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毅》555期（2009年10月）“牧者心声”栏援引刚恒毅枢机语：“教会是本地的，让中国人把教会看作自己的，不是外国的。”八十余年后的今天，这句话仍很现实，天主教在国人心目中还是“洋教”，令人不可思议！年前回国探亲，一位初识的亲戚突然发问：“舅公，信仰宗教，为何不信我国的佛教，偏去信那洋教？”当时我只好回答：“天主教，中外都称‘公教’。天下为公，就是天主教不属某一国家，各国的天主教，至一至公，普世大同；正因为如此，每一个国家的天主教在其本国就是‘自己的’，绝非‘洋教’。至于佛教，追本溯源，实属‘洋教’：你知道‘西游记’吧？唐僧去取经的天竺印度，远在国境以西。但佛教在中、印高僧精诚相互参证下在中国文化框框里取得共存同荣境界，民间认同更为积极，视为中国宗教。”后来，突然想到“红楼梦”刘姥姥在大观园面对省亲别墅的情景，叹为观止：
刘姥姥一见（省亲别墅）便道：“嗳啊！这里还有大庙呢！说着便趴下磕头。众人笑弯了腰。刘姥姥说：“笑什么？这牌样的字我都认得，我们那里这样的庙宇最多，都是这样的牌坊，那字就是庙的名字。”众人笑道：“你认得这是什么庙？”刘姥姥便抬头指那字道：“这不是‘玉皇宝殿’？”
真是神来之笔，寥寥数语，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情况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佛教中国化蔚然成风，不仅学者首肯，民间更公认为中国宗教。
天主教传入中国，有三个阶段。首推唐代的景教：唐贞观九年（635年），天主教内的一个支派---聂斯多略派的阿罗本由唐太宗敕派仪队迎入长安，称“景教”，流行中国二百余年，唐会昌五年（845年）遭禁绝。有关文献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最负盛名，聂斯多略派自外于正统天主教，仅是自保，传教则力有不逮：景教徒力图迎合中国文化，未能如愿，一遭禁绝，即告式微。
第二阶段系四百年后的“十字教”，由方济会士循丝路来华，受蒙古可汗礼遇，传教事业至为顺利，世祖忽必烈1279年灭宋后建立元朝，尊蒙贬汉之风未改，天主教称“也里可温”，孟高维诺于1307年受命为北京总主教。当时北京已改名大都，但教宗的任命状仍称汗八里，其脱离我国主流文化如此，元亡，天主教随即消灭。
第三阶段：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相继来华，他们都学贯天人，向慕中国文化，宣扬天主教义，广采儒家经典，这种传教方法可与最初数世纪运用希腊及罗马的哲学法律知识类同，亦与佛教立足中国之途径相仿。我们仅举康熙诗联：“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森森万象眼轮中，须识由来是化工，体一何终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为初人闭，天路新凭圣子通，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若个不钦崇”，即可窥见一斑。奈何传教士中意见分歧，利玛窦自己指定的继承人龙华民即主张废除“天主”、“灵魂”等名词，以拉丁文的译音取代：“陡斯”、“亚尼玛”。1628年，利玛窦卒后十八年嘉定会议竟接受龙华民建议，更议决敬祖祭孔为迷信。八十余年后爆发的中国礼仪问题实滥觞于此。而中国礼仪问题实质上宣告教会排斥中国文化，视之为异端邪道，简直敲响了传教事业的丧钟。此后我教会的命运不绝如纆，危殆已极。其续命汤竟待不平等条约来提供，“洋教”遂深入国人心目，洗刷谈何容易。
我们翻阅主徒会刘嘉祥前会长编著的《刚恒毅枢机回忆录》，犹有余悸。刚恒毅枢机毕生献身天主教传教事业，尤其在其使华期间，苦心孤诣，排除万难，力求改变中国天主教的形像，祛“洋”皈正。他如何运筹帷幄选任国籍主教，如何折冲尊俎摆列强干预教案，如何开导传教士摒弃“殖民”心理，从速加强国籍神职的培养，在适当期限内嬗让本地神职，如何提倡中国艺术为教堂建筑及圣像增加光辉，丰功伟业，更仆难数。
上列种种之“如何”，费尽多少心机，无可测量。但基本上必须从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义共融于一炉着手。回忆录中语重心长：“孔、老哲学中敬天思想与公教教义不谋而合，公教教义可使中国优良的思想、习俗予以超性化”（161页）；“耶稣要我们作世界的光及地上的盐，给不同的听众用不同的言语去往训万民。圣保禄用人文思想，把听众引到‘未识之神’，初期教会伟大护教学者辈出，教父们与圣师们的学识与启示并行不悖”（194页）；“罗马帝国倾覆，在那片废墟上，来自巴勒斯坦的首批传教士，播下了基督思想的佳种。……基督教会，吸收了外教的人文精华，创造了新的文化”（265页）；“皈依教外人时，绝不可让他们脱离自己的国籍或文化”（268页）；“基督救赎和成义的思想，与希腊伦理及宗教的思想绝不相同，不过，后来希腊的文化给基督的教义，提供了详尽的解释，使基督宗教脱离了以色列的文化……，这一切在说明传教士必须掌握民族的本土文化，予以基督化后，使之成为信主的入门”（297页）。刚恒毅枢机的遗志不能让它尘封。他死不瞑目，可是遭殃的却是中国天主教，万万不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