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先贤足迹，求圣母保佑
───首届上海主教会议及奉献中国与圣母80周年纪念
天主慈爱的手创造了万有，更不断呵护与陪伴在我们的生命中。慈悲的天主在不同的时代，召选不同的人传递祂的旨意，引导子民逾越困难，不断成长，迈向新生。从亚巴郎到梅瑟、从厄里亚到若翰、从伯多禄到当今教宗、从利玛窦到刚恒毅……这些天主所特选的人在特定的环境中审时度势，信靠天主，沉着应付，弘扬福音，给当时的人带来希望，树立了教会的形象，彰显出福音的光芒，对社会的发展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今天，当我们再次重读历史时，不仅是发现天主的奇妙安排，步先贤足迹，亦希望反省自己在当代的使命，奉献中国教会，中华民族于仁慈圣母之手，祈盼与中华儿女一起同蒙主爱，共颂主荣。
一、 刚恒毅主教小传──来中之前
刚恒毅于1867年出生在意大利东北部的五地乃（udine）省亚尔巴村。他家中有兄妹8人，是一个圣善祥和的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教友，且能背诵全部的“要理问答”。他就是从母亲口中学习了基本的信仰道理。12岁时，由于家庭不能支付学费，他和哥哥一起去学当泥水匠，并由父亲学习基本的绘画技术和对艺术的欣赏。
1890年，刚主教14岁时，看了两本书：《耶稣行实》和《若望宗徒小传》，这两本书燃起了他内心圣召的火花。当他告诉父亲自己想修道时，父亲说：“这是一件极端重要的事，不可仓促决定，要审慎思考，热心祈祷后，再作决定”。刚主教的伯父安道神父对他的影响很大。自从有了做神父的想法后，他每天走15公里的路去安道神父处接受他的指导。安道神父虽然是位在乡下工作的神父，但却放射出基督的光芒。经过安道神父一年的熏陶，他更坚定了追随圣召的决心。15岁时进入修院，刚主教天资聪颖，很快就学完了全部初中课程。
1897年，本可以在包土哥老（portogrualo）修院继续攻读哲学的他，一心一意想去罗马求学。然而困难重重，经过多方努力，他终于进入额我略大学。两年之后，他考取了神学和哲学博士学位。
1899年12月26日他晋铎了。晋铎之后他一方面投入工作，一方面继续学习，探索更有效的牧灵方法。他曾任医院专职司铎，代理本堂，本堂，代理主教之职。工作理顺后，他开始培育圣召，并且从写作，艺术等方面拓展福传的领域。他总结自己的牧灵经验：“如果一位神父被派遣去一个荒废已久的堂口时，尽可能从组织青年着手。讲道理有时不大生效。进堂的总是那些老人。需要悔改的人却不进堂。找青年实在是最好的办法。有爱定可胜过一切困难。…… 以十年、二十年甚或更多的岁月，完成一个革新运动。主要的是神父自己先要有个计划，有恒心，尽心尽力地培育青年”，有麻烦的堂区比冷漠的堂区更好。
战争期间，他积极投入救死扶伤的工作，并受主教命抢救教会文物，协调各方面关系消除了潜在的危险。战争结束后，同弟弟若望神父发起重修圣堂的工作。
1921年8月21日教宗本笃15世任命刚恒毅神父为斐乌梅（fiume）教区正权主教。在此之前，他就是该教区的代理主教。当时的“意大利了望台”刊物评论他：“他常使自己的牧灵工作不受任何潮流的影响。常置身于纯正、严谨、圣洁的基督精神气氛内。因而受到各界人士的敬爱。大家都清楚他的工作是‘牧灵和爱心工作’……”
由于他的出色工作，由于他对天主，对教会，对人的爱，天主召选他做更艰巨，更重要的工作。“好，你这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小事上忠心，我要委托你许多大事……”（玛25：21）
1922年6月11日，罗马来信，教宗要他去中国服务。
二、 在中国的服务
1922年8月9日到1933年11月3日10年期间，刚恒毅主教以“宗座驻华代表”的身份服务中国，传达教宗心意，协调各种关系，脱离“保教权”等政治因素，大力培养中国神职人员，建立本地教会，重新树立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形象。从此，我们这个已有300年传教史的中华教会揭开了新的一页。刚主教在中国的诸多壮举中，尤为引人瞩目的三件事为：
