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天主教复兴运动的三位教宗
教宗保禄三世（Papa Paulus III，1468-1549）召开的特利腾大公会议（1545-1563），正式开启了教会内部长久以来所渴求的革新。该次会议清楚地界定了天主教的教义与新教的不同之处，对于甚么是构成信仰的基本要素，甚么是神学争论的可能范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澄清。可以说，这次会议对现代天主教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大公会议之后，出现了三位致力于推行和实践大公会议法令的伟大教宗：比约五世 （Pius V, 1566-1572），额我略十三世 (Gregorius XIII, 1572-1585)与西斯笃五世(Sixtus V, 1585 -1590)。三位教宗在不同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被誉为“天主教复兴运动最坚决、最纯粹的化身”的教宗比约五世，为践行大公会议的决议，于1566年颁发了由鲍罗麦欧枢机（Carlo Borromeo, 1538-1584）起草的为司铎使用的《罗马要理》；1568年颁布了神职人员用的《日课》；1570年发行了全教会共同使用的礼仪：《罗马弥撒经书》。（参阅毕尔麦尔等着、雷立伯译：《近代教会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页84-85。）
继比约五世的是才华横溢的教宗额我略十三世。他十分关注与东方教会的合一问题，热情支持罗马的宗教教育，在他大力支持下耶稣会开办了罗马学院（今之额我略大学），该学院成为培养神职人员的新式修道院的典范，为教会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其中有：16位教宗；三分之一的枢机、四分之一的主教，难以数计的神父；21位圣人、46位真福。（参阅熊光义着，《耶稣会的教育法》，台北：光启出版社，1965年，页66-70。）
1590年3月1日，教宗西斯笃五世隆重颁发了《拉丁语通行本》（Vulgata）圣经的修订本。1592年，又出了一个修订版（Vulgata Clementina），这个版本成为教会历代翻译圣经的蓝本。
1534年8月15日，圣依纳爵.罗耀拉成立了耶稣会，这个新修会，一方面通过教育及灵修，极大地促进了教会内部的革新，另一方面，有效遏制了新教不断地扩张。（毕尔麦尔，页86。）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提到，“我的前任，教宗保禄六世，言之有物地说：‘教会不论在何处，甚至最艰难的地方，在意识形态的十字路口，在人类的急需与福音讯息常常相遇的战壕中，耶稣会士都在那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给耶稣会的信”，见《神学论集》（90），台湾：光启出版社暨香港真理学会出版，1992年，页499）。
影响天主教复兴运动的三种教理书
为培育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教会历来都有编纂《教理问答》的习惯。十五世纪末叶，可谓“教理讲授由口头教导、注重生活经验的信仰培育转变为教理问答书本的时代”。1529年，由于路德 ( Martin Luther, 1483-1546) 的德文教理问答的出版及其影响，天主教仁人志士不甘落后，纷纷撰写教理书，以推动教会的复兴运动。因此，十六世纪堪称为编写教理书的伟大世纪。
首先，荷兰的耶稣会士圣加尼修 ( Petrus Canisius, S.J., 1521-1597) 曾于德国出版了三种要理书：即1555年，大本的《基督信仰大纲》(Summa doctrinae Christianae):1559年，小本的《天主教小要理本》(Catechismus Minor)；1556年，最小本的《天主教要理》（Parvus catechismus catholicorum）。加尼修的要理书的出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曾连续印了400版，后被翻译成50种语言。（房志荣：“三部要理的比较”，见谷寒松：《神学论集》，第100集，页240。）
