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应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天主教会的发展，本刊近日整理中国天主教会近晋铎的情况，发展喜中有忧，值得关注。现仅就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演变，分析个中的潜在问题。
在中国大陆，有关地下团体方面的统计数字，并不容易掌握，但按照多个已知的教区晋铎情况再投射到全国范围，自一九九九年至今十年以来晋铎人数应在二百八十人左右。地下团体方面的圣召历来比较稳定，但受制于政治因素，硬体条件一直比较薄弱，但反过来也许因此而磨练出坚毅不屈的精神。
至于公开团体方面，由于最终的统计数字尚未完成，因此具体数据留待下期公布，但基本发展态势已经显露轮廓。自一九九九至二零零八年的十年间，晋铎人数约为五百六十人，平均每年晋铎人数为五十多人左右，不算太多，当然也不算少。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这五百六十位新铎，大多集中在二十一世纪初年，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四年间，平均每年都有七十至八十人晋铎，但零四年之后，人数显著下滑，二零零七年更出现单位数字。
公开团体的圣召问题，印证了笔者自二零零五年开始，一直在多次讲座中所指称的，中国教会人数的发展已进入“高原现象”的问题。所谓“高原现象”，传统智慧的定义，是指一个群体经历高速增长之后，增长的动力无以为继，而新增的成员仅仅能抵消原有成员的流失，而出现一个持久的基本平衡状态。
按照笔者参考多项数据，中国教会在一九九八年，或最迟在二零零零年之前，已进入“高原状态”，而据不同方面的资料来源亦证实，中国教会人数在二零零零年之后，基本上没有明显增长。
教友人数与圣召人数是息息相关的，但由于圣召人数是一个滞后的数字，它所受的影响要多年后才浮现出来。而青年人进入修院，也要接受五至七年不等的培育期，然后才可以晋升司铎。因此，在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四年间，每年仍有不俗的晋铎人数，到了二零零五年及其后，人数开始明显下降，这是大势使然，与高原现象所投射出来的结果十分吻合。
当然，晋铎人数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中甚至牵涉政治因素，留待总体数字整理完成之后，笔者当与读者详细探讨。但就目前所知，有几项重点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
（一） 圣召人数减少，司铎再培训的工作应加强；过往由于急于应付大量的入院修生的培育工作而未能给予中年司铎再培育，现在是时候予以重视了。
（二） 教友培育刻不容缓，可以预见将来司铎人数会缓缓下降，中国教会需要大量受过适当培育的热心教友，以分担神职人员的一般工作。
（三） 晚期圣召应予推广。往日圣召培育只限于年青人，但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小康，中产专业人士的阶层逐步浮现，当中蕴含不少圣召的种子，值得整个教会多加关心。
谈到晚期圣召，我国近代的最著名例子，莫过于二十世纪上半期的陆征祥神父了。今年适逢陆征祥院长逝世六十周年，本刊特设专题以兹怀念。敬请读者垂鉴。
林瑞琪 二零零九年三月九日
书于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