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老师秦志远神父

1992年10月19日，我的老师秦志远神父离我们而去，不觉间已十九个年头了，在我的心头，一抹淡淡的哀伤总也挥之不去。
1929年10月16日，秦神父生于山西省新绛县店头镇坡里村一个虔诚的教友家庭。1938年，进入教区修道院，1947年入四川神学院，后辗转到西安神学院，由于战事，不久又于1948年奔赴京城，在文生书院继续读神学。他的学业在兵荒马乱、战乱频仍、炮火纷飞的年代完成。以当时的环境，秦神父能把拉丁语学得很好，真的不容易。在文生书院，他遇到了田志康神父，一位对他学习影响很大的老师。田神父曾往瑞士弗莱堡及巴黎留学，师从新多玛斯派的马里坦教授，系统学习了西方哲学及教会士林哲学，在弗莱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田神父在中国哲学方面造诣很深，他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古籍中的天道观 –借考古的新发现探讨神的名称、存在和本质》。田神父当时在北平辅仁大学执教西洋哲学，并到文生大修院授课。秦神父有幸成为田神父的得意门生，从田神父那里接受了哲学的系统训练，并深为田神父器重。
秦神父聪敏睿智、勤勉好学，人事练达。在北京文生大修院读书时，与北京教区傅铁山是同学，他们两人的读书都很优秀，考试成绩常常名列前茅。据他回忆：“每一次在考试以前，当别人抱著书本下功夫认真准备时，我就把书扔到一边不看了，因为平时已经把要学习的东西都掌握好了，都已烂熟于心了，所以考试常常是优秀”。每一次放假后，他人还没有回到教区，而考试成绩单就已经寄到了主教府。因此，秦神父颇得孔昭明主教（Quintinus Pessers，1896-1983）的赏识，被誉为绛州教区的青年才俊。
秦神父从九岁进教区小修院，到二十七岁毕业于北京文生大修院，历十八载寒窗苦读。1956年1月29日，神父与教区李泽民一起由洪洞教区韩廷弼主教领受了司铎圣职。后被教区平子慎代理主教分配到了永济县栲栳镇堂区，在那里任永济、临猗、芮城三县的本堂。然而随后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运动，教会不能够正常举行宗教活动，秦神父无奈便返回到老家坡里村务农，在那里度过了他晦暗的文革生活。1981年1月25日，他被平之慎代理主教任命为乡宁县坂头山本堂。在那里他常常翻山越岭去探望教友，利用闲暇时间，翻译了一本以拉丁文写成的《圣人行实》。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翻译，他把在文革时期忘记了的拉丁语重新捡了回来。期间，他还培养了几位修士，其中有一位是河北邯郸教区的朱培贤神父。
秦神父在山西修院教书期间，每次放了暑假与寒假，他便回到教区，去偏远的山区乡宁坂头山、壕沟头、及永济栲栳等地进行传教，在那里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由于当时神父还很紧缺，他平时给修生上课，而主日天则要给太原教区风声和、南社、沙沟等堂区送弥撒，教友们给他的弥撒献仪，他自己一分钱也舍不得花，把这些钱都设法捎回去交给主教，因为他知道教区贫穷，需要这些钱。据说，他利用自己多年的弥撒献仪，帮教区在上毛堂区建了一座教堂。他去世时没有一分钱的银行存款，他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教会。
他极有语言天赋，善于讲道。他讲道思路清晰，条理分明，环环相扣；语言雅俗共赏，简洁明快，妙语连珠；想象力丰富，古今中外名人的格言，皆能信手拈来为他所用；他善用比喻、夸张、排比的手法；这些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使他的讲道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他常在人的敏感部位打“擦边球”，三分偏要说到七分，让人捏把汗，但最终使人的内心感到强烈的震撼力，进而达到强化信仰，更新生命的效果。他的讲道，为教友们喜闻乐见。至今，在新绛、太原、邯郸等地的好多教友中间，每逢人谈起秦志远神父，大家仍记忆犹新、耳熟能详。
