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
——《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读后
作者：陶飞亚 杨卫华 作为对中国基督教史一向较感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看到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段琦先生的大着《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出版，自然要先睹为快。拜读之余，写下一些观感，与作者和读者分享。
一、全书鸟瞰与内容爬梳 全书洋洋40万言，时间跨度大致囊括19、20两个世纪，贯穿基督新教入华后的整个历程，从一个角度——本色化——映现出一幅基督教与中国相遇、在华流播以致逐渐生根发芽的艰难图景，从“洋教”到“中国基督教”，从“在中国的教会”到“中国的教会”，本色化正是中国基督徒为“中国基督教”正名的过程，其中凝聚着几代基督徒的奋斗和心血，因而本书也可看作中国基督徒在本色化旅程中爬梳的心灵记录。 本书共12章加引言，引言对本色化定义及阶段分期作了个大致的定位。面对教会人士及基督教学者在本色化定义上的意见纷呈，作者从中摘取自己认可的阐释加以解说，而给本色化作了“不仅要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社会相结合”的宽泛界定，实际上纵观全书，作者正是在这一本色化理论框架下（当然还有具体鉴定）对历史加以剪裁取舍的。关于分期，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了适当延伸，时间上拓展到新教入华后的整个历程。前三章主要从19世纪传教运动中透析出了一点微弱的本色气息及有限努力，最后一章是对解放后三自爱国运动中的本色化努力作了简略的概述。因而作者的论域重点在20世纪前半期，用8章的篇幅深入分析了动荡时代对本色化需求的撞击、中国基督徒的回应策略、观念层面的本色化讨论辩难和实践层面的本色化尝试。下面具体介绍各章内容。 基督教思想评论（第二辑）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 第1章论述新教传教士初入华时的传道努力、文字事功、信徒吸附等，这为基督教入驻中国作好了预设铺垫。第2章论述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作者认为早期拜上帝会是中国建立本色化教会的最早尝试——尽管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而且主导者并没认识到这一点。早期拜上帝会在组织建制和礼仪方面都混合了中国民间宗教的某些方式，它的上帝也带有一点中国气息，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结合这一点看不失为基督教的本色化，只是由于以后随着拜上帝会政治化而逐渐变质，不仅脱离基督教教义，而且后期极端的反孔反传统与当时中国人民思想脱节，而走向了本色化的反面，成为基督教的异端。第3章论述19世纪后半期传教士通过教育、医药传道、慈善事业、文字出版事功等适应中国社会需要，扭转了部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培养了大批本土教牧人员，教徒数量骤增，一些有远见的传教士还帮助建立了自立的中国的教会，这些不仅开创了本色化的先河，而且为20世纪的本色化讨论和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资源因子（信徒是自立基础，本土领袖是自立核心）。第4章论述20世纪初20年的自立运动，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基督教在华发展的转折点，促使传教士对传教策略的反思，改变以往越俎代庖的传教方式，重视教徒质量，教徒大增，是基督教拓展的黄金时期。中国教会日趋成熟，信徒民族意识日益觉醒，一批本土领袖成长起来，在他们的带领下开展了广泛的自立运动，改变了19世纪本色化以传教士为主导的局面，转而以中国信徒为主体。作者主要分析了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华北中华基督教会、华南的自立教会及一些土生土长的新兴基督教团体如真耶稣会、耶稣家庭等的本色化实践。第5章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基督教的冲击及对本色化的积极意义。运动提高了教徒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推动他们与中国社会结合、投身社会改良，缩短教会与中国主流社会的隔阂。且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批判精神涤化了教徒的盲从心理，促使其反思与外人关系，探索摆脱外人附庸的方式，这都推进了本色化进程。