耶稣会士白拉敏枢机（Roberto Bellarmino,S.J., 1542-1621）于1597年“以96个容易记忆的问答写成了《基督信仰短篇》”；1598年，这位后来成为教会圣师的枢机又出版了《基督信仰解释》，“其中包含有273个问答，是专为普通教友与儿童撰写的教理书。”该书共印行500版，广被译为近60种语言。（《神学辞典》，页791）。
1566年，米兰总主教鲍罗麦欧（Carlo Borromeo, 1538 -1584）在特利腾大公会议授权下编写了《罗马教理》(Catechismus Romanus)，“此书按信理性质编辑材料，分为信经、圣事、十诫、祈祷四部份，保存了救恩内在一体性。该书原为司铎参考，后来成为儿童用本，而广为流传使用至今。”（房志荣，页239；谷寒松，《神学辞典》，页709）。
在上述的教理书中明显可以看到，1566年由特利腾大公会议颁布的《罗马要理》是集该时期教理书之大成，具有官方的权威性，但因它是针对司铎而写，故偏重于教理的理论性阐发。直至十八世纪，《罗马要理》才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毕天祥初译为中文，在四川省为培育教友所用。
白拉敏枢机于1598年出版的《基督信仰解释》，成为历代教理编纂的重要范本。教宗克莱蒙八世曾希望将白拉敏于1597年出版的教理书作为教会通用的要理问答，后来传信部也建议将之用于远东传教区。（燕鼐思（J. JENNES）着、田永正译，《中国教理讲授史》，台北华明书局出版，1976年，页111、251）。
从《天主教要》到《要理问答》
1583年，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首先以汉字汉文撰写天主教教义的书”，这是中国天主教“第一部汉文要理”。（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上册，香港真理学社暨台湾光启出版社，1967年，页66-71）。
1605 年 3 月，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其他神父协助下，于北京重新翻译并刊行了培育新教友用的《天主教要》一书，利玛窦认为，“这件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以前的那个版本是借翻译之手写成的，他们对按其原意翻译的重要性不太了解，因此每年都要进行修订，而且各地传教寓所都使用自己的版本，彼此不尽相同。这样，当教友从一地到另一地时，就会感到混乱。从此以后，大家只用这一个版本，其他寓所都翻印此书。”（利玛窦着、文铮译：《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页355-356）。1605年5月9日，利玛窦在致信给德·法比神父时，再次谈到了《天主教要》一书翻译之艰辛，他说：“假使可能，我将目前正印刷的第一本《天主教要》寄送给您一本，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确为把它翻译为中文辛苦了一番，同时它为我们非常重要。”（利玛窦着、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下），台湾：光启出版社，1986年，页278-279）。
《天主教要》的修订本出版后不久，时在南京传教的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S.J., 1566-1640）即为这一修订本写了以《天主教要解略》为名的注解本，并于1610年左右出版。于此可知，当时传教士极为重视这个为培育新教友的教理书。（利玛窦，2013，页356）。
此后，耶稣会士穆迪我 (Jacques Motel, S.J., 1618-1692) 的《圣洗规仪》，艾儒略（Giulio Aleni, S.J., 1582-1649）与郭仰凤 (Lazzaro Cattaneo, S.J., 1560-1640)的《悔罪要指》，艾儒略的《圣体要理》、《圣体祷文》，以及为培育儿童的《四字经》，潘国光（Francesco Brancati, S.J.,1607-1671）的《天神会课》（1661）与《圣体规仪》（1679）；以及方济会士卞芳世 (Francisco a Concepci?n Peris, O.F.M., 1635–1701) 的《进教领洗捷录》等教理书籍，均以体裁简短，雅俗共赏的“要理问答”的形式，服务于不同时空下的中国传教区。（参阅钟鸣旦、杜鼎克等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18)，台北利氏学社，2009年；燕鼐思，1976，页54）。