记得，有一次他给在我们村眼科医院住的修女们讲避静，主日天在弥撒中给教友们讲道分享福音，讲的非常感人，我们村的教友，对于听道理很敏感，如果神父讲道时间长，就会有人溜出去。然而那次，秦神父讲了四十多分钟的道理，教友们不但没有出堂开小差，反而一个个伸着脖子听得入了神，没有感到时间匆匆在指缝间悄然滑过。他的很多讲道，都被录下音来，至今仍保存着。
我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进入山西修院攻读神哲学的。修院安排我们先修哲学，秦神父是哲学教授。他给我们讲授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这门课程是我们系统的接受士林哲学训练的入门课程。对我们这些刚刚接触哲学的学生是比较困难的，然而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感到很吃力。因为秦神父很会讲课，他讲授的虽是艰深晦涩的哲学，但那些抽象的概念，经他举例子打比方，深入浅出、风趣横生的讲解，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因而，本来是一门枯燥的理论课，听起来反如沐春风，有滋有味。这门哲学入门课程，为我以后学习其他的哲学奠定下坚实的基础。
秦神父的课有亲和力，生动有趣，贴近学生，所以得到修生们的喝彩。他讲课层次分明，对一个问题的解释是条分缕析，层层剥离，最后直指问题的核心。由于他长期坚持阅读，与书为伍，因而，在课堂上凡与课程有关的人文典故，轶闻史事，风土人情，都能娓娓道来；他讲课谈笑风生，诙谐幽默，纵横捭阖；不断以“问题”冲击思维，使课堂氛围极为活跃；他授课的形式，不只是词采的活跃，更有思想的活跃；因而他的讲课一直很受学生的欢迎。秦神父能把课讲得有趣，激发修生们学习的兴味，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家都很喜欢他在福音后分享，每一次听他讲道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愉悦。因而，修生对于他的讲道，有一种深深地期待感。因为听他讲道常常使人获得新的思想和生命的启迪。由于长期以来对哲学的钟爱，秦神父好学深思、擅长思辨，常从理性的真理，引人进入宗教和信仰的真理。因此，有好多大学生慕名前来向他请教。面对大学生提出的一些信仰疑难，他从容镇静层层分析，给人指出问题症结所在，并指出问题的思想来源，最终给人以满意的解答。
秦神父不仅给修生们“授业解惑”，传授知识，也非常关心学生们的生活。记得刚去修院的时候，我由于不适应那里的饮食和生活，常闹胃病。一次，在太原市一个教友家开的诊所看病，在那里打针输液住了两天，秦神父得知后，就打发喜森（我的叔伯兄弟）去看我，并把教友们送给他的营养品都给我带去。这件事虽小，但在我心里却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年五月底，由于健康原因，我提前告病回家休养。暑假期间，听说秦神父在邯郸给修女们带避静时患了病，后来听说他去了西安医院。暑假结束后，我就返回了修院，以后就再也没有见面，后来就传来他去世的噩耗。
八十年代初期，一座座新教堂拔地而起，一个个标志着信仰的十字架又高高地矗立在天空，呼唤人们去回归基督，重新认识自己的信仰。教友们如饥似渴地祈祷，参与弥撒，希望过上正常的宗教生活。然而神职人员又普遍面临老龄化，已无法应付日趋扩大的牧灵需要。为解决神职人员青黄不接，严重断层的问题，山西天主教于1985年初，着手恢复神学院。秦神父受命到山西神学院教授哲学、圣经学和伦理神学。当时，在山西大学教授法语的田志康神父，也被邀请兼任山西修院哲学及哲学史教授。这两位当年在北京文生神学院的师生，而今有缘在同一个神学院共同执鞭任教，一时竟传为美谈。田志康神父对于其高足秦神父评价很高，他认为秦神父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之一，是他教过的所有学生中最令他感到欣慰和自豪的一个学生。
当时，海外的港澳台教会，在梵二以后已经取得了很多显著的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梵二的教导和教会的新精神，却迟迟未能进入大陆教会。山西修院复课不久，各种书籍还很缺少，尤其是神哲学书籍更是捉襟见肘、极端匮乏。为教授圣经，秦神父着手翻译若望福音，并翻译了《对观福音注释》的部分章节，作为给修生们上课的教材。