第6章探讨了1922年的非基运动及教会对它的回应。基督教界对非基督教界由漠视到热烈的抗辩与反思，其中激起的反思波澜是向着本色化的。第7章探究1922年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及其激起的本色化讨论高潮。作者认为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本色化的成功努力。基督教界的讨论围绕“本色教会是什么？为什么要有本色教会？如何创造本色教会？”等问题展开讨论，深化了对本色化的理解和认识。第8章分析了第二次非基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的基督教，两次运动激起中国教徒对教会教育、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如何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等问题的思考与反思，深入挖掘自身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从而向本色化征途上迈进了重要一步。第9章探究了五卅运动和北伐加深了中国教徒对帝国主义和传教士的认识，民族意识激增，使他们在教会责任感增强，逐渐成为了中国教会的真正主人。同时深入分析了教会内意见纷呈的本色化欲求，正是这种讨论辩难使本色化由空洞的口号逐渐具有了具体内容，进而指导本色化实践。第10章论述30年代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探讨了教会的乡村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基督教团体通过深入乡村加深了对农村的了解，使农村教会建设取得了进展。抗日救亡也彻底改变了教徒不爱国的印象，使基督教与中国人民的心贴得更近，这都有利于本色化的推进。第11章探讨解放前夕的基督教。在混乱的时局中，基督教界积极参与扭转时局的活动，许多本色化讨论和实践成为解放后可资利用的资源。第12章对建国以来的本色化追索作一鸟瞰，对建国后基督教与新中国的适应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本色化作出了初步的探索。
从内容的梳理可见，本书紧贴本色化，内外左右观照包容，围绕本色化梳理抽出一部基督教融入中国自身处境的复杂历程。其中有三点值得强调：（1）作者论述的基点在中国教徒身上，讨论的焦点主要是中国教徒的本色化欲求与实践尝试，而较少见传教士及西差会的身影。（2）作者非常注重推动本色化的外在背景的探析，特别是民族主义旗帜下的非基运动和爱国运动，因而作者对本色化“外力”的探求也主要聚焦在国内激荡的政治和社会洪流上，本色化的诉求也主要体现在相对于西方的自立及教会自身的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本色化努力。（3）作者没有陷入一些从前流行的宏观框架的先验预设，书中不再简单地借鉴“文化侵略”、文化交流及现代化理论等范式，而是探索了一种研究宗教运动的宗教本位取向。
二、价值窥探与纵横评说
开拓创新与视野宽阔 中国基督教本色化是基督教在华展开的重要主题，虽学界相关著作都有不同程度的论及，但这种专题式的贯通性著作几乎未见，在大陆更是有某种拓荒作用。关于基督教本色化方面的研究港台美已初具规模，而大陆研究相对薄弱（基本通史性著作里稍有涉及）。所见著作有林治平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0)。王成勉：《文社的盛衰：20年代基督教本色化之个案研究》(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3)。林治平主编：《基督教在中国本色：论文集》(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Edited by Daniel H.Bays，Christianity in China：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研究（1907—1950）》，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1年。陶飞亚：《中国的一个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的历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系博士论文，2000年。但两方面都以单篇论文或个案研究为多，像本书这样专题式的贯通性著作几乎未见。在以往的观念中，似乎张扬本色化只是20世纪的事，实际上本色化与基督教入华是同时起步的，因为一种舶来的陌生宗教降临同样陌生的土地时，必然要思考与所属文化水土的衔接问题。因而并非作者论域重点的前3章和最后1章实在全书中至为关键，实际上这4章占了全书的1/4。