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一脉相传的。在欣赏和享受当代的思想、科技、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硕果时，我们不应该把先辈们的努力创业和所获得的成就弃如敝屣。如果我们放下成见，研究真实的历史，客观地加以评价，我们得到的答案，也许会让我们大吃一惊。比如天主教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作用。
的确，在中国近代史书本中，可以读到各种教案。由于这些教案的资料来源往往是单方面的，或者因为历代的“人为灾害”（比如清代的“文字狱”和“文革”中被毁坏）而在国内成为片面的“孤证”，所以使天主教会和传教士们蒙受很多的恶名，屡遭非议。这种阴影，至今仍然挥之不散。不过，历史虽然都是过去式，但她还是会藉着存留下来的一些事物，说明真相，比如书籍，比如艺术，比如科技，比如封建思想习俗在社会中的转变等等。
凭心而论，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大半部是基督宗教的在华传教史。在天主教的很多传教士中，有一连串光辉的名字值得我们中国人记住，如：利玛窦神父、汤若望神父、金尼阁神父、艾儒略神父、毕方济神父、傅泛际神父、邓玉函神父、罗雅谷神父、德日进神父……（参阅《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方豪神父着），他们从欧洲带来了几万册图书资料和各类技术，涵盖了当时欧洲几乎所有的哲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动植物学、医学、考古学、艺术等自然和社会人文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技术成就，这些都是当时我们中国文化中根本没有的。在讲究“专利”的今天，也许我们逐渐能够了解和体会到当时传教士们的无私与慷慨精神了。他们介绍并翻译出其中很多重要部分，给当时的中国士大夫耳目一新之感。而他们和中国文人贤士的交好与合作，并把中国的文化成就介绍给西方社会，让欧洲诸国对中华文明，也有了崭新的认识。这些，都成为历史佳话。
这里不得不提到我国著名的明代科学家、思想家，虔诚的天主教徒徐光启。徐先生的哲学思想及方法论，在中国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若与同时代的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儿相提并论，也丝毫不为过。我记得上海教区老主教府的“阁老间”（当时主教神父们聚会和休息、议事的大厅）里，曾悬挂一幅由上海天主教女画家胡嫣然精绘的徐光启像，画上有上海天主教书法家戚淑玉撰写的对联：“虔信天学泛爱众人富国利民树贤范，深研博物躬行农政学贯中西创伟功”。在徐光启墓的石牌坊上镌有老联：“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揆文”。这些评价，越来越得到现代学者的认同。
当时，徐光启等一批天主教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天文、数学知识进行了学习和研究，采用西洋新法推算，效果极佳。因此，徐光启奏请开设历局，聘用传教士协助修订历法。崇祯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在北京宣武门内开设了历局，德国传教士邓玉函、龙华民神父等均进入历局工作。崇祯三年（1630），邓玉函去世。在徐光启推荐下，汤若望神父进入历局任职。在此汤若望与徐光启、罗雅谷等人合作，翻译西方的天文学著作，制造天文仪器，修订历书。徐光启主持、西方传教士参与编撰的大型《崇祯历书》是我国天文学发展史的一大转折，西方天文成就（宇宙体系、几何体系、度量制度等）首次较系统地纳入我国的天文体系，弥补了我国传统天文学的不足。
明朝灭亡后，汤若望神父留在北京。清兵入城，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内城居民全部迁往外城，以供清兵驻扎。汤若望为了教堂、天文仪器、图书资料的安全，冒死上疏，请求仍留原地居住，并对自己所从事的传教和修历工作做了简要介绍。经过公开验证，清廷确认汤神父的历算准确无误。为此，他们不仅采用汤神父按照西洋新法修订的历书，将之定名为《时宪历》，且任命汤神父执掌钦天监，使之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位任此要职的西方传教士。
天主教的伦理，也深远地影响了我国的传统道德思想。天主教倡导“一夫一妻”婚姻制，主张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普及教育，在社会上推广慈善事业，尊重劳动的价值等等，都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相左的，缺乏的，或受轻视的思想。而天主教传播的平等概念等，在根本上动摇了近代中国封建思想的统治基础。这一、二百年来，西方的思想、艺术、制度、礼俗等，很自然地传播到中国，而中国也很自然地接受并仿效，其中有好些是由天主教直接或间接地介绍而来的。天主教本身宣扬的博爱、诚信、追求真理和奉献精神，是中国社会发展原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也越来越反省到，这些天主教信仰的精神，正是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可或缺的内在基础。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在中国文化方面也有过相当的贡献。尤其在这将近百年之中，外来的热心传教士成千上万，外来为教会用做慈善、教育、文化交流的款项无法统计，培育的人才遍布各界。许多文化、科技、思想、艺术界的老一辈专家学者，都与基督宗教有渊源关系。
宗教学者们指出，在很多国家，起作用的是宗教，不管哪种宗教，都讲因果报应。现在有个误区，以为中国历来都是儒家学说在起决定作用。不是的，至少明清以来，对中国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孔孟之道，而是“善恶有报”的思想。这个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孔孟学说，没有读过书的人也知道，做坏事要遭报应。这种观念根深蒂固，起的作用比多少说教都管用。而天主教教义中的“天堂”、“地狱”，无疑是“善恶有报”的最好诠释。
