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香港合一运动的发展

前言

        2017年是马丁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后的第五百个周年。1960年代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前后（下简称“梵二”），天主教与新教不同宗派展开对话及合作；香港的天主教及新教部份宗派亦顺应这股潮流，彼此开始接触和合作，香港天主教与新教的合一运动(注1)由此正式开展。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于2015年下旬起展开对香港基督徒合一运动的研究，旨在分析过去香港天主教和新教的合作与关系，并探讨现时双方的信徒对对方的观感和理解，从而找出香港合一运动的特点及得失。香港合一运动研究计划小组（以下简称为“研究小组”）于2016年上半年通过问卷收集数据，以量性研究探讨上述问题。

初年香港天主教会对合一运动的参与及愿景

        因着“梵二”的进行，罗马宗座于1960年成立“宗座促进基督徒合一秘书处”，并于1964年颁布了《他的教会》通谕及《大公主义法令》，以教会最高权威正式承认合一运动，并积极推动与新教各宗派就教义对话。(注2)该文件指出：合一运动应致力消除相互之间的成见、加深双方的了解、推动宗派的自我检讨与更新改革；双方信徒亦应按良心的要求，彼此更广泛地合作以谋求公共的利益。……逐渐克服那妨害教会完美共融的阻碍之后，所有基督徒终能共同举行圣体，共同集合于至一而惟一的合一教会内──此合一乃基督在最初赐给教会的。（《大公主义法令》，4）

        天主教香港教区（下简称为“教区”）呼应宗座的举动，于1966年1月正式成立“基督徒合一委员会”，负责指导教区内的合一事务及统筹合一活动。（注3）当时，香港天主教徒一般对合一运动持有正面的看法，并逐渐以更开通和友善的态度来与新教徒相处，更有信徒指出双方相互的了解和尊重正在增长中。然而，有信徒表达了对合一运动的怀疑与忧虑；首先，他们指出过去某些新教徒批评天主教的经历，加上双方在教义方面──尤其是混合婚姻、节育──仍有不少的分歧，容易引起双方的争论与矛盾，促使大部份教徒并不主动参与合一运动。其次，信徒难以理解为何在只有五十二万多名基督徒的香港（当时香港人口为四百万），却有超过六十多个新教宗派。(注4)

        公教大学校友国际协会合一小组曾于1968年3月发表的文章，指出当时香港天主教徒对合一运动采取谨慎态度，信徒认为合一运动只能与新教内“具充分准备的信徒和神职人员”进行。小组直指这种态度无助信徒的参与合一运动，亦指出基督徒之间的漠视和缺乏关怀成为了香港合一运动的最大障碍，而双方宗派对于圣经及礼仪的译名不一致更加深了双方之间的隔膜。小组认为，香港合一运动应以增强双方接触，建立双方的关系为主要工作，并致力“排除不必要的排挤心理”，“增进基督徒间的关怀”；小组建议双方可在复活节等共有的节期举行合一事工、共同翻译礼仪经文和中文圣经，以及统一宗教名词和术语。(注5)另有天主教徒呼吁双方放下互相竞争的心态，容许双方在对方的刊物上发表专栏文章、在对方的场所中进行演讲，并在社会福利方面进行全面的合作。(注6)

1960年代以来香港合一运动的发展

        自1960年代中叶起，天主教与新教不同宗派在教义、礼仪、牧民及社会事务上展开合一工作，兹举隅如下──

        礼仪／教义

• 香港思高圣经学会与香港圣经公会同意在双方机构发售彼此所出版之圣经；并就统一中文圣经译名的工作展开研讨。（1968年）(注7)

• 教区与圣公会港澳教区（下简称“圣公会”）签署《天主教香港教区及圣公会港澳教区之圣洗协议联合声明》，承认并尊重双方所施行的圣洗圣事。（1974年）(注8)
• 教区与圣公会拟定《圣公会港澳教区与天主教香港教区关于双方信徒通婚的牧灵（牧养）合作协议》，放宽双方信徒通婚的规范。（1977年）(注9)
• 天主教与新教徒开始于“合一祈祷周”的联合圣餐崇拜中，共同使用由普世教会协会制定的＜合一圣餐礼文＞（又称利马礼仪）。（1983年）(注10)
• 教廷与世界信义宗联会于1999年签署《信义宗教会与天主教会有关因信成义／称义联合声明》，指出因信成义／称义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并终结昔日双方宗派在相关问题上的争论。世界循道卫理宗协会于2006年与教廷和世界信义宗联会共同签署三方承认的《世界循道卫理宗协会就有关成义／称义教义的联合声明的声明》。教区、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和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将上述两份声明共同翻译为中文；三方代表其后共同签署互认合一中文译本暨两教版本。（2014年）(注11)