礼仪之争爆发之后，中国天主教自雍正二年（1724）起至鸦片战争后(1844)，在这一百多年的全国范围的教难中，传教士或被捕、或被驱逐、或转入地下秘密传教，很难有机会再去编撰和翻译教理书。
直至，1851年11月7日至12月3日，中国教会领袖才有机会在上海共商编纂全国统一的要理问答一事，但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后来有多次会议，讨论中国教会《要理问答》的统一问题，直到1924年的上海会议，始达成共识，并成立了“统一要理问答祈祷经文委员会”，负责编撰要理问答和祈祷经本，并解决各地教友所用要理问答中不同名词的问题。1934年，该委员会在长期辛勤努力下，“小本与普通要理问答作为通用的要理问答终于问世了。”
这部小本教理书包括四卷要理问答：“一、信理，二、伦理，三、圣宠，四、祈祷与庆节”，基本上反映了1556年加尼修的《天主教要理》，1566年的《罗马要理》，以及1597年白拉敏的《基督信仰解释》的中世纪教育的基本特征。
至于，大本教理书则由主教们根据加斯巴利枢机主教的《要理问答》译本与《要理条解》的修正本，整合成为后来的《要理大全》，以为培育教友讲道员使用。（燕鼐思，1976，页254-258。）
《罗马教理》对中国天主教的影响
十七世纪教会在复兴运动期间，虽然也颁布了《拉丁文通行本》圣经(Vulgata)，但圣经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教友们只有在弥撒圣祭中才能接触到圣经的某些段落，即使是在欧洲的神职人员，也鲜有人能拥有一本个人的袖珍圣经。在此时期，对圣经的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充分地反映在对教理书的编纂和出版上，一些著名的教义问答手册应运而生，极大地推动了基督徒信仰生活的革新。
1634年传信部规定，“各地主教们务必监督信徒们学习教义手册和白拉敏的《教义手册》，务必保证人人都得到关于救赎的必要性方面的教导，尤其是在主日弥撒中，更应如此。”传信部的这一决定，表明“教理问答”与“参与圣事”日益得到了教会当局的重视。（钟鸣旦，“圣经在十七世纪的中国”，见《神学论集》，第126期，光启社发行，2001年，页546）。
在此背景下，来华传教士自然以“教理问答”作为培育教友的信仰纲要。首先，被誉为中国天主教之父的利玛窦洞查到，“中国人历来重视书面文字，书籍通常能走到人不能去的地方，”因此他说：在中国“所有的宗教是靠印成的书籍推广，而并非一当众布道或传授教理的形式。”因此，他让“教友们通过自己阅读，或请亲友为他们朗读已刊印的《天主教要》，以便能迅速地把其内容记在脑子里。”利玛窦的这种文化适应的传教方法开启了在中国的福传之路。
明清以降，《天主教要》为培育新教友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产生了许多美好的见证。那时，有一位新教友名叫李应试，圣名保禄，当他第一次读到了“新版《天主教要》中写有的七大圣事的内容时，便发自内心要求领告解圣事，他办告解时总是全神贯注，痛苦地哭诉他的罪恶。在他的带动下，很多人都开始做告解，其中，就有他的儿子和其他家属，乃至他的夫人。”（利玛窦，2013，页354，361）。
《天主教要》曾作为新教友在慕道时期重要的教理书。每当神父要去一地传教之前，先派教友传道员去讲解，为神父们的讲道做准备。当神父来到后，便直接开始讲解为人得救的圣道，之后把耶稣圣像置于祭台上，让大家一起敬拜祈祷，最后神父分发《天主教要》给那些积极参与者，鼓励他们认真阅读。这种传教方法极为奏效，那些想信教的人，虔诚地跪在祭台前，“庄严地接受《天主教要》”，当他们“掌握了《教要》，便准备进入教堂，聆听弥撒的前半部分，然后接受洗礼。”（利玛窦，2013，页314）。
1610年罗如望（Jean de Rocha, 1566－1623）神父译著的《天主圣教启蒙》，也给我们生动地描述了早期中国教会，如何通过“老师问”与“学生答”的方式，传授“基督徒和三位一体”道理的情形：
师：基利斯当（Christo,基督徒）是甚么意思？
学：是心信口认耶稣基利斯多教规的意思。
师：怎么说是心信口认耶稣基利斯多教规？
学：做了基利斯多，当不独心内要信，有时口里要认，我是基利斯当，是因此舍身失命，宁死不可不认。
师：三位怎么为一天主？
