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汉
神思 第十二期 一九九二年 1 -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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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者指出最早的圣体神学，注意力是集中在教会团体的生活、庆祝和共融合一上，而非在酒的体质转变上。太重视后者，易使人误以为在其它地方没有基督的临在。作者陈述特伦多大公会议有关圣体的信条必须坚持的层面和开放的层面，最后介绍新神学，好使读者扩阔视野，采用位际关系及动态方式，阐释基督临在圣体内的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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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厄玛乌事件：多层次的基督临在
翻看奥脱着《天主教信理神学》下册，我们便可发现传统天主教神学习惯介绍圣体圣事先于感恩祭，而且一开始就谈到基督在圣体圣事中的真实临在。传统神学又常引用若望福音6:22-71有关耶稣对圣体的预许的叙述，以及玛窦福音26:26-28、马尔谷福音14:22-24、路加福音22:15-20和格林多前书11:23-25有关耶稣建立圣体的叙述，去证明基督的体与血真实地临在圣体中，易使人误以为在其它地方都没有基督的临在一样。(1)
其实，感恩祭的一切礼仪都是圣体圣事的准备和延续，而圣体圣事则是感恩祭的中心，其高峰是基督体血的祝圣及分享，目的是为达致基督与肢体、以及肢体与肢体之间的圆满结合。因此，今日不少神学家在解释圣体圣事时把次序调转，先从感恩祭入手，进而阐释圣体圣事，且最后才谈到基督在圣体圣事中的临在问题。我个人很赞同这种新观点，因为圣保禄格林多前书11:17-34，可说是最早的圣体神学，它谈及的主题是主的晚餐，注意力是先集中在教会团体的生活、庆祝和共融合一上，而不是在饼酒的体质转变上。
谈到基督临在圣体圣事中的圣经章节，我个人认为上述的章节固然重基督临在圣体圣事中要，但最能帮助现代基督徒全面了解基督的临在的，要算是路加福音24:13-35有关“厄玛乌事件”的启迪：耶稣去世后，有两位门徒走在厄玛乌路上，十分沮丧，也未预料到耶稣的显现；他们的希望已成了泡影。复活了的耶稣走近他们，与他们结伴同行，他们仍未能认出衪。耶稣向他们讲解古经及新经，并点破他们的困扰，显示天主的计划，情况才开始有些转变，这时他们的心开始火热起来。及至共餐时，机缘成熟了，耶稣遂以礼仪的说话及方式，“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他们”，天主圣神就在这一刻开启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从无知、迟钝中得到光照，认出了复活的主。这份信仰经验催促他们返回耶路撒冷，为复活的主作见证，可是没等他两人开口，门徒团体竟先向他们报导了复活的喜讯。
厄玛乌二徒的经验，正是我们每位基督徒必经的信仰历程。成长中的每一步都面临信仰危机，而且这种经验在一生中还可能发生不只一次。真正信仰的诞生，是与复活的基督相遇。基督常以不同的方式临在我们中，正如衪临在于厄玛乌二位门徒之中：在共餐擘饼礼中，他们固然对基督的临在有一份十分重要的经验及醒觉，但衪的临在并不局限于共餐擘饼礼中，因为当他们在路上时，衪早已主动临在他们当中，即使他们并没有觉察出来；在路上，耶稣还进一步透过圣经的讲解，临在两位门徒中，使他们的心像火般燃烧起来；擘饼礼后，即使耶稣“由他们眼前隐没了”，不再临在于圣体圣事标记下，复活的基督仍临在于他们的生命中，推动他们活出基督徒生活，向别人作信仰上的见证。这岂不就是梵二《礼仪宪章》第七节及教宗保禄六世一九六五年颁布的《信德的奥迹》通谕第3 5 - 3 9节所提及的不同层次的基督临在吗？把基督在圣体圣事中的临在，视为基督在基督徒生活中多层次临在的高峰，这种看法本来也是早期教会及教父时代教会的看法，可惜从第九世纪开始，由于一些争辩，才致使神学界开始把“真实临在”一词保留给基督在圣体圣事。其实，耶稣接近我们，我们就可以说，衪是“真实地”临在，只不过在圣体圣事中，衪以最卓越的方式临在而已。