        牧民

• 教区与香港基督教协进会（下简称“协进会”）于每年的1月18日至1月25日期间联合举办“合一祈祷周”；当中的活动包括合一崇拜、联合圣餐礼、早餐聚会、交换讲坛等。（1964年起）(注12)
• 天主教与新教的大专学生及校友组织于大会堂举办“合一音乐会”；音乐会邀请不同的教会团体演奏，并在会上为合一运动筹款。（1967年）(注13)
• 天主教及新教的大专学生及校友组织多次举办合一研讨会，希望以讨论的方式加深双方宗派青年对合一运动的了解。（1967年、1968年）(注14)
• 天主教及新教的圣经专家共同教授由香港中文大学开办的“教授圣经”文凭课程。（1969年）(注15)
• 教区与协进会共同举办以双方的牧职人员为对象的牧民工作研习班，以便他们掌握新的牧民方法，并互相分享牧民经验。（1969年）(注16)

        社会事务

• 香港基督教服务委员会联同其他天主教及新教的青年及福利机构组成“合一社会服务委员会”，为青年提供短期社会服务计划，并鼓励教会及团体分享资源。（1960年代至1970年代）(注17)
• 教区、圣公会、循道公会及协进会合办“公民节”，以提醒基督徒效法基督，并以善行和克己精神，服务香港市民。（1967年）(注18)
• 教区与圣公会共同营运“海员俱乐部”，为访港及本地海员提供宗教及康乐服务；稍后新教的丹麦海员教会及德国海员传道会加入营运工作。（1969年起）(注19)
• 教区与圣公会共同管理位于启德国际机场的“香港国际机场小堂”，为机场工作人员及旅客提供宗教服务。（1979年-1998年）(注20)
• 天主教与新教的牧职人员以教会组织或个人名义组织社区组织服务居民；包括“合一社会服务中心”（1973年-1997年）(注21)、“香港社区组织协会”（1972年起）(注22)。
• 因应社会上的需要，天主教与新教的牧职人员和信徒以教会组织或个人名义组成联席会议或关注团体，向政府或有关机构表达或争取诉求，包括：“争取兴建东区医院联委会”（1982年）(注23)、“争取停建大亚湾核电厂联席会议”（1986年）(注24)及“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1986年）(注25)、“香港人权联委会”（1988年起）(注26)、“七一连系”（1995年-1999年）(注27)、“香港市民捍卫人权联合阵线”（1997年-2002年）(注28)等。

        其他

• 双方宗派多次派员出席对方的重要聚会，如：圣公会、循道会会督列席教区徐诚斌主教1969年的就职典礼(注29)；教区主教胡振中枢机列席圣公会邝广杰大主教1998年的祝圣仪式(注30)；教区多次派出代表列席协进会举办的“教会使命谘询会议”（1970年起）(注31)；协进会总干事及其他宗派领袖应教区邀请列席教区会议。（2000年）(注32)

        综观上述，可见香港的合一运动已于多个层面上开展；并不局限于宗派领导层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双方宗派个别的牧职人员，甚而是平信徒之间亦有所交流；双方皆为寻求或实践彼此共同理念和价值而合作。