它告诉我们本色化是个长期且一以贯之的行进过程，在20世纪大倡本色化之前，它已经过长期的潜伏与默默追索，尽管表现微弱，但后者正是前者的继承和拓展，没有前者的资源奠定——信徒人数保证、基督教形象正名、本地教牧人员的培养和教会的成熟及有限的本色化实践，大规模的本色化倡议和实践是不可想像的。因而作者对19世纪本色化的重视是本书的一个亮点，这样也更符合历史原貌。这与美国一些著名学者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Jessie G.Lutz探究福汉会的传教方式对本色化的价值以及对早期传教士中国助手圣经翻译和传教活动对本色化意义的强调等。参见Jessie G.Lutz，“The Signification of Protestant Christianity：Nineteenth century beginnings”，载陶飞亚、梁元生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Jessie G.Lutz and R.Ray Lutz，“Karl Gutzlaff’s Approach to Indigenization：The chinese union”，Edited by Daniel H.Bays，Christianity in China：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同样，作者对解放后本色化的探讨，不仅使解放后这一敏感区内相对沉默的本色化历史得以呈现，同时通过对解放前后两个时段的整合，改变了以往那种人为的切割与分裂，使读者明白建国后的三自爱国运动与此前努力的来龙去脉。自然，前后两个时期政治环境剧变，两场运动不能相提并论，但两者显然有前后相继的某些一致之处。正是这种一致为后来的三自爱国运动准备了人力、经验和理论的资源，自然也有历史的深刻教训。当然，作者对建国后本色化的探讨只是个初步的尝试，50年的奋进历程用一章加以描绘显然是不够的，但作者这种尝试已迈出了前进的步伐。总之，“通”的好处在于使我们对本色化的源流、前后承接有个整体印象。且这种“通”的视野并没有影响作者分析的深度而使论述趋于平面化，通与专始终交融在一起，既有纵的通览，又有横的拓伸。 同时，作者研究视野开阔，没有局限在本色化而谈本色化。基督教史只是构架中国近代史多层面向中的一个维度，基督教的本色化不可能摆脱时代烙印的镶嵌。因而作者每探索一个时期都非常重视对背景的分析，其开掘的深度和分量几乎与本色化探讨本身相匹敌。如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非基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五卅运动及北伐的考究等，都是对本色化背景探索的一种更为宽广的拓展延伸，将本色化置于一个更为恢宏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中加以审视。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并不仅仅只是建制、礼仪、神学等方面的本色化，更为重要的是陷入了各种相互交错的内外关系，这种复杂局面的应对成为本色化进程中的艰难任务。总之，这种分析的深度与广度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部基督教本色化的历史，同时也从一个维度映现出一部专题式的近代历史。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因为大陆关于基督教本色化的研究相当薄弱，而港台地区和美国学者的成果相对充裕。据笔者对本色化学术史的了解，本书对港台美学者已有成果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作者通过对已有成果的消化将其整合与融入进本书中，使本书得以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进行知识拓荒和观点突破。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本书代表了目前本色化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它不仅是大陆相关研究的开始，也是对港台美（包括大陆）已有成果的总结与涵化。