另一方面，基督在圣体中的临在，无论是多么重要和卓越，它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基督藉之更密切地生活在我们心中的“方法”而已。无怪乎曾有一位神学家既幽默又合理地说：“当人们告诉初领圣体的小孩子，耶稣现在就要第一次住到他的灵魂内时，其实就等于间接鼓励他迈向狭窄而偏差的领悟中。”因此，在过往数十年间，不少神学家和教理老师认为有必要重新阐释基督在圣体圣事中的临在，务使现代人能够明白，又能够把这份信仰生活出来。
这些新阐释并非针对教会传统信仰的“内容”予以改变，否定基督以卓越方式真实地临在圣体中，因为教会传承下来的信仰内容是总不能放弃的。新阐释更好说只是涉及信仰的“表达方式”，尝试按照现代人能掌握的思维方式去介绍基督在圣体中的临在。因此，在介绍新神学的解释之基督临在圣体圣事中前，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特伦多大公会议的肯定，弄清哪几点必须坚持？是否都在同一层次上？哪几点是开放性问题？
（二）特伦多大公会议的信条：不同层次的肯定及开放
从初期教会时期开始，教友们固然一直根据圣经的教导，深信基督真实临在于圣体圣事中，且视之为信仰的内容，但与此同时，亦有些神学家已开始尝试进一步解释基督如何临在圣体圣事中，他们从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得到灵感。原来，柏拉图在定位宇宙时，设计了二元论，有超越时空而又具备真善美的观念界，亦有受时空缚束而又缺憾多端的感观界；柏氏的忧患意识及救世精神，使他认定人生的意义是促使观念界降凡，把其真善美带入感官世界中，在这原来不完美的感官世界，建立起完美的理想国。把这个理论模式套入圣体圣事的解释时，当日的一些神学家便把饼酒形容为感官世界的“标记”，而把基督临在面饼中形容得像观念界进入感官界般，且奉为信仰的“事实”。因此，饼酒在祝圣后有根本上的改变。这便是在信仰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哲学理论以解释基督“如何”临在圣体圣事中。
但到了中古世纪，西方神学界便展开基督临在圣体中的争论。原来，由于有些新接受基督信仰的日耳曼人（Germans）及凯尔待人（Celts）的头脑着重界分，难以明白观念界降凡入感官界的柏拉图式哲学解释，遂引起两种矫枉过正的新理论的出现：一方面是夸_大的实在主义（Over-ReaIism），比如：九世纪的巴夏斯．拉德拜（Paschasius Radberdus）强调在圣体中的基督体血与历史上的基督体血完全一致，导致很多用牙咬圣体而致满口鲜血的骇人故事；另一方面是空虚的象微主义（Empty Symbolism），比如：十一世纪的都尔的培伦加（Berengarius of Tours）否认饼酒的体质变化与基督真在，视圣体只是天国荣耀中的基督之体血的一种象征。虽然培伦加在临终前，曾公开宣认相信饼酒的体质变化与基督真在，但他的空虚象征主义理论却影响深远。(2)
及至十六世纪，基督新教人士中出现三个重要的偏差意见：
（一）兹文格利（Zwingli）宣称饼与酒只是基督体与血的“象征”，认为领圣体只是纪念耶鲧在十字架上的自献及教会团体对基督的开放，使自己汲取救恩。
（二）加尔文（Calvin）认为基督始终仍留在荣耀的天国，只以圣神的“德能”临在圣体中，施放恩宠给领受圣餐者。
（三）路德（Luther）则采取与上述两人不同的意见，相信基督的真在，然而他认为“只在举行圣餐礼的时候”（inusu）是如此，因此，他否认圣祭后基督真在的持续性，也反对对圣体的崇拜，并且排斥天主教所主张的体质变化理论（Transubstantiation）。(3)
反对上述基督新教人士的学说，特伦多大公会议于一五五一年第十三期会议颁布了“圣体法令”十一项信条，而其中第一及第二条信条最值得注意。第一条信条的内容原文是：
谁若否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体和血，连同衪的灵魂和天主性，从而整个基督，真正地、实在地、且本质地隐藏在至圣圣体圣事内，而说：衪只是标志式地、或象征式地、或只以德能方式（临在圣体圣事内），那么，这种人应受绝罚。（邓辛疾、萧默治编，《天主教会训导文献选集》第1651号）
