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线讯】据中国民族报的报道，15世纪末、16世纪初，东方和西方的文化都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远隔重洋，但是遥相呼应。1498年，意大利开设了列奥纳多·达·芬奇学院，米开朗基罗开始为罗马圣伯多禄大殿创作雕像《圣母怜子》，德国画家丢勒的18幅铜版画《默示录》出版。与此同时，中国的瓷器工艺也在进一步发展，江西景德镇的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彩瓷和紫砂器开始盛行。1545年，法国巴黎卢浮宫改建工程筹备动工，而中国北京则决定重建紫禁城的太庙。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到达澳门，而中国的青花瓷器，则从澳门运到了葡萄牙、荷兰。
这些事情，并非巧合，它们是东西方文化成熟的标志，同时也说明东西方两种文明间的交流和融合是必然的历史潮流。
在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西方的科学文化也在有意或无意间被引入，西方油画就是这样进入中国的。对西方油画在中国传播起到推动作用的传教士有罗明坚、乔瓦尼和利玛窦。罗明坚的贡献是将西方油画带入中国内地；乔瓦尼虽未入中国内地，但他在澳门进行了油画创作并培养了油画弟子，后来，他的弟子们深入中国内地发展艺术活动，对明代油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利玛窦的贡献则在于开辟了油画传入中国的有效途径，对推进油画在中国的扩大传播和转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利玛窦凭借自己精深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知识和成熟的儒学修养，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巧妙地将西方天主教油画及其铜版画复制品呈送给中国的达官贵人，由此产生了一连串西方油画转承影响的效应。
1600年，利玛窦初到北京，就向明神宗万历皇帝进献了贡品，其中有《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即圣母像)两幅。这3幅画像给中国画坛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明朝姜绍闻在《无声诗史》中说：“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蝺蝺欲动，其端严娟秀，中国画家，无由措手。”明朝顾起元曾亲眼看到过利玛窦本人及他带来的圣像，他在《客座赘语》中说：“利玛窦，西洋欧罗巴国人也，面晰白，虬须深目，而睛如黄猫。通中国语，来南京，居正阳门西营中，自言其国以崇奉天主教为道，天主者，制匠天地万物者也。所画《天主》，乃一小儿，一妇人抱之，曰天母。画以铜板为帧，而涂五彩于上。其猊如生，身与臂手，俨然隐起帧上，脸之凹凸处正视与生人不殊。人问画何以致此？答曰：‘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面驱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而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身。凡人之面，正面迎阳，皆明而白；若侧立，则明一边者白；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亡异也。’”姜绍闻在《无声诗史》中对西洋画家技艺的赞不绝口，表达了当时国人看到别开生面的西方绘画时兴奋激动的心情。而顾起元则在《客座赘语》中详细记录了利玛窦介绍西洋画的基本知识，分析了在不同光线照射下，产生明暗立体的现象，解释了中国画和西洋画两种不同的观察方法和造型技巧。利玛窦虽然不是一位专业画家，但是他给中国人上的第一堂西洋画法启蒙教育课，无疑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客座赘语》中利玛窦关于西洋画技法的解释，是中国有史以来关于西洋画的最早记录。利玛窦对中西绘画言简意赅的论述，时至今日还是中国人学习西画第一堂课的内容。
1605年，明朝制墨大师程大约持南京总督的介绍信从安徽到北京拜会利玛窦，征求天主教铜版画，利玛窦提供了4幅，程大约把它们刊印在《程氏墨苑》第6卷之中。可想而知，假如利玛窦没有进献西方宗教油画给中国皇帝，就不可能产生这种上行下效的刊行传播，而这无疑对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诚如陈援庵先生在1927年景印本墨苑卷末所附跋文中所评述的：“墨苑分天地人物儒释道合为一集，而以天主教殿其后也。时利玛窦至京师不过五六年，其得社会之信仰可想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