，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致书教廷国务卿巴切利枢机的信函目的在于混淆视听，给外界以无穷联想，炮制出梵蒂冈已承认伪满洲国的烟雾，此举重在宣传。
[1] 乔瓦尼·科科：《圣座与满洲国（1932-1945）》，第12-14页，第梵蒂冈出版社书店，梵蒂冈城国，2006年。 [2] 贾尼·瓦伦德（Gianni Valente）：《无需道歉的梵满问题》（Vatican-Manchukuo, mea culpas are not necessary），原载《三十天》（30 Days）杂志，网上来源：http://www.30giorni.it/us/articolo.asp?id=9611。 [3] 参见梁作禄为乔瓦尼·科科《圣座与满洲国（1932-1945）》一书所写的书评，该书评发表于《世界和传教》杂志，第68页，2007年12月，米兰。 [4] 参见宗作历史学委员会主席布兰德米勒蒙席（Walter Brandmuller）为乔瓦尼·科科《圣座与满洲国（1932-1945）》一书所撰写的前言。同注15，第V-VII页。 [5] 同注17。 [6] 参见传信部部长毕翁蒂枢机授予高德惠的委任书，日期注明为1934年2月20日，该委任书的拉丁文原文和意大利文译文附于乔瓦尼·科科《圣座与满洲国（1932-1945）》一书第202-203页。 [7] 参见马雷拉总主教致高德惠的亲笔信。同上，第209页。 [8] 同上，第285页。
四 笔者的结论 一） 双方的核心分歧 陈列、比较和分析中国学者与教廷学者最新的学术成果，我们不能发现，双方的核心分歧集中于两点，即何谓“承认”？以及高德惠代牧的身份问题——即是否为正式被教廷委任的“宗座代表”？ 1 何谓“承认”?国际法层面？民族情感层面？ 从既有的材料来看，没有证据显示梵蒂冈方面对伪满洲国给予外交承认，的确，梵蒂冈方面接见过伪满洲国亲善特使团，也向伪满皇帝溥仪及其政府大臣颁发过勋章，并接受过对方的礼物，但这丝毫不能作为“承认”的证据，而公布的意大利文原文资料，内中也没有提到上方有任何的正式外交关系或其他类外交关系。因此，“承认”必须是外交层面和国际法层面的，有正式的教约或外交条约为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当伪满洲国宣告成立时，在当时的东北地区仍有很多欧美国家的领事馆和工作人员滞留在其境内，但这并不能说，英法等国已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 而中方的“承认”一说，应该说也在利用中文中“承认”一词的含混性，因为，你从来无法在“承认”一词前面发现“外交”这个形容词前缀，这也说明中方学者对该历史判断留有余地。 2 “宗座代表”之说 笔者查证过1934年至1945年间的《教廷年鉴》（Annuario Pontificio），在教廷外交的“教廷公使”和“宗座代表”名单当中，找不到任何派驻伪满洲国的人员记录。 这也说明，无论是正式的宗教来往，如“宗座代表”身份，还是正式的外交来往，“教廷公使”身份，高德惠代牧均不具备，如此也从相反方向证实了梵蒂冈方面和伪满政府之间没有任何外交关系。 二） 罗马天主教会在道义上的尴尬处境 虽说我们并没发现任何有关罗马天主教会承认伪满洲国的历史和法律依据，但梵蒂冈在处理与伪满洲国的关系方面也并非无可指责。 正如前面台湾学者陈方中和江国雄先生提到的那样，教廷在满洲国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模糊的立场，而且是蓄意的模糊，好留下最大的弹性和解释空间”。一方面，教廷需要有人在与满洲国政府交涉时可以代表教会说话和表态，另一方面，又极力避免承认满洲政府的合法性，也不想在行动上表现出任何承认其合法性的迹象。 可以说，在面对棘手的伪满洲国问题时，教廷和高德惠代牧共同上演了一出双簧。起初，每年年初，高德惠都要在发布外交文告之后，前去向傀儡皇帝问候；而日本人也心知肚明，将计就计，颁赠高德惠各种荣誉大勋章，同时，满洲国的传教士也得以享有30%的火车票折扣。 [1]
需要承认的是，高德惠代牧在不同场合下不得不对满洲新政府表现出亲善态度。而日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毫不客气地试图利用这一教廷方面的模糊态度，并开动其在东京的宣传机器，向当时的媒体释放虚假消息，声称教廷已于1934年承认满洲国，甚至已向满洲国派出了自己的外交代表，而当时受骗上当的媒体不在少数。[2] 但是，梵蒂冈并没有在日本或伪满政府向外界大肆宣传时予以坚决辟谣，而是听任谣言传播，其中的苦衷想必如下： 其一，若辟谣，势必遭到日本的报复，而在伪满地区的传教士和15万信徒，以及大量教会财产势必横遭涂炭； 其二，虽未辟谣，但双方并无任何外交交往之条约，和人员任命的文书，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实情况必将大白于天下，到那时，世人势必明白梵蒂冈的苦衷，而后者也将最终为自己漂白不白之冤。 但是梵蒂冈默认日本人混淆视听的暧昧做法对中国人民的感情伤害，对国际社会造成的道义伤害，却是不可低估的，因此，梵蒂冈对待伪满洲国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称得上“其罪可恕，其情难原”。
[1] 同注16。 [2] 同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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