很明显，这第一条信条以“真正地、实在地、且本质地”字眼去强调整个基督临在的事实，以排斥兹文格利“只是标志式地、或象征式地”的偏差说法，以及加尔文“只以德能方式”的错误。
第二条信条涉及体质变化，原文如下：
谁若说，饼和酒的本质，连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体和血，一定留在圣
体圣事内，而否认，这饼和酒的整个本质奇妙地及特殊地分别被转变成为
基督的体和血，而只留下饼和酒的外形，即公教会很适当地称呼的“体
变”，那么，这种人应受绝罚。（同上，第1652号）
这第二条信条主要是针对路德，因为他在所著的《论巴比伦奴役》一书中，严厉抨击“体变”的名称及内容。
究竟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两条信条呢？比利时神学家齐肋贝（Schillebeeckx）给予很有创见的解释，他指出这两条信条包括了三个不同层次的肯定：
（一）信条最核心且最深入的是圣经层次，即肯定圣经上所教导的基督
真在圣体中，这指整个基督以独特及卓越方式的“临在事实”，也是当日
特伦多大公会议的主教们要肯定的基本内涵。
（二）其次是涉及“如何临在”的问题，这属于本体论层次，也是较浅的层次，指祝圣后的饼酒已完全变成基督的体血；但由于当日盛行希腊哲学思想潮流，故此会议采用希腊另一位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式把“如何临在”表达出来，即主体变换和附体保留，亦即在保留饼酒的外形下，饼酒的主体有了完全的变换，成了基督的体血：因此，齐肋贝指出：特伦多大公会议的主教们要肯定的是“完全变换”，却并非对亚里士多德的“主体与附体”哲学也予以同等的肯定，只不过借用它来作为表达方式而己。
（三）信条最浅、最外一层是学术名词层次，尤其是“体质变换”（Transubstantiation）这术语；会议中的主教们当然也知道这术语本来创于十二世纪初叶，有其历史因素，故此，信条只轻描淡写地推介这术语，指出它为当时教友们是适合的，但没有强制性或非采用不可的意味，反而具有开放性，可随时代进展予以调整、创新。(4)
（三）新神学的广阔视野
界分清楚特伦多大公会议信条内的必须坚持层面及开放层面后，我们可以说，教会传统的肯定至今仍有效力，而我们要努力的只是如何在不必坚持或开放的层面上探求适合现代人的表达方式，俾教友们能易于领悟及更丰富地活出这信德的奥迹。近年来兴起的新神学主要是设法放弃中古世纪哲学术语，改为采用位际关系及动态方式，去阐释基督的临在圣体中及此临在的目的和意义。
首先，新神学家如齐肋贝等指出，人间有各种不同的“临在”：当某些东西或人物只是同时临在却没有彼此沟通时（如在公共汽车内），我们可称之为“空间的临在”（spatial presence）；当某些人临在又能彼此沟通交流时（如朋友聚会），我们称之为“位格的临在”（personal presence）。基督在圣体中的临在属于后一类，衪愿意亲自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沟通；虽然衪的临在并不基于我们个人的信德，但亦只有我们开放自己给基督，响应衪的接近，基督的临在才算达至圆满地步。事实上，基督是透过自我交付及教友的享用接受而临在于我们中，所以我们天主教徒不应如同加尔文所主张的，视基督始终仍留在荣耀的天国，而应坚持“位格的临在”，视基督透过有效的饼酒标记亲自临在我们当中。
其次，谈到饼酒的“变换”，新神学家亦受到现代思潮的影响，从人类学及宗教性层面去解释“变换”。昔日亚里士多德哲学从微观角度把事物再分成“主体”与“附体”，而“主体”是指该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内质；今天新神学却从宏观角度视“人”是宇宙万物的主体；万物为人，人为天主，万物因人而有了它的目的和意义。加上今日神学家多从宗教性角度看万物，视万物为一件广义的“圣事”，藉此天主与我们更能沟通和相会。比如：沙漠在一般人眼中只是无数沙粒积聚而成的地方，但为以色列子民，沙漠却是天主与其子民“会晤”的地方，它的荒芜反而提醒以色列民承认雅威是他们的救主，也要求他们无条件地开放给雅威。