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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神修院神学本地化研习会

时间:2010-02-11  来源:神学年刊第二十一期 2000年39-52页  作者:徐锦尧 点击:448

摘要
本文为回应张春申神父《神学本地化的回顾与前瞻》而写,作者从中华文化及其生活体验中作出具体的回应。

**********

刚才邝修女很想带领大家进入一个境界,一个另类的境界。现在我想借一个小故事来描写一下这个境界。

有位老师问一班小学生;“小朋友,雪溶了变成什呀!”“变水!”大家都说。但有个小女孩天真地说:“老师!不是变水,是变春天!”这是一个充满灵气的回答。我在想,本地化应该也是属于这种境界,我们得自传承的信仰是“雪溶了变水”,本地化的结果是“雪溶了变春天”。

张春申神父可说是我在教会本地化方面的启蒙老师,我很喜欢看他所写的书,并肯定他对本地化的看法。但自从修院毕业之后,我思考了很多,也走了很长的路,可能现在已和老师有少许不同的主张,但因为张神父刚才也鼓励神学家之间的对话,虽然我不敢说自己是神学家,不过也许亦可以作个短短的对话吧?

我赞成张神父的观点:本地化是一个“新创造”。但这“新创造”是双向的,可以充实文化,亦可以充实普世教会。新儒家最反感的一点就是,我们总是说,儒家好是好,但不完满,欠缺终极关怀,而需要基督的宗教去提升等等。

我们的教会当然有启示??圆满的启示,但我们对启示能了解多少呢?能实践出来又有多少呢?所以教会也是要被提升的。我又赞成他说中国文化是“智慧型的文化”。中国文化实在很有智慧,这方面我会后来再进一步说明。然后神父又说教会过去在本地化上的成就,无论在质和量方面都十分有限,我听了有些黯然神伤,我在这里希望的是,在这研讨会结束之后,我们都要大力的推动教会本地化。我相信在这里的都是有心人,我们不要再容许我们的教会只是长期的“说”本地化,而“不”落实本地化,我们要说出我们的心声,道出我们的要求。

年前,我曾跟几间大学的天主教同学会举行了一台“中国化的弥撒”,又唱中国歌,又有三牲祭礼。但礼仪完结前,我略带“预言”的口吻说:“这次完了以后,就是完了,不会再发生什么。”果然不幸而言中。如果我们问:为什么不会再发生什么?因为没人会再作什么本地化的要求,我们觉得现在一切都好,毋须再发生什么。

刚才邝修女也说中国文化重“情”,今天我们对教会中国化这事也应该动情,“感觉到”教会需要本地化,不要老是只停留在理性的、干枯的探讨上。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要提的是“现代化”这词。我赞成现代化,不过我很害怕这“现代化”就如刚才有人所提的,等于科学化、电脑化、追求时尚、ICQ、满口俚语、甚至入乡随俗等等。因为现代化绝不等于“庸俗化”!近代一位学者徐复观曾说过“文化是一种道德力量”;专栏作家陶杰也说:“我们要多接触中国文化,尤其是那些深层的高尚文化,这样,我们的生活才有品味。”把现代化当作庸俗化的人,他们认为中国古书,如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等,只不过是故纸堆的文化。这完全是一种无知,或至少是误会。中国文化如果能经历几千年的考验,它在人生智慧的追寻上,一定会有其独特的贡献,本地化要追寻的,就是这些能经历时间考验的“智慧”。

第三点,我们也要检讨一下,为什么我们未能本地化?我很喜爱中国文化,也曾尝试用中国文化去写书。但我也听过不少人(包括老师在内)对我说:“神父,你写的书很好,不过我不懂,里面有太多中国的东西了,所以也很难用来教学生!”当他说不懂时,表现得很开心、很自豪:不懂中国文化,多好呀!其实,既然认为我写的东西“好”,为什么不努力学习,由“不懂”到“懂”,然后再去教懂学生呢!

我的一位朋友的儿子四岁,前些日子一口气给我念了四首中国的唐诗;另一位老师的女儿也