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我大约10岁时(70多年前) 已认识了香港这个名字。我爸爸曾在一间茶叶公司服务，从上海派到香港。他一个人来了香港，妈妈和我们孩子们都留在上海。在那段日子里我记得的是爸爸很想念我们，妈妈就带我们去照相馆拍了几张相寄给他，那也就成了那几年内我唯有的照片。我也记得爸爸有机会回上海时会带给我们许多英国食品，如牛油(上海话Butter油) 及很厚的巧克力。
后来打仗了，爸爸失业了回到上海又病倒了。香港是我们家庭史中的一个小括号。
1944年我入了慈幼会备修院，知道原来香港本是慈幼会会省的大本营，但因为打仗了，南北不通，隔绝了。战争结束后我们很高兴慈幼会的家庭又可团聚了。多年困在上海的省会长终于能来回两地了。我记得的是他从香港回上海会带给我们慈幼印书局出版的书、祈祷的手册、也有不少从意文译成的小说。
1948年我的生命终于与香港扯上了实在的关系。正式入慈幼会修会的第一步是初学期，一年时间专门为考虑并决定是否一生参加这个团体。初学师领导初学生认识这特殊的生活方式。中华会省的初学院设在香港，那年的初学生从上海、北京、徐州、昆明、澳门都来到香港。
经过三日两夜的旅程，我们从上海来到了香港。那时没有入境处及入境手续。入了港就可以上岸，那七月中的一个傍晚我们来到筲箕湾香岛道一号，也就是现在的柴湾道18号，我现在居住的修院。那时四周都没有人的，修院面对海港(背山面水，风水绝妙！)。
我们离上海时心算在香港会住上四年：一年初学，三年哲学，然后大概会回到上海实习慈幼会的教育工作，当然想不到1949年发生的事。
1950年开始香港人领身份证了(很大张的) 我们可以说是第一批正正式式的香港人。
有一次我从长洲坐船回来，忽然有一艘警船追上来，我们的船停下了，两位年轻警员上了船，直行到我身边，“身份证！”原来是来查我的身份证。其实我穿的是神职服装，手里拿着的是一本英文哲学书，我像是偷渡的“大陆仔”吗？我当然马上拿出我的身份证，也忍不住说了一句：“后生仔，你们还未出世我已有这身份证了。”
我是不是说了许多废话，全不对题？不，我想说的是我当然“守望香港”，因为香港已是我的家。我是香港的中国人，是中国的香港人。
上帝安排了，当我们的同胞在一浪一浪的运动中，家破人亡、受尽磨难；当一代一代的青年在无神及斗争的文化中，丧失了我们宝贵的精神传统时；我们能平安地、自由地崇拜主、工作、彼此扶助过有尊严的生活。
靠英国人的管制本事，香港人的聪敏勤劳，我们建造了这东方明珠。我们以狮子山下的精神自傲(by the way谁曾像我一样登上狮子山二、三十次？) 我是慈幼会士，慈幼会是办教育的，在这香港光荣的历史里，我们和许多兄弟姊妹出钱出力在基督福音的精神中，也把普世的核心价值种植在我们的青少年的心中。
守望香港，守望我们的香港；守望上主多年来让我们享受的福地；守望我们的血汗灌溉了的家园；保护我们本来很可爱的市民，不要变成“丑陋的人”。
我们要守望，因为这一切都严重地受到威胁。虚假、自私正在侵蚀美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已不理所当然了，他们要我们做奴隶。
“奉承权贵，欺负弱小”绝对不是主耶稣教祂的门徒的。耶稣让我们知道天主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在祂眼中这么重要，甚至当我们犯罪丧失了恩宠，他竟派圣子主耶稣来救我们。我们都是兄弟姊妹，人人该受到尊重，越弱小的越应该得到我们的爱护。
天主是真理，是就是，非就非，我们不接受假货，不会“袋住先”。只有真理能使我们做自由的人。
天主是爱，爱当然假设公义，公义是最低限度的爱。但公义不够，一个无私的爱心才能使这涕泣之谷变成可行的道路，大家手牵手向天乡迈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