因此，世界万物是人的成长及彼此沟通的有效标记，或更好说，是天人交往的有效标记。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我们肚饿时，单身跑进快餐店急急吃饱肚子，这只是为了满足生理的需求；当我们与家人或朋友聚餐，有吃有笑，便标志着友谊和交流，还可满足精神的需求；若再进而举行宗教性聚餐，则更可体验神人间行动性的沟通共融；但是在圣体圣事中，一旦耶稣透过神父说出“这是我的体”及“这是我的血”时，基督便延续性地临在于饼酒中，衪变成我们的食物和饮料，并透过我们的领受赋予我们最深的爱情和友谊，使我们达致圆满的共融合一。因此，在圣体圣事中，饼酒的意义和目的已被提升，从物质的层面进入最深的位际层面中。
此外，正如特伦多大公会议的主教们曾采用了“体质变换”（Transubstantiation）这哲学术语，今日的新神学家采用了“意义变换”（Transignification）或“目的变换”（Transfinalization）这两个新术语。但我们必须注意，饼酒如无真实的变换，亦绝不会有新的意义和新的目的，而且这种变换主要不是基于个人的解释，而是基于神的创造及再创造能力。(5)
反省这种新神学，我认为它能有助我们把圣体圣事的举行与日常生活连结起来，因为除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醒觉到基督的临在，与衪多来往，否则基督体血的临在亦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很大的功能。此外，新神学亦使我们了解到，世间一般的餐宴已蕴合着“圣事的性质”，有效地标志出人需要友情、关心与爱的滋润；而圣体圣事只是更上一层楼，成为圣事中的圣事，实现天人盟约而已。再者，新术语“意义变换”及“目的变换”更能提醒我们在领了耶稣体血后，该让基督生活于自己内，透过爱的生命之行动负起参与改造世界的责任，吸引世界走向天父。
教宗保禄六世在《信德的奥迹》通谕第46节说：
由于变质，无疑地，饼和酒的外形，便有了新的意义和新的目的；因它们再不是通常的饼和通常的酒，而已成为圣的事物的标记，精神食粮的标记。但其所以有新意义和新目的的理由，正是因为它们含有新的“实物”，含有我们可以适当地称为“存在界的实物”。在那些外形下，并无以前所有，有的是完全另一实物。此不仅是由于教会信仰说如此，而在客观事物界也是如此，因为面饱和酒的本质或本性一变为基督的体和血，除了饼酒的外形外，其它属于饼酒的已一无所有。在此外形下，基督完整地，依其客观的实在，具体地临在，虽然不是如同物体的占据一个地方一样。
教宗的意思很明显，他指出“体质变换”是“意义变换”及“目的变换”的基础，换言之，他似乎以“体质变换”为主，“意义变换”及“目的变换”为附。但神学家冲南伯（Schoonenberg）却指出，如果认为“体质变换”、“意义变换”及“目的变换”同等重要，共同成为圣体信仰不可或缺的要素，无分主副，则这样的演绎亦未算违背通谕的训导。事实上，今日神学不单视圣体的祝圣为感恩祭的高峰，而是把圣体的祝圣连同圣体的领受分享一起视作感恩祭的高峰，并强调基督来到团体及信友心灵中，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共融精神和使命。(6)因此，把“目的变换”与“意义变换”解释得如同“体质变换”般重要，必能扩阔视野，对灵修与牧民产生很大的裨益。
注释
1. 奥脱着，王维贤译，《天主教信理神学》（下册），光启出版社，台中，1969年，593-596页。
2. 同上，590-591页。
3. 同上，592页。
4. 齐肋贝着，王秀谷译，“体变”、“目的变换”及“意义变换”，见《铎声》杂志1966年第48期，54-55页。
5. 同上，52-58页。
6. Piet Schoonenberg, "Transubstantiation: How Far is this Doctrine Historically Determined " , in: Concilium, 1967 , vol. 4 , No. 3, pp. 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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