范式突破与观念转变 就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范式而言，王立新曾指出大陆主要经历了革命史视野下的文化侵略模式、文化交流模式及现代化模式的演变。而美国则经历了传教学模式、冲击—回应模式、传统—现代模式、文化帝国主义模式和中国中心取向的范式转换。王立新：《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的主要范式述评》，载陶飞亚、梁元生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本书的范式格局似乎很难套入以上几种流行范式。如果一定要讨论本书的范式，那么，也许本书是一种中国中心观视野下的宗教本位取向与“冲击—回应”模式的混合型。作者紧贴本色化这一内核，着眼于基督教自身在中国开展的内在理路，而聚焦在中国基督徒自身的主观诉求与实践尝试上，注重探究中国教徒自身的观点。此“冲击—回应”并非费正清式的“冲击—回应”：“冲击”主要是中国近代激荡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对基督教的冲撞，而“回应”则是基督教界对这种冲撞的反思与应对。冲撞是激起本色化诉求与实践的外在原因，而回应则使本色化在观念层面的内涵更丰蕴，也推进了实践层面的实际操作。正是在这种内（“内”指宗教本位取向、基督教界内部的反思与应对、本色理论和实践的建设）外的激荡中，重新架构了一种基督教在华展开的解释范式。这是一种相对超越的诠释逻辑，可避免简单的如“文化侵略”式的标签化，同时免予宏大叙事如现代化模式下关于基督教意义追索的艰难鉴定与中心偏离。“文化侵略”范式有其犀利的分析民族冲突的功能，但在考察基督教的本色化积极方面却有其所短。就是用现代化模式来解释基督教在华的展开也有其内在的缺陷，王立新颇为肯定现代化模式的解释力。但问题仍然是：用现代化标准来评判基督教在华开展，对一种宗教而言是否公平？某种宗教应该承担推动社会现代化的使命吗？正如罗志田所说，传教士正是西方不那么现代化的群体，基督教自身可能也有很多地方与现代化精神相抵牾。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因而承担这种使命也许是它力难能及的，但不是它根本核心所在。宗教的意义更多地在于为人的灵魂寻求某种安顿与慰藉，因为这方面往往是个人的心灵体验与满足，因而容易遭到忽略与遗忘，特别是教外人的忽略。也许“社会福音”旗帜下外在的显赫事工更容易得到彰显与优先关注。我们应该站在怎样的立场呢？这是一个难题，“中庸”——于教外和教内的分野中谋求某种平衡——也许是恰当的。本书模式多少使作者将自身定位在这一超越的客观立场，既没有教内人的护教偏见，也无教外人的主观厌恶，紧贴本色化在中国展开的真实历程进行追索，从而使本书的探讨更接近真实。当然，这种模式的解释力应局限在基督教本色化的研究。而且，我觉得“冲击”因素中还应加上传教士及西差会对本色化的外在催促与积极努力，即使有的传教士持排拒的态度，也为本色化提供了一种反面动力。
另外，作者从传教士转移到重点探究中国教徒自身，这是与中国基督教史学界基督教史研究的内在发展理路相应对的，国内外学者都在呼吁这种转变。研究话语的表述由“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基底定位到“中国基督教史”的新体认，其中微弱的话语表述差异隐藏的是一种基本观念的转向，从以西方传教士及其背后支撑差会为主角的追索，转移到中国基督教自身行为和思想的研究。在前者描绘的图景中，传教士占据着历史的中心而少见中国教徒的身影，易使他们在沉默中被忽略与遗忘，即使偶有提及也是以一种极为被动的附属面向得以呈现。而在后者的视野中，中国成为了思考的基点，华人牧师、平信徒及其领袖构成了基本的底色。可以肯定，以中国为本位探究基督教在华开展的内在理路也许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所以本书注重中国基督教徒观点的探析是对“传教学”模式的一种超越，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一种与时俱进。见吴梓明：“中国基督教大学研究的领域范畴和典范转移”，载陶飞亚、梁元生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
史料详实与知识拓荒 史料是重建历史的原料，是探寻历史真实的媒介。中国基督教史只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边缘领域。史料的保存、收集和整理自然无法和那些占据中心的“显学”相提并论，并且基督教作为近代中国连接中外的枢纽，许多史料远在国外，国内的也多散落各地，因而史料的收集也许比写作本身更难。作者在收集资料上的功夫，尤其值得钦佩。本书主体部分所用几乎全是第一手资料，中国教徒自办的相关报刊几乎囊括殆尽：《真光》、《神学志》、《圣报》、《生命月刊》、《月报》、《青年进步》、《真理月刊》、《中国基督教教育季刊》、《文社月刊》、《真理与生命》、《金陵神学志》、《基督教丛刊》、《天风》、《田家》等。其他综合史料如《中华归主》、《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等零散史料也尽在收罗之列。虽这些资料以前也有学者不同程度的利用与研究，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显然是不够的。作者从本色化角度切入挖掘其中史料是个创新点，对史料的分析与解读也非常细致和深入，这种让史料发言、“贴地式”的探究路径在如今学风浮躁的时代更是难能可贵。正是这种资料的详实及对史料的艰难挖掘使作者从尘封的历史中探索出更多前所未闻的信息和沉默之音，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此领域的知识积累，给读者奉献的是一种新鲜的学术成果。当然，读者从中领略到的不仅仅是一种文本知识，更多的是给予读者头脑的一种精神撞击，启迪读者思索，并沿著作者的路径进一步探究未知。