后来，上海教区佘山修院教导主任姚景星神父送给秦神父一套奥地利著名耶稣会神学家诺尔定（Hieronymus Noldin，1838-1922）着的伦理神学著作（His Epitome theologiae moralis universae），希望秦神父能把这部七卷本的巨著从拉丁文译为中文。该书在梵二以前，一直被认为是教会伦理神学权威教材之一，在“梵二”教会全面更新后，虽说已经过时，但对于开放不久，仍处于比较封闭中的内地神学院，该书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伦理神学教材。尤其是在原则论和诫命论方面，更是条理分明，条分缕析，充分体现了特立腾大公会议以后教会伦理原则的神学特点。说实在的，我们从这部教材学到很多教会传统的重要的伦理价值，可谓受益匪浅。
九十年代初期，内地修院还很传统，各种物质条件与设备依然非常落后，修院还没有暖气设备。修院安排我们修生，每周轮换给在修院教书的年迈神父执勤打扫卫生，如提水扫地，冬天看火炉、掏灰等。这在今天的修院大概是已经没有这样的安排了。记得当我给秦神父执勤负责打扫卫生时，发现他书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和写得密密麻麻的手稿。秦神父在教学以外，其余所有的时间，都一头扎在书堆里，全身心地投入到神学教材的翻译上。
每天晚上，他房间的灯都会常常亮着，一直到深夜。他一直保持着雷打不动的习惯，早上四点半起床准备早晨的弥撒，五点钟进堂祈祷、默想、举行弥撒。上午上完课后，他就扑在案桌上，埋首翻译工作。秦神父爱好文学，博览群书，他翻译的文字清丽隽永，通达流畅，别人几乎看不出来是翻译的文字，由此可见他翻译的功夫，堪称一流。
他每翻译一部分，就给修生们讲一部分，伦理神学翻译完之后，又接着翻译信理神学。在他与洪洞教区被尊称为活拉丁字典的宗立静神父协力合作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功夫不负有心人，历时七载，一部体系宏大，博大精深的诺尔定伦理巨著，终于从拉丁文翻译为中文。之后，他们合作翻译信理神学，但遗憾的是只翻译了一半。由于秦神父长期超负荷地工作，严重地损坏了他的健康。秦神父去世后，这部翻译了一半的信理神学从此就搁浅了。
“桃李不言，下自成溪”，秦神父苦心孤诣，辛勤耕耘，翻译书籍，培育修生的劳苦没有白费，他桃李满三晋，声誉传华北。昔日，他所培育的学生，而今大都圣了神父，且活跃在福传第一线，有的任本堂，负责牧灵工作；有的在修院执鞭任教，培育修生；有的则负笈海外；有的则圣了主教，负责地方教会。总之，在这些学生身上，可以看到秦神父辛勤培育所结的硕果。
1992年暑假期间，他去河北邯郸教区给修女们讲避静，结束后，他突然感觉身体不舒适，遂在那里养了一段时间病，后教区派人接他去了西安的医院检查，经医院确定为脑癌晚期。秦神父被接回教区，安排在主教座堂教区医院里疗养。于十月十九日凌晨三时，憩息在天主的怀抱，进入他久已盼望的天乡。
他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值得纪念的东西。屈指数来，虽不敢说，秦神父在山西教会是最有学识的神父，但至少是最有学识的神父之一，尤其在我们山西省运城教区曾是一位学问最为渊博，讲道最受欢迎的神父。
他勤勉好学、坚持不懈地翻译神学经典；他为培育修生孜孜不倦、忘我地工作。1990年初，第一班神学生毕业后，由于种种原因，修院停课一年。西安教区李笃安主教获悉此事后，曾邀秦神父到西安神学院讲授伦理神学。之后山西修院重新复课招生，他又回到山西修院。他为了山西教会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福传事业，披肝沥胆，呕心沥血，把自己全部的生命和精力都奉献给了山西修院，奉献给了他为之毕生献身的教会。
弹指一挥间，十九年过去了。明年是他去世二十周年，如今，我写下这篇文字，希望以此来深切怀念我的老师秦志远神父。愿主赐他永远的天福，并以他为教会无怨无悔的服务精神，时时激励我们这些晚辈后学，为教会的神圣事业不断地努力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