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威登堡（Wittenberg）教会大门上张贴了日后著名的《九十五条》，要求教会正视本身信仰生活的问题，结果是被天主教会处以绝罚，而马丁路德本人亦宣布脱离天主教会而自立，影响所及，发展出基督新教各宗派。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在其后数百年一直处于互相竞争甚或相互敌视的状态。直到二十世纪初普世合一运动的出现和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召开，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的各个宗派，才开始拆墙修桥，探讨教会的合一之道。今年作为宗教改革五百周年，在香港的基督宗教团体积极交流当中的意义。本刊尝试摘取其中一些专家的意见以飨读者。首先介绍蒲锦昌牧师题为“从冲突到共融”的专文（见《公教报》2017年4月23日专页12,13），文中他提出在未来天主教与新教可以更进一步合作的五大范畴。
1. 教义方面：每个教会传统和宗派均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甚至对教义的诠释，教义上的分歧也构成了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天主教会和信义宗就在聆听、对话和相互理解的情况下，先后发表了《因信称义／成义教义的联合声明》（1999）及《从冲突到共融，信义宗——天主教2017年共同纪念教会改革》（2013），显示出大家找到了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共同的信仰。
2. 灵修方面：教会经历了差不多二千年的历史，有非常丰富的灵修传统与遗产，值得各教会继承和共享。可惜基督新教在教会改革时把其中不少也改革掉了。……近年不少基督新教的牧者及信徒，重新发现天主教所承继的丰富灵性遗产，因而向其学习和在教会内推广。……至于马丁路德开始而在基督新教各宗派普遍都有的圣经学习气氛和热诚，因而出现大量圣经导论、注释及查经书籍等，大概也影响到天主教会近年重视释经书的出版及推动信徒阅读圣经。可以说，影响是双方面的。
3. 礼仪方面：基督新教宗派甚多，各自成一体系，结果自然发展出不同的礼仪。基督徒采用的礼仪均可能不同，也构成了宗派之间的隔膜。……过去，中国教会不同宗派合力完成的《普天崇拜》和《普天颂赞》正是这方面努力的成果。天主教、正教会和基督新教，也大可以在崇拜礼仪、诗歌等方面多交流，以至形成互相学习，共同承继的遗产。
4. 见证方面：天主教会和基督新教中均有社会见证的元素。天主教的正义和平委员会、劳工事务委员会就与协进会的社会公义与民生关注委员会有非常友好和长期合作的关系。……普世教会协会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公义、具参与性及可持续”的社会远象，与天主教会的社会训导和教宗方济各的劝谕如《愿你受颂赞》亦有不少不谋而合之处，在生态关怀、和平工作、反战、反核武等议题上，其实有不少可合作的空间。
5. 牧民方面：如果大家视对方为同一个“独一、神圣、大公、使徒所传”的教会的肢体，不同宗派的教牧同工均持开放与正面的态度与其他宗派牧者来往和合作，一些会友的需要可能因此得以满足，一些资源可能因而更有效的共享，一些神恩可能藉此得到更大的发挥。……不同宗派一起联合举办的课程，可能更容易安排合适的讲员。
另一方面，天主教与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于4月25日合办《从冲突到共融》讲座。圣神修院神哲学院历史学教授郭伟基神父在讲座上谈马丁路德所身处时代前后三百年间天主教经历的变革；他提出教会任何时代都需要革新，虽然在过程中会遇到张力或失败，但经历转折后仍可得到成果。革新上有不少挫折，例如1409年的比萨大公会议未能解决问题，待十年后康士坦斯大公会议始能解决；教会多次想革除滥权情况以及改革司铎培育，但均遇上阻力，其中改革司铎培育则要待特伦多大公会议才有显著进展。
因此，郭神父指特伦多会议并非针对马丁路德的改革而起，乃出于教会本身的需要；而在马丁路德之前，已有其他教会领袖主张改革，包括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1324-1384）及捷克的约翰胡斯（Jan Hus 1369-1415）；他们均断言教会已变得富裕而腐败而失去了初期教会的神贫精神。再者，路德原意并非分裂教会，而路德等革新者亦有承接教父传统。从“亚维农时代到特利腾大公会议”，天主教会得到很好的反省，以改革自身的种种不足。特利腾大公会议之前，改革早就由教会基层（身体）开始；随后教会上层（头颅）亦出现了改革的创举，例如尼古拉顾沙（Cardinal Nicholas of Cusa 1401-1464）出任秘深（Brixen）教区主教时，即推行由教区中枢（教会头部）所作的全面革新。教宗作为一个忠信的基督徒个体，必须履行个人的改革。
郭神父引Consilium 的作者之一刚泰廉枢机（Gasparo Contarini）在1517年之前在谈论主教的职责时，已力主进行个人改革，作为更大范围改革的起点。郭神父引梵二《教会宪章》第8节所说，“教会在自己的怀抱中，却有罪人，教会是圣的，同时却常需要洁炼，不断地实行补赎，追求革新。”
亦引杜乐思所说:“教会存在一个未完美但可能完美的状态。”(Avery Dulles, The Church always in need of reform, p.39”)
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叶菁华博士在同一讲座中谈到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他提出教会改革却不只是神学问题，也包括教会体制、政教关系、欧洲各地的民族意识。教会改革为欧洲以至整个世界带来巨大改变，包括：宗派战争三十年；其后订立了Peace of Westphalia，奠定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政治格局。路德改革，降低教会作为中介的地位；强调信徒可以自行解释圣经，加速了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冒现，打破圣俗二分的世界观；神职人员与从事俗世工作者，皆为事奉上主。
谈到华人教会内的合一，叶菁华指神学及圣经用语译名不一定造成障碍。他指本地神学学者早前合作拟订《尼西亚信经》中译本；教会团体未来可从共同版本的诗歌着手，透过普及的渠道交流。他在“反思”的部份提出有关“圣餐”方面，他列举三个不同传统的圣餐观：
路德：基督肉身临在
加尔文：基督属灵临在
慈运理(Ulrich Zwingli)：基督象征性临在（记念）
叶菁华强调天主教与信义宗对圣餐的看法，比起基督新教不同宗派对圣餐的看法更加相近，强调基督临在的圣餐中十分的重要；如此才可以体现耶稣基督是“生命之粮”。不同的圣餐观并非不可并存，有些教会的“圣餐礼文”的写法，容许各有不同的解读。
叶菁华在总结时谈到，基督宗教在今日要处理的一项重大问题是：如何让教会改革避免流于教派主义？
至于教会合一运动的当前任务，有以下三方面：
（一） 语言的不同（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如何解决？
（二） 如何促进互相学习？
（三） 如何达致在世界中的共同见证？
问答环节上，曾参与《从冲突到共融》中译工作的信义会李广生牧师说，该译本采用“上主”，而非“天主”或“上帝”， 以达致共同语言。郭伟基神父在回答问题时也指出，“因信成义”这概念并非由马丁路德首创，其实早在公元529年奥伦治大公会议的结论中，经已采用这概念。
香港天主教会与信义宗定于2017年7月在圣母无原罪主教座堂举行有关《从冲突到共融》的中译本签署仪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