1、在上海举行全国主教会议，奉献中国于圣母；
2、玉成并亲自带领六位中国主教去罗马接受教宗的祝圣；
3、成立本地修会。
1、 上海会议
刚总主教到中国来之前就积极查看有关资料，不仅了解中国教会，而且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理，及当时的局势。1922年9月22日，他从威尼斯乘船出发，途径地中海、红海、新加坡、中国香港、澳门等地，于1922年圣诞节前到达上海，受到了当时的姚主教的热情招待。在上海期间，他参观了当时徐家汇周围的天文台、博物馆、神哲学院、高中、印刷厂，艺术工厂及震旦大学等种种教会事业。在上海稍事休息之后，刚总主教又继续北上，于12月29日到达北京，受到各界的欢迎。接着他巡视了全国各个教区了解不同的情况，筹备全国主教会议。
当时全国主教几乎是清一色外国主教，并且属于不同的修会，而各修会后面又有自己的国家以保教的名义影响教会。由于“保教权”，教会在中国知识界心目中成了不可解之结。许多人将对列强的仇恨也一起投向传教士，教友。教会宽广仁爱的胸怀接纳并救助了不少教外贫苦阶层，甚至也接纳了犯罪而悔改的人员！这也在一些人心中产生误解。而各修会之间各自独立，管理以外国传教士为主，忽视培育本地人员。为此，刚主教决定：“用十字架代替外国国旗；用中国法律的保障来代替外力的政治庇护；赶快成立本籍圣统”。刚主教希望通过召开全国主教会议来调整中国教会，建立以中国神职为主的新教区，培育本地神职人员。
传信部很早就想召开中国教务会议，但是，这项盛举一直未能如愿以偿;召开会议是刚总主教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他一到中国，便着手筹划。经过各方面努力，1923年5月25日，全国主教会议筹备会议在汉口召开了。这次会议邀请了5位中国委员和11位外籍委员，他们代表各地区教会和主要修会。筹备会为大会准备了议题及有关程序。
1924年初刚总主教将会议的议案分寄给全国各教区神长，定于是年5月15日在上海召开会议。并建议教区先召开咨议会，讨论有关议案，并提请主教在选择的咨议中，中外人士应各占一半。
1924年5月15日 “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 在上海召开了。
那时金鲁贤主教、姚景星神父、邱神父还是8岁的天真孩童，陈忻德神父也只是14岁的少年。姚神父说，那时他在董家渡天主堂参加弥撒，感到非常奇怪，主教怎么在小祭台上做弥撒？陈神父那时是徐汇中学的学生，他说自己身临其境，至今，教务会议的开幕式，闭幕式及为已亡主教举行的追思礼和徐汇中学庆祝等事件仍记忆犹新。
会议开幕式和闭幕式在徐家汇大堂举行，而其余的分会议在洋泾浜天主堂内举行。当时到会的有42位主教、5位监牧（其中2位为中国籍），苦修院院长，及13位传教区代表，此外，还有在华的各修会代表及中国神职多名。神长们分别住在徐家汇、洋泾浜、董家渡等天主堂及有关会院内。当时的情景可谓盛况空前：
宗座代表刚恒毅主教为大会议长，其次有主教、监牧，他们在会上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且有投票权；还有修会的省会长和会长，他们处于顾问的地位，无投票权；另外还有相关的工作人员的参与。
5月14日下午，在洋泾浜天主堂开正式筹备会议。
5月15日那天，8：30众神长先穿好礼服在徐汇老堂同唱“伏求圣神降临”，然后鱼贯而出，由十字架开道，大小修士，司铎、宗座监牧、众主教、钦使等在“亚物海星”的歌声中列队进入徐家汇圣依纳爵大堂举行开幕礼。当时有土山湾的乐队奏乐迎送神长们。
会议期间，全体神长分成5组，每组有一位主教为主席，有主教、司铎参与、讨论会议的议案。从16日开始，每天讨论，瞻礼五、主日休息。至30日委员会会议结束。
5月31日，正式会议在洋泾浜天主堂内举行，至6月11日结束。
6月12日徐家汇大堂举行闭幕礼。
本次全国会议决定献中国于圣母，求仁慈的圣母常护佑中华教会，引领中华儿女回归主怀。