学：因为三位都共一体、一能、一知、一善，故三位止为一天主。”（《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题那主教文献》册一，页379、389）。
经过耶稣会士精心的教理培育，一些名门望族奉教信主：如上海徐光启家族，山西绛州段衮与韩霖家族，福建福州李九功家族，缪氏宗族、陈氏家族等，通过“信仰的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藉着共同研习“教理问答”与团体祈祷，信仰藉宗族得以延续，并因此奠定了天主教信仰传统。（参阅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页312-319）。
1775年，耶稣会撤离中国后，主要由方济各、遣使会、道明会与巴黎外方传教会等主持在华的传教事业。方济会与道明会在传教方法上比较倾向于将教友团聚在一起，公开宣讲《要理问答》，借此信仰纲要，培训教友们每个主日天在教堂祈祷时，用15到20分钟的时间，通过轮流问答的形式，大声诵读，甚至背诵下来四卷要理问答，将这些信仰的知识潜移默化融入到基督徒的生命中，成为指导信仰生活的原则，以对抗世俗生活对教会信仰带来的冲击。
结论
天主教复兴运动产生了一系列著名的教理问答书，对中国天主教四百年的信仰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556年加尼修的小本《天主教要理》，1566年特利腾公会议颁布的《罗马要理》，以及1598年白拉敏枢机的《基督信仰解释》。这三种教理书共同构成了中国天主教四卷《要理问答》的主要来源。
自特利腾公会议规定以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以来，普世教会“行圣事、献圣祭”都是用拉丁语举行。教友们不懂拉丁语，只能以“望弥撒”或“听弥撒”的形式，来参与基督信仰的奥迹。他们获得信仰教导的主要渠道，是在团体的礼仪及教理讲授的场合中，通过公开讲解《要理问答》来完成。
作为培育教友信仰生活的《要理问答》，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深远，它提供教友最基本的“信仰、伦理、礼仪、以及祈祷与庆节”的教导。实际上，这部四卷《要理问答》已成为每一个教友家庭必备之书。因为，这不仅是神父每年一次到教友村“下会”培育教友的必备的教理书，也是教授儿童信仰启蒙的读物，同时也是慕道者认识天主教的重要教材。总之，中国教会在没有圣经的年代里，《要理问答》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除了《要理问答》，教会还有其它许多圣书，如《天主降生言行记略》、《圣母行实》、《宗徒行传》、《圣人传记》、《师主篇》等，都从不同程度上滋养了教友的信仰生活，培养他们获得的信仰力量，为在教难来临时保持对基督的忠贞，以及抗拒三仇（魔鬼、世俗、肉身）对基督徒信仰生活的腐蚀和挑战。
特利腾大公会议对于中国天主教的影响，较之于普世教会更为深远。虽然，梵二会议早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已成功召开，并取得圆满的成果，但由于特殊的原因，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初，中国教会才有机会接触梵二的教导。除了《梵二文献》之外，教会享受到最明显的一个成果，即1992年6月25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批准出版的《天主教教理》，该书强烈地体现出，“它是教会信仰和天主教会教义的表达，按照圣经、宗徒传统及教会训导证实或解释的……我们公认它是一本有效的工具，并钦定为权威的版本，为促进教会的共融，一个传扬信仰的确定准则。”（《天主教教理》，香港公教真理学会出版，1994年，页Vii）。
《天主教新教理》保持了教会复兴运动时，以“信仰、伦理、礼仪、祈祷与庆典”，作为教理书的主要框架，充分吸收了圣经、教父学与教会训导的内容，虽说有“旧瓶装新酒”之嫌，但作为编纂本地教会教理书的重要参考文献，它反映出教会神学涵盖与包容其它基督宗教团体神学的博大的胸怀。
希望中国教会能结合当下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处境，编纂出既立足于本地文化，又与普世教会保持深刻共融的，具有教会本地化特点的《中国天主教教理》，为中国教会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