排比求索与观点探析 基督教本色化面对的是三面作战。首先应对的是西方传教士及其背后的西差会，其次是本国社会和政治势力，最终落脚点在自身建设。本书因重视民族主义浪潮对基督教本色化的冲荡，中国教徒的反思也多集中在与西方关系上，因而在本色化过程中摆脱西方这种外力就得到优先考虑。正如作者指出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中国扎根广传的惟一出路，就是完全摆脱西方基督教会的模式、影响与控制，实现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文庸：“‘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序”，见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这点显然是正确的，摆脱西方控制是基督教本色化需要应对的重中之重。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摆脱西方束缚的同时也要避免陷入中国政治的纠缠而失去宗教自身的个性和相对独立性。因而要保持宗教的个性、坚守政教分离的界限是本色化的重要任务。作者有关另一种外力对本色化的伤害及基督教与各种政治势力的摩擦与应对探究较少。实际上，学界已经注意到地方政治对本色化的干扰。大陆胡卫清教授以岭东长老会为个案探讨中国自立运动的研究中提出同样的思考：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教会自立运动是否可以简单地运用民族主义这一巨大的政治资源，而又不对教会本身的自立构成威胁？教会自立是否可在将摆脱西差会控制作为一种本地教会正确政治选择的同时，又能有效避免政治对教会的干预？如果说追求独立于西差会是本地教会自立的一项艰巨任务，而追求教会独立于政治，成为一个具备完全主体性的信仰团体，也许就是教会真正自立的一项极为艰险的任务。其中的问题意识和思考深度值得注意。
前面已经提到作者将论述重点由传教士转移到中国教徒身上，这种基本定位的转变无疑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福音。但矫枉不能过正，“中国基督教史”本身定位并没有错，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就难免失之偏颇。在后者的叙述中“传教士易成为看不见的人”，费正清曾提出中文近代史著作的弊病：“当这个时期（近代——笔者注）的历史用中文记载时，出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外国人几乎消失了”，“他们即使不是几乎全部在中国的记载中被抹去，也都被贬低了。”费正清：“导言：中国历史中的沿海和大陆”，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4页。中国基督教史应该囊括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展开，因为传教士参与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建构，他们的在华活动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在中国基督教史的画卷中他们不应该成为异质的“他者”，而应该是：在中国基督教史中，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自身都是其中的演员，只是在不同阶段可能有轻重主次之分，大致在20世纪20年代前传教士占据着中心，以后中国基督徒成为了主角。传教士实际上占据着“冲突”和“回应”的双面维度，传教士及西差会既可作为催促基督教本色化的外力推动因素，同时也是回应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本色化的主导者之一。尽管出于不尽相同的动机，实际上本色化一直是传教士关心的主题。作者也认可传教士早就认识到中国教会迟早要交给中国人自己去办，要使中国真正基督化，也只能让中国人承担传教的角色才能真正奏效。本书也偶尔提及少量传教士对本色化的努力，但对传教士对本色化的支持和排拒的探究是极为薄弱的（特别是20世纪几乎未提及）。以往我们多主观认为传教士对本色化基本是排拒或漠视的，但传教士并不是个同一体，对本色化，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忧虑者有之。不能简单以民族主义涂抹本色化的复杂性及传教士的意见纷呈，不能以传教士对本色化的忧虑眼神为依据而一概斥为蛮横无理。问题的关键在于传教士的忧虑有没有合理性，实际上一些教会走上本色化后内部的纷争与困境证实了传教士的忧虑不无道理。