在闭幕礼上由刚主教在徐汇大堂隆重举行了奉献礼。全体主教在刚主教的带领下，跪在圣母台前，将全中国奉献给圣母。之后，刚钦使在议案上签字。讨论结果一式两份，一份送教宗，一份留在驻华公署。在天主经中，主教们互祝平安，庆贺大公会议圆满完成。
大会期间，刚总主教和众神长于5月22日特为所有已亡的主教举行追思大弥撒。陈忻德神父说，从来没见过那样隆重的追思场面。
6月18日，刚总主教偕同众神长乘船前往佘山拜圣母，举行隆重奉献礼，奉献中国于圣母之手。“奉献中国于圣母颂”的经文就是那时拟定的，且一直沿用到现在。
这次会议几乎包罗了世界各民族各语言的代表，更觉隆重，尤其伟大之处，就是这次会议给未来中国传教史开辟了活跃的总纲。会议制定了《中国天主教现行法规》861条。
面对当时的盛况，刚总主教写道：“在教会生命史上，由于共融，得以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我清楚地看到教会在空间及时间上的真实特征：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教长们说着不同的言语，拥有不同种族的面孔、肤色，穿着不同的会服。但是他们一心一德，同一目标：与教宗一齐工作，在教外人中传扬基督的神国，他们具有宗徒们的胸怀以及传教士的雄心。在上海各修会办事处和主教公署里，他们说着法、英、德、意、西、中……各种语言，但在会议厅中只说拉丁文。在会议厅门口还是私人身份，但一进入会场，就只有传教士身份了！”
这次会议刚总主教贯彻了教宗本笃十五的“夫至大”通谕精神──开放胸怀，致力传教、培育本地人员；这次会议也是中国第一次由各位主教共同商讨有关教理、神学用语等的统一。在会议举行期间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势力的影响，是一次完全纯粹的教会会议。
会议通过了几个大的目标：
1）、树立传教目标：
上海会议明令传教任务是向教外人传布福音。
2）、设立国籍主教，将重新划分中国教区。
准备建立由本籍神职人员所主持的教会。
3）、希望翻译《圣经》：
这方面须有精通希伯来文、神学和中国现代语文的人才，当时已经在培训。
4）、统一“要理问答”。
5）、设立文教机构，以便在设立学校、印刷、公教进行与选派青年出国留学等事务上协助
宗座代表。
会议上不但准许中国人爱国，而且更鼓励爱国，这本是基督爱的精神的自然流露，在时代的演变中有其永恒的价值。
2、祝圣六位中国主教
对于当时的传教士，刚总主教说道：“传教士来华，不是为揭发中国人的缺点，而要爱护他们，才能获得人灵……传教士为中国而来，但中国并不为传教士而设。传教士首先该为教会服务，并不是为修会服务。传教区不得视为某一个修会的私产。修会不是教会，更非教会中的教会。
“传教像打仗，有胜有负，失败了就检讨原因，以便赢得未来胜利。我们传教士都很杰出，品学兼优，苦干和牺牲精神令人钦佩，成果却不相称，有些偏低，值得检讨。是策略上出了毛病。
“中国传教区不缺乏圣德，不缺乏殉道者，不缺乏热心工作者，不缺乏学问，也不缺乏中国神父。究竟缺什么？缺少宗徒的方法：只建立了传教区，而没有建立教会。缺少由本籍神职人员组成的圣统制。”
选拔并祝圣中国主教是刚主教建立中国教会的另一大手笔。也使中国教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六位新教区的主教候选人分别是：宣化教区赵怀义主教、蒲圻教区成和德主教、蠡县（安国）教区孙德桢主教、汾阳教区陈国砥主教、台州教区胡若山主教、海门教区朱开敏主教。为了表达对中国教会的重视，刚总主教及6位主教候选人等乘船从上海出发，前往罗马，沿途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招待。10月16日到达那波里。到罗马的第二天，教宗热情地接见了他们一行。10月28日耶稣君王节，在伯多禄大殿举行空前的6位中国主教的祝圣典礼。早晨6时，人群涌现大殿。殿顶灯光大放光明。教宗后面是新主教及随员，宗座代表刚恒毅为襄礼之一。在大弥撒中，教宗举行祝圣6位主教大礼。……礼仪历时5小时，授权杖、加冠、行平安礼，每礼节都有高深的意义。……最后6位中国新主教穿越大殿祝福人民，执行主教第一次职务……