在科技方面，天主教对中国的贡献也很大。比如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德日进神父（1881—1955），他是古生物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他曾在我国开展科学考察，1929年他参加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颅骨化石的鉴定工作，是他最后肯定了“北京猿人”，为我国的生物学及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被我国考古界称为“国宝”的贾兰坡教授，那年刚中学毕业。
1623年，耶稣会传教士迪亚士和龙华民制造了中国最早的地球仪，它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专为中国皇帝制作。该地球仪的非洲、欧洲海岸绘图与当时中国传统地图有很大差异。中国传统地图往往夸大了中国面积，并将自己的位置摆放在世界的中心。是这些客观的地理知识，开阔了国人的视野。
而其它涉及天文、地理、生物、农业、军事等方面的，则更丰富多彩而无法逐一详述了。
此外，近代中国的报刊大部分都与基督宗教有关。
近代中国最早的中文天主教报刊可追溯到1878年12月16日，由上海浦东李问渔神父创办《益闻录》，其宗旨为宣传天主教教义，并介绍西洋科学，兼报新闻及时事评论。1898年它与《格致新报》合并为《格致益闻汇报》，又过一年，改称《汇报》。至1911年辛亥革命停刊，历时32年，一直由李问渔任主笔。1887年，创办《圣心报》，使用白话语文，清新雅丽，妇孺皆能领悟，在近代推广白话文，实是先驱，1951年停刊。上海地区最重要的天主教杂志则是《圣教杂志》，创刊于1912年，潘谷声神父任主笔，1924年至1938年由徐宗泽神父任主笔，历14年，至1938年日寇入侵上海时停刊。内容主要是教会文件、消息、论文、传纪文学和历史掌故等。徐宗泽任主编以后开辟了“文化”、“妇女”、“文学”、“游记”、“文艺”、“随笔”、“信箱”，这种新颖的形式，在当时的出版界影响很大。
天津有《大公报》和《益世报》。《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6月17日于天津法租界，创办人为著名的天主教学者英敛之先生。英先生“提倡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以敢于骂酷吏，不避权遗受到舆论界的重视。”《益世报》由雷鸣远神父在1915年10月16日创办，以同情的态度报导了五四运动。旅欧期间的周恩来曾在《益世报》上发表连载的长篇旅欧报导达25万字之多。“九一八事变”后，该报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北方抗日的舆论主导。
北方天主教会还创办《磐石杂志》，以美化人生、促进社会改造为办刊宗旨，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法律、教育、哲学、科学、文学各方面思想学说之撰著。《磐石杂志》在1934年出版过“公教与爱国”专号，专门针对东北沦陷和伪满洲国而发，鲜明地表达了天主教会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立场，当时的于斌主教写了卷首语，陆征祥则发表了《以公教立场评判日人侵占四省事件》的长文。
天主教在各地创办了难以计数的小学，许多中学，和一些大学。其中著名的大学有北京天主教徒英敛之先生创办的“辅仁大学”（现分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也是现台湾辅仁大学前身），上海天主教知名人士马相伯老人创办的“震旦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前身）和“复旦大学”，天津耶稣会创办的“天津工商学院”（解放后其工学院并入天津大学，商学院并入南开大学，师范学院扩建为“天津师范大学”）。
而说到上海徐家汇，学者们普遍认同为上海、乃至全中国近代教育、科学、文化中心和西方科学文化及传播的高地之一。我国近代最早的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天文台、气象台、地磁（地球物理）研究机构、最早的大学、内地最早的新式教育学校（1850年创办徐汇公学）、最集中的艺术（油画、水彩画、国画、雕刻、雕塑、刺绣、家具、彩色玻璃、金属工艺、建筑设计、交响乐等）培训和制造机构等，都在徐家汇诞生。
成立于1864年的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先后设有木工、皮匠、白铁、铜匠、风琴、图画、照相、印刷、雕塑、雕刻与彩色玻璃等车间，它既是近代产业形态的机械工场，又是我国最早的职业学校。它创作的文化产品广受好评，有些获得世界金奖，有些被列为文化遗产。
开办于1869年土山湾印书馆，是我国最早使用石版印刷的机构。
成立于1864年土山湾画馆，是我国近代绘画艺术的摇篮。我国不少“国宝级”画家都获益于此。
徐家汇藏书楼是近代上海最早的图书馆，其藏书有：1591年科隆版《欧几里得几何原理》（徐光启、李善兰等中文版《几何原本》母本）、1606年版《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李之藻等中文版《名理探》母本，此乃西方逻辑学著作）、1655年版《中国新舆图》、1668年版《仪象图》（天文学书）、1697年版莱布尼斯的《中国近事》、1815年版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以及《中国丛报》、《北华捷报》、《子林西报》，还有大量极珍稀的各地方志等。
建立于1868年徐家汇博物馆，是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昆虫博物馆的前身。
由于长期把天主教宣传为“洋教”，在文化上加以贬损，在思想上加以排斥，天主教在我国近代史上的积极作用与重要贡献，一直被排除在公众视野之外。
的确，天主教在其悠远的历史中，发生过一些“事件”，成为抹不掉的污点。先教宗也曾就历史上一些天主教人士铸成的错误代表天主教会请求谅解。但即便是这样诚恳的道歉，许多人仍不以为然。可是，事实上，至今未闻谁对我们天主教被造成的偏见、受到的磨难和遭遇的损失道过歉。
其实，遭受的这一切伤害，为天主教来说，并不是重要的。因为天主教的本质不是为了谋求世俗的利益，天主教本身的信仰和教义也没有错。如果天主教根本上是错误的，愚昧的，落后的，欺骗人的，那也就不会有以上全文所陈述的史实内容了。
如今，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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