当然，一些传教士顽固不化，不愿失却在教会中的主导地位而排拒本色化，也应该给予客观的正视。总之，对传教士态度及行为的探究至少可以让我们了解：传教士及西差会对本色化的态度、对本色化的贡献与阻碍；本色教会与西差会的关系。作者这方面探究的薄弱也许与史料的缺乏有关，同时作者对20世纪本色化的关注所用史料多为中国基督教徒自身所办刊物，而较少利用传教士所办刊物资料，所以其中较少听到传教士的声音，而给人以一种本色化只是中国教徒在求索的片面印象。实际上传教士对本色化极为关注，如《教务杂志》就有很多相关方面的讨论。吴义雄教授通过对史料的梳理提出：以往“多将自立运动的产生，以及20世纪20年代后提倡的本色教会运动，归因于中国教会自身的发展与社会演变大势的催生。应当承认，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能够得到历史事实的支撑。但我们应该看到，最初提出并大力倡导建立‘中国教会’并使其走向自立的，却是热衷于研究‘本土教会’者有意或无意忽视的群体——外国传教士”，“教会自立和本色化的潮流，是在外国传教士的倡导甚至设计之下出现，并得以发展的”，“在比较客观的20世纪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传教士不应该成为看不见的人。”吴义雄：“内因与外因——试论民初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的历史背景”，载陶飞亚、梁元生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第267—268、286页。还可见Jessie G.Lutz：“传教士对本色化的态度”；James McCutcheon：“将中国福音化——宣教士在中国将其信仰本色化的努力”，两文均载林治平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台北：台湾宇宙光出版社，1990）。重视中国教徒本色化努力的同时而不忽略传教士的存在应该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另外，本色化要求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适应，但在近代中国，中国社会和文化都在疾步风行的新陈代谢中发生某种嬗变，因而与什么社会和文化相适应就是一个必须界定的问题。完美中的“不完美”学无止境，世间本无完物。本书遗憾之一是论述力度不够。作者学神学出身，本可以利用这种优势，把西方基督教本身的种种内蕴、观念、礼仪等与中国出现的具有本色气息的基督教比较对照，折射出其异同，使中国基督教的本色特征得以彰显，这是处于神学外缘的史学界基督教学者力难能及的。历史不仅仅是描述，同时需要解释，无论解释的对与错，都是自己的理解，它能为后来者的思索提供某种范例及论域盲点。作者没能展示自己的论说是一种遗憾。这种论述的不充分同样表现在史料的解读上：受史料的局限与束缚较深，给人的感觉是仅仅在复述史料而没能从对史料的解读中排比归纳出自己的理解，这使本书的亮点和光芒打了折扣。这一点作者已有察觉：“本书也许可以视为大陆学者对此研究的一个起步。由此起步，我将此书定位在尽量客观公允地将中国基督教会本色化的历程按历史本来的面貌如实地反映出来，尤其是对20世纪以来中国教会领袖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只求描述清楚，不作过多的评论。从这一观念出发，本人不惜冒着堆砌史料之嫌，尽量将基督教本色化历史上中国教会领袖们在这方面有关的著述作了一些客观介绍，希望日后能为人们作进一步研究时在资料方面提供些方便。”见本书后记。 其次，作者论述的重点聚焦在中国教徒本身的本色化主观诉求。同时这种主观欲求的论述也多集中在几个著名领袖的言论思维上，对观念层面讨论的分析居多。尽管不能忽略精英对一般信徒的提携与导向，但本色化是一项全国事业及具体的实际操作，其付诸施行远较几个领袖的主观言论构建复杂得多，因而作者对教会本色化实践（中国教会内部在自立实践中的纷争与矛盾、自立的内部困境值得探究）和教徒草根思想的探讨过于薄弱。这可能与史料的缺乏有关。 此外，作者在前3章所用几乎全是二手资料，尽管作者对这些史料作出了一些新解，但同时也影响了作者论述的视野和说服力，过于依赖现有成果受其牵制，转引的史料因为只是抽出的片段，不仅不能窥其全貌，在解读时也是容易产生误差的。 历史的魅力之一在于它是现实参照的一面镜子，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还远未完结，对200年基督教本色化旅程的探讨，经验教训两相比照，对当前的基督教处境化追索具有参考意义。因此，放到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学术史进程中看，本书从资料建设和观点阐释，贡献是多方面的，有兴趣的读者肯定可以从中得到收获和启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