        然而，双方彼此间的某些隔阂似乎并未随着香港合一运动的发展而消逝。在2001年时，时任教区基督徒合一委员会主席的谭坤神父便曾指出：“（由梵二）到现在已有三十余年，（香港合一运动）或许起步略见成绩，但路途并不是平坦的，无论在个别牧职人员、堂区、信友间亦有不少障碍。”(注33)；“部分教牧人员对合一的方向也许不会反对，但要他们说服教会内部众多圣职和信徒，就颇为困难。曾经有天主教堂区的神父向他反映，担心堂区会因为跟新教接触而被‘抢羊’。”(注34)时任协进会总干事的苏成溢牧师亦有相近的观点，他指出：“我们仍不能说，合一运动在香港是成功的¨¨合一运动的路的确不容易走¨¨大部分的教会仍旧先求自己的成功，以自己存在优先；对于合一运动，尚停留在合作的阶段，有时甚至不愿意作长期合作夥伴，只考虑个别事工式的合作。”(注35)，协进会教会合一运动委员会前主席周天和牧师更指：“教会合一运动已经推行数十年，但成绩至今未如理想，这是大家所承认的。”(注36)以《大公主义法令》的视野出发，这些说法似乎指出了千禧年以前香港合一运动离合一运动的愿景与目标尚有一定距离。

“香港基督徒合一运动”研究计划问卷调查发现

        为了探讨现时双方信徒对于香港合一运动的认知，研究小组于2016年上半年时设计了一份有关香港合一运动的问卷；此问卷设有11条问题，分为两个部份（详见附件）。第一部份为填写者的个人资料，包括了填写者的年龄、性别、所属的宗派、入教年资、在教会的身份及活跃程度；第二部份为填写者对香港基督徒推行的合一运动的理解及看法，包括填写者对香港基督徒推行的合一运动的认识、认同度及建议。问卷于2016年5月经由《公教报》、《时代论坛》、《基督教周报》及《The Sunday Examiner》四份基督宗教报章及互联网发放。（编者按：原作者引用KWONG Denis Chi-wing & TONG Kar-wai,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in Hong Kong”, paper presented in “Christianity and Religions in China: Past-Present-Future” Tenth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of the Ecclesi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 (Unpublished Paper)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6)，以下简称“报告书”，本项内容出自报告书页5-6。）

        研究小组于派发的一个月内收回了5,121问卷，当中75.79%的填写者为天主教徒，而18.43%的填写者为新教徒(注37)；超过一半为女性，80%年龄超过35岁。（报告书页5-6）同时，超过一半的填写者的入教年资超过20年，4%的为所属教会的牧职人员，（牧职人员的定义包括牧师、执事、传道人、主教、神父、终身执事、修士及修女。）75%的填写者每月至少四次参加教会的活动。（报告书页7-8）

        有65.8%填写者赞同香港基督徒推行合一运动，（报告书页7）19.9%则不认识合一运动，10%表示没有意见。若进一步将填写者分为双方的牧职人员和平信徒四个类别来观察各自对于香港合一运动的认同，双方牧职人员的群组对合一运动的认同（天主教为93%、新教为75%）较双方的平信徒群组为高（天主教为71.4%、新教为48.4%）。（报告书页10,11）

        倘若再以所属宗派有否参与协进会的标准来区分新教的填写者，90.7%参与协进会的宗派的牧职人员填写者赞同合一运动，68.8%没有参与协进会的宗派的牧职人员填写者赞同合一运动；60.2%参与协进会的宗派的平信徒填写者赞同合一运动，43.1%没有参与协进会的宗派的平信徒填写者赞同合一运动。（报告书页11）由此可见，属于参与协进会的宗派的填写者与属于没有参与协进会的宗派的填写者对于合一的认同和认识存有明显差异。

        为大部份赞同推行香港合一运动的填写者而言，“无分彼此，共同见证”（2,856人次）、“合一比分裂更好”（2,110人次），以及“在教会工作上互补”（2,036人次）是他们支持推动合一运动的主要原因；然而，仅不足六百名填写者认为信徒对在香港推动基督徒合一的运动充满期望，反映有相当部份的填写者并不认为双方信徒对在香港推动合一运动感到乐观。（报告书页7）

        对于不赞同推行香港合一运动的填写者来说，“不同教会对圣经的理解、教义及宗教礼仪差异太大”（162人次），以及“不同教会的信仰核心和事工不同，各自工作较为优胜”（120人次）为他们不支持合一运动的主要原因。超过1900名填写者认识基督徒合一祈祷会及崇拜、协进会和教区基督徒合一委员会等合一组织的成立，以及双方教会领袖互访或参与对方重要聚会这数项曾于过往或现在进行有关合一运动的活动或措施。同时亦有1200百至1500名填写者认识合一讲座、互认礼仪、为社会公义联署发声、学术交流及发表联合声明等活动。（报告书页8）

