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现时代，是一个思想大转型的时代。面对中国之现状：物质生活快速发展，而精神生活却是 “废墟”
一片，人们正处在上不着天，却又不甘以此世为满足的状况下，人心陷于彷徨、焦虑与失望的境遇之中，正是最需要一种文化，一种思想，一种精神来使自己得以释放，不禁自问：我们能做些什么？
解人疑惑，给人希望本是基督宗教的使命与责任。可基督宗教来中国，若从唐朝景教开始算，也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可至今还被人冠以“洋教”之名，一直无法让国人普遍地接受。可见我们的“本位化”工作做的是如何的“差劲”。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本位化”的工作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我们工作中重要的一项。
“本地化”是一个全面的概念，而文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真理的寓所。”向人传扬福音，文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载体。因此，我想主要是从文化交流方面谈谈自己对“本位化”即“基督中国化，中国基督化”的一点认识。
在《教会传教工作法令》中，对地方教会的描写有三个主要的要素：一个是“教友团体”，另一个是“能承行教会使命”，第三个就是“与当地文化相当和谐，而享有相当稳固的基础”。
本来天主的启示是超越时空的，祂是古今中外所有民族的天主，无所谓的“本地化”。但由于天主的启示不同于空泛的抽象概念，而是生命的言语，应当是活生生地融入各个民族的生活中。世界上从古至今，每一民族都有自己所固有的信仰、生活风俗、文化背景，而今天主的启示却要“降生”到这种已有的信仰和文化中，当然在双方之间就会引起文化上的冲突。而“本地化”就是解决这冲突的最好方法，它即“提升”其固有文化，又使天主的启示在“本地”扎根。其实每一民族的文化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与外来文化不断冲突、融合的结果。中西文化皆不外如是。
一、基督中国化
由于中国文化与历史具有独特的东方特色：有自己所固有的生活风俗，文化背景，所以当天主的启示“降生”到中国这一特定的文化区域的时候，就必须在接受中国固有文化的前题下，再在这固有文化之中，融入基督信仰的因索，使基督中国化，使中国基督化。从而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基督文化”。
正如基督来，不是为了废除法律与先知，而是为了予以成全；同样，基督的启示不但不会废除一地区的固有文化，而且还会予以成全。基督教所要传播的主要是基督的福音，是要把基督的救赎事业具体地实现于某一特定的国家和民族中。而当地的文化是这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媒介。在西方，基督的福音完善了古希腊的哲学，使其能够“飞”起来，完成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无法完成的，而使基督的福音在西方落地生根，而有了西方的基督文化；同样，基督的福音也可以结合中国的文化，成全中国原有的优秀的文化，而形成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东方基督文化。当时若望宗徒采用“logos”一词来形容天主的第二位，圣格来孟、奥利振用希腊的哲学名词来论述天主，就是其为“本地化”工作所作的最好见证。
我们作为中国的基督徒，一方面要肯定中国的固有文化的高尚，在人文道德方面我们有许多成就是其它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它需要“提升”，需要成全。
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基础的不稳固，一直是其内在的一个“欠缺”。虽然在中国的初民的文化里已经有一“位格神”的观念，如“天道福善祸淫”的观念，但这“位格神”的观念并不是很明确，且到了后来就更是模糊不清了，由原来之“位格天（神）”落到了后来的“自然之天”。由于在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里没有明确的“位格神”的观念，也就没有“来世”的认识，而只把人生的目的与意义定位于“今生”与“此世”，却无法使人生现实中许多内在深层的需求得到满足，困惑得到解决[1]。后来佛教文化的传入之所以这么受人欢迎的，就是它能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新儒家学者们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方案[2]，但其实还是在原地转圈，因为正如西方无神论哲学家罗素所说的：“除非你假设有一位神的存在，否则你追问人生的目的是没有意义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不少的学者认为基督文化的进入，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侵略”而予以抵制。在历史上也曾发生过不少类似的事件，孰不知其对中国文化反而是一种拯救。在文化思想史的演变过程中，有一种本质的现象，那就是：自身文化在走向末路，人性开始迷失，自身文化已经不足以救亡图存时，总是向外去求援手；而很凑巧地，中、西文化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援助，都是“宗教信仰”：中国引进了佛教，西方引进了基督宗教。[3]
为更好地向中国人宣讲基督，为使中国人能更容易接受基督的救恩，基督必须中国化。正如保禄所说的“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人”，“基督”更应是如此，当初为了向西方人宣讲基督，同样也使东方人的耶稣基督西方化了。
