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文化，其中包含着很多来自上天的圣善思想和道德，这是不可置疑的。明末清初的外国传教士若是不懂中华文化中的瑰宝，对中国人祭拜祖先产生误解，甚至造成无可挽回的错误判断，尚且可以理解或宽恕。如今，有些喝了几天洋墨水的中国学子，继续为那些制造礼仪之争的罪魁祸首招魂树幡，实在是中国教会的悲哀。中国传统上的祭拜祖先实属中国文化的瑰宝，有些人却千方百计地渲染上宗教意味和迷信色彩。中国历代文化中，甚至直至今天，宗教从来没有主导过中国文化，以至于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宗教观念。统御中国人思想的是皇权文化，在皇权文化当中，统治者利用了孝道文化，或者说使孝道文化扭曲，加进去一些迷信色彩，使之为皇权服务，但这不是天主教反对敬拜祖先的理由和根据。天主教会作为普世性、大公性地教会，应该将中国的孝道文化加以推进或净化，才是当今传教士的使命。在天主启示梅瑟的诫命中，特别告诫以色列子民说：“应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好使你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地方，延年益寿”（出·二十：12）。新约时代，圣保禄宗徒也曾训导说：“你们作子女的，要在主内听从你们的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孝敬父亲和母亲’，这是附有恩许的第一条诫命：‘为使你得到幸福，并在地上延年益寿’”（弗·六：1-3）。天主教教理在有关第四诫上这样说：“十诫第二块约版的开始是第四诫。这指出爱德的次序。天主愿意我们在他之后，孝敬我们的父母，是他们给了我们生命，并传给我们对天主的认识。我们应该尊敬天主为了我们的好处，而赋予他们权威的那些人”（天主教教理2197）。“第四诫明确指出子女对父母的关系，因为这关系是最普遍的。它也涉及家庭团体成员间的亲属关系。它要求对先人和对祖宗表示孝敬、亲情和知恩。最后也引申至学生对老师，雇员对雇主，属下对上司，国民对国家，对管理国家者或执政者的义务”（天主教教理2199）。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观念和意识，祭天的权力被皇帝所垄断，普通老百姓对自己的祖先表达纪念是合乎人性的道德。一个忘却自己祖先的民族是忘本的民族，也是没有“根”的民族。对自己的父母不孝敬的人是忤逆不孝的禽兽，简直就不算是人，没有作为人的人格。无论在什么社会，孝敬父母都是道德，只有丧尽天良的人，才会否定孝道是人性的天良。在没有宗教文化的中国文化当中，孝道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文化。当然，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又占主导地位，孝道文化受到孔子、孟子，以及一些统治者的诠释修改，致使孝道文化也有其消极的、落后的层面，譬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所谓的“三纲五常”，是统治者利用了孝道文化作为手段来维系社会稳定的礼制，也就成为皇权文化附庸。必须承认孝道文化是中国古代贤者智慧的彰显，但是，在皇权文化逐渐占有主导地位的时期，儒家文化的诠释，使之成为维系统治者的思想体系，这不是孝道文化的错误。孝道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作为人性的基本道德规范，要求人们父慈子孝、关爱长辈、尊老爱幼，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应该加以弘扬。在孝道文化中，不仅父母在世应该孝道，甚至父母过世仍要祭拜追思，即：“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在祭祀祖先时，就要“祭如在”，由此，孔子延伸到“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俏》）。荀子更加强调：“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荀子·礼论》）。对于孝道，孔子讲：“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这是中国人孝道思想进一步普及或升华的理论依据。一切真善美圣都是来自上天的启示，中国的孝道文化也应该来自上天的启示，是完全合乎基督文化和思想的，不应该受到排斥与质疑。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神父深刻研究了中国文化，并为之善用，使天主教信仰降生到中华民族中，才使得天主教真正的扎根，其功勋之鸿大不可低估。当今中国天主教传教士应该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使天主教能够成为国人向往之信仰，摈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文化，提取并发扬其优秀文化，在华夏民族归化中使天主教信仰得以广传，才是今日基督徒义不容辞的任务和使命。
2015年2月20日星期五 鉴道于邯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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