        对于未来的期望，填写者们认为合一运动未来应致力于加强教会或基督徒之间合作，以支援弱势社群，积极为社会公义发声（2,415人次），亦应举办更多合一祈祷聚会、崇拜、讲座、灵修及研讨会，并鼓励信徒积极参与（2,267人次），有一定数量的填写者认为未来合一运动应推动教会之间互认更多宗教礼仪（1,997人次），草拟中文圣经（1,591人次）及日常祷文的合一版本（1,474人次）。（报告书页9）

        从填写者们对于香港合一运动的认识和期望来看，较多人支持双方在福传／牧民事务，以及社会事务上展开合一；亦有不少填写者认为双方可以在礼仪上展开合一；较少填写者提及于教制、教理及神学方面展开合一。

问卷调查的揭示与局限

        综合上述的数据，可以得知超过一半的填写者赞同香港基督徒推行合一运动，而牧职人员群组对合一运动的认同较平信徒群组为高。较多填写者认为双方可在福传、牧民以及社会事务上开展合一；然而，有一定的数量的填写者，无论他们的入教年资多寡，并不关心甚而不认识合一运动。

        应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叙述式统计，本次问卷调查及其结果具有以下的局限性。首先，本次调查只收集了五千多名双方教徒的数据，对比于全香港约八十六万名基督徒来说，(注38)上述的结论未必可以确切地反映双方教徒对于香港合一运动的主流意见。其次，天主教徒的填写者的数目为新教徒填写者的数目四倍之多，故研究小组未能客观地比较双方对合一的认识及认同度，仅能个别地陈述双方宗派填写者各自对合一运动的意见。

        值得留意的是，有部份教徒以拒绝接收有关合一运动的资料为由，拒绝填写此问卷；同时，有部份研究小组或信徒以Whatsapp等非官方途径，将网上问卷连结传送给其他人，从而改善问卷派发初期反应冷淡的情况。（报告书页11）这除了说明问卷调查结果有机会低估了双方信徒对于合一运动的反对、不关心或不认识的情况。

        单从数据方面来看，我们没法肯定地指出双方教徒对于香港合一运动的主流意见；然而，我们亦可从是次问卷调查的结果中找出今昔基督徒对合一运动观感和意见的共同之处，包括 1) 寻求共同翻译礼仪经文和中文圣经、统一宗教名词和术语；2) 需要“增进基督徒间的关怀”，定期举行合一事工；3) 指出双方在教义方面仍存有分歧的空间；4) 有相当部份教徒并不主动参与合一运动；5) 信徒认为可以并在社会事务方面进行合作。

结语

        “梵二”以后，香港天主教会向香港新教不同的宗派释出善意；双方自此在各个层面开展合一运动，且具有一定的成果并为双方信徒所认识──这可从问卷结果所为反映。然而，有一些合一运动的领袖指出，合一运动成绩至今未如理想，并存在着不少困难和危机，如双方只愿在个别事情合作，甚而担心会因会接触对方而引发“转会”。从问卷结果来看，可以得知有一定数量的资深信徒并不关心，甚而不认识合一运动；同时，昔日信徒对于合一运动或其他宗派的忧虑，今天仍然存在──上述的种种彷佛说明双方过往半世纪的努力，并未使合一植根于双方信徒的心中；这亦距离《大公主义法令》中所提出对合一的愿景和目标还是很远。

        诚然，要修补一道具五百年历史的裂痕并不容易；对于深受昔日对抗意识而影响的各个宗派来说，要突破自身的历史观及信仰观更非易事──这亦因而衍生现今不同宗派对“合一”及“合一运动”有截然不同的定义和取态。不少牧者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来寄寓香港合一运动；然而，为不少宗派的领袖或信徒而言，踏出一步并非易事。在合一运动的路上，有人会昂首阔步、亦有人会步步为营、更有人会担心成了邯郸学步而故步自封；无论是选择何者，其关键皆是取决于己者的心态。

        笔者认为，香港合一运动的未来方向除了继续延续已有的成果外，更应着重于人心的改变，即将开放、尊重和接纳等合一的态度和精神扎根于每一名信徒的心中，更新自我，终使合一成为每一名信徒的事，而非个别人士的事情；这样，无论外在条件如何改变，合一运动亦可得以持续发展。 o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