基督的中国化就是要以中国人的文化向中国人介绍基督的福音，卸掉西方的外衣，摆脱西方的格调，以一种新的方式，给人介绍天主降生的奥迹。因为这福音是生活的，不是一种单一的学说，她是普世性的，能够适应各地的民情风俗，文化背景。所以基督的福音在向西方人宣讲的时候，要用西方的格调，在向东方人宣讲的时候就自然也要用东方人的格调。这是极其明显且自然的。同时，这对中国文化也不会有所谓的“侵略”了。
二、中国基督化
然而，“基督的中国化”的目的还是指向“中国的基督化”。
因为人不单单有“文化人”与“伦理人”的层面，他还有“宗教人”的层面；单凭文化是无法使人超越的，单凭伦理行为也无法使人得救；为这一切，唯有基督。这基督化并不是西方化，也并不抹杀中国的原有文化。而是在基督中国化的同时却并不否定基督的身份与地位，也不以中国本位文化取代基督教义中的启示和信德。基督中国化就是采用以中国文化为途径向中国民众宣讲基督的福音，向人介绍基督的启示，以及根据基督的教导或以信德之光，增强及提升中国的固有文化，使之就如在“为中国教会祈祷文”所念的那样：“对祖先的文化遗产，有真正的认识，能虔诚地继承，更以信德之光予以净化、增强和提升，以分享普世教会，全体人类……”。这净化和增强无疑也是一种提升，如净化中国天道观中的多神、泛神的思想，使之趋向于一神论的提升，使之完全符合基督的精神，这就是中国基督化。这是一个融合或整合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成长的过程。
同时，中国的基督化，却并不否定教会的原有传统，因为本地化所表达的还是大公教会对基督的表达，而且是多元中的一个具体的表达，并不失掉其教会性，反而更是教会信仰宝库中的一份子，是普世教会这个大“社会”中的一个“家”[4]。这教会依然还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教传下来的教会。
“基督中国化”是为了实现“中国基督化”。基督超越一切，拥有一切，祂不需要任何地方文化或神哲学知识，只是人为认识天主，为更好地理解天主的启示，才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基督中国化的目的是为了使基督的国度临现于华夏大地，为了使中国亿兆人民能更容易地分沾基督的救恩，为了使华夏儿女能更方便地认识天主，回归天父的怀抱。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教会才在西方形成所谓的西方基督文化。
因为唯有基督才是我们希望的保证，才是我们的救主，“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的”(宗4:12)；唯有祂是万物的主宰，祂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反而，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只有在祂内才能找到自我，才能给自己定位。也只有在祂内，一切才能真正得以圆满，使西方成为真正的西方，东方成为真正的东方。
三、结论
对于一个只从外表观察基督宗教的人，基督宗教简直是繁琐得无可救药。其实，如果把握她的根本，那么一定会看出基督宗教能对世界提呈一种极为简单、惊人而又大胆的答案。
若人能够用心去观察自己所存在的宇宙，那他一定会明白有一位“至上神”的存在，而基督教就是向人宣讲这位“神”的有关向人所作的启示：祂是上智的神，用爱指导世界，细心照顾；祂是启示的神，用智慧向人表达祂的旨意……。也许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人自身的有限，知识上的胆怯更或语言上的贫乏，基督及祂的国度往往被人用一些传统，完全限于道德的虔诚语句加以描述；天主和祂所统治的世界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庞大的、本质上是法律性的组织，像是一个家庭或一个政府。其实基督宗教从开头便吸吮的生命液的根源完全不像上面所说的。许多人被错误的宣教所误，竟以为把基督宗教当作人道主义乃是最恰当之举。如果我们无法看出基督宗教里头信仰与希望的真谛及其普世性，那么便也无法了解祂的“奥秘”了。
虽然柏拉图、斯宾诺莎及黑格尔都曾建构起十分伟大不亚于基督宗教的思想系统。但这些形上学的系统却没有一个能超越过理念的范围，它们都
曾对人类的心智有所启发，但却没有一个能赋予人以生命，孔孟老庄亦然，佛教虽有其高深的哲学理论，玄妙的修行之道，但它也无法给人生命。基督宗教的重要性及神秘性，她的生存价值及实体价值也就在于此，她能给人带来生命，永恒的生命，这是中国所需要的，也是全人类所需要的。[5]
因着基督的超越性，教会有永久存在的必然性；因着基督救恩的普世性，我们有传教的责任与使命。诸君如若留意当下中国之现状，不难发现当今之中国与历史上基督教之于罗马，佛教之于中国时的社会状况何其相似！
中国人追求“无限”，但却无法超越。如何使中国“文化人”、“伦理人”与基督的“宗教人”完整结合，使人得以上升，而达成圆满之境界，真正完成我们文化传统一直所追求的天人合一，正是历史赋予“当代”的责任。
如果真的是这样，试问今天的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做中国的“教父”吗？惟有以此共勉：奋起！奋起！
[1] 如《史记》司马迁作者在写《伯夷列传》时所遇到的对人生善恶报应的困惑。
[2] 唐君毅提出“九重境界”的看法，牟宗三提出“无限智心”（infinitive
mind/heart），都算为其形上之最高境界。
[3] 邬昆如教授：地方教会与文化，《辅仁大学神学论集》第28期231页。
[4] 吴智勋着，《神学本土化的原则》，《神思》第47期，主题：教会本地化2000年11月。
[5]参阅德日进神父，《人的现象》，新华出版社，2006年8月一版，211—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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