当时一位驻华的意大利外交官夫人写道：“今天教宗拥抱了新主教，这是殉难传教士的血所凝固的永久里程碑”
之后，刚总主教率领六位中国主教在欧洲各国朝圣。6位中国新主教的祝圣对于中国教会的发展意义深远！
3、创立修会──主徒会
刚主教早有创立一个中国修会的计划，他有两个主要动机：
1）、要改变中国人视天主教为洋教的看法；
2）、教会须有一批博学的中国神父。
当时在中国的不同修会中虽然也有中国会士，但都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成立中国本籍修会，能更好地将福音传给中国人。中国修会不仅可以在国内服务，而且也可以到缺乏神父的南洋及美洲，为华侨服务。他们都应是饱学之士，可以出版有关的教会书籍、能够管理学校，并配合时代的需要，为炎黄子孙传播福音。刚总主教计划，至少该有一批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的中国神父，他们知道如何运用恰当而卓越多方法，把信仰介绍给自己的同胞。孔子与中国贤哲也能成为真理的跳板，把中国人导向基督。
刚总主教把自己的设想上报教廷，并于1927年1月4日获准创立修会；修会取名“主徒会”，以纪念基督派遣门徒作前驱，为福音铺道。现在基督也正进入中国，“主徒会”应为祂铺道。主徒会会院选在宣化城外的一个溪畔山谷。修会的两大特征是：热爱圣体和效忠教宗。会士牺牲个人支配财产的权利，同时也可避免为财产而操心。刚总主教希望主徒会会士诚心放弃现实之物，要诚实、忍耐、自律、甘心操练神贫之德。基督看透人心，酬报真正神贫和愿意牺牲的人，而不理睬只重形式的人。希望“主徒会”在这个善良而同样是天主所爱的中国民族间，成为福传的有效工具。
刚主教也特别重视神父们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他说：“公教学校师资应符合教育当局规定之学历。此外，要鼓励青年司铎到大学攻读，以便获取大学文凭。”当时孙中山的一位秘书告诉刚总主教：“在中国有三件事可以得到人尊敬而发生影响力：学识，财富和官阶；外籍传教士因有学问而受人尊敬。可是，多数中国神父因不精通中国文学及科学，在教外人前台不起头来。”用文化的途径去宣讲福音也是应该重视的。
当时教会所归化的教友多为下级社会人士，当然也有些知识分子教友，给教会增色不少，他们多是来自老教友家庭，尤以上海教区最为显著。教会急需掌握中国文化的护教作家，以阐明信仰真谛，创造有利的公教气氛，否则不利于中国的福传。中国教区、修会与神哲学院的创立，正是为未来美好的远景作准备的。
刚总主教提醒在中国的传教士，尤其是中国的神职界人士，在文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方面应具有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水准，这样才会被人尊重。以文化传教，走利玛窦神父的传教之道；多利用文化事业去传扬福音，可让中国人对宗教的偏见一扫而空。用了文化方法后，再配以祈祷和忍耐，到时候自然会水到渠成。
刚总主教特别对中国神职提出了三点希望：
1）、感恩：外籍传教士开垦的这块地，现在交给你们继续耕耘。……中国神职应把乐观的传教士精神和感恩的心情合而为一。中国新生的教会，是由无数中外基督徒的鲜血种植、浇灌的教会，你们从传教士和殉道者手中接过来这信仰的火把，责任之重大，可想而知。……中国神职在感恩之余，应加倍努力才是。
2）、初期教会在殉道之外的特征是：圣统、牧灵、护教。
服从主教，不因他是哪国人，只因他是宗徒的继承人。
牧灵和护教的书籍是早期教会的特色之一。你们应像教父一样，让中国优良的文化与习惯公教化，超性化。为达到此目的，除圣德与修养外，需要有丰富的学识和文化的素养。活到老，学到老。应避免空闲，因“那咆哮的狮子寻找可吞噬的人”（伯前5：8）
3）、爱慕圣体，孝爱圣母：
你们好像厄玛乌的朝圣者，每日在分饼中认出耶稣来。我们沉入在天主的性体中，正如鱼在水中一般。我们在天主内生活、行动和存在（宗17：28）。
我们曾把中国奉献给圣母，要多多孝爱圣母。中国一向以孝德为主，中国人把自己的祖国看做一个大家庭，也该有个天上的母亲。上海佘山和保定东闾的圣母朝圣地经常有人去朝圣，便是孝爱圣母的具体表现。
在关注神父的同时，刚主教也关心中国修女的状况。他说：“中国修女已经成长了。我们需要教区性的独立本籍修会，或者成立本籍会省，好让中国修女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为自己的同胞服务。”
另外，刚主教也很注意礼仪本地化的推进。
“我注意到外教人的供桌具有和我们祭礼相同的特征：一具雕像、一张桌子、一对烛台和一个香炉。只要把神像更换一下，其它部分仍可保留。宗徒们接受了罗马富有文化气氛的陈设与方式，为何中国不能如法炮制呢？至于可能发生混乱不清的危险，也可透过解释和再教育予以澄清。在衣冠方面，中国的穿戴非常体面，何不觅一智慧选择，准备一套中国式祭服？此外，在中国丧服用白色，我们却把西欧的黑色带到这里，徒增皈依的障碍，何苦来哉？”
刚总主教曾说：“天主愿意的话，中国也能像欧洲那样物质进步。在空虚的心灵内，再充满心灵的慰藉和宗教的神能，使之内外一致，进而以坚强信心认识并爱慕天主，中国民族将是最伟大的民族。”
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顾80年前刚总主教的作为时，惊奇地发现，他正是天主特别派遣给中国教会的一位先知。在中国社会及教会比较混乱的时候临危授命，坚毅刚强，力挽狂澜，推动中国教会走上正轨。正因为有了他的努力，中国教会日渐成长起来，建立了圣统制、有了中文圣经、有了统一的要理问答……
刚总主教的许多思想与半个世纪后召开的“梵二”会议精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天主在不同的环境下召叫不同的人回应时代、圣化人灵、弘扬福音。同样，今天天主也在我们的环境中召叫我们每个人师法先贤，善尽责任，发挥天主给我们的元宝。世界在不断变化，中国也在飞速发展，我们也要以更合适的方法弘扬福音。面对环境，我们首先要认清教会的首要使命和当前主要的目标，在各方面充实自己，以现代人所能了解的方式，并全力以赴传言福音。
当今各种知识飞速发展，人们对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科技几乎主导了人的生活，然而，人们仍生活在困惑，郁闷及更大的渴望中，人的心灵是为天主创造的，只有天主能满足人，给人平安与喜乐。而我们每位福传者要辨别时代的征兆，赶上时代，引导人们在信靠天主，追求永生中建设正义、共融的世界。在此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种种的困难，但主耶稣已经告诉了我们，“不要怕！……我的恩宠对你就足够了……我将常同你们在一起，直至世界末日”。
美丽的五月，百花齐放，春色满园。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就是一朵小花，在圣母的呵护中，领受天主的阳光雨露。让我们努力开放，将中华大地装扮得更加美丽祥和。
让我们虔诚祈祷，再次将中国教会托在教会之母圣母玛利亚的手中，祈求她为整个中华民族转求天主，恩赐教会在中国这块天主恩爱的大地上发扬广大，愈显主荣。
吁，玛利亚，天主之母，您是我们的母亲，今将我们的神形、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所有，并中华全国人民，以孝爱的真情，全献给您至甘至爱的圣心。求您作司铎及传教者之母，使他们都能以恒心热爱光扬天主圣教。求您作教友之母，使我们都能日进于德，时见增广。求您作教外人之母，使他们出离黑暗，而得信德的光明。
求您垂怜中国亿兆人民，我们都是您圣子的宝血所救赎的；依赖您大功的转达，赐我们同归于耶稣圣心，以得生命圣德之源，而共成一牧一栈。
进教之佑，请为我们转求。玛利亚圣宠之母，请为我们转求。在天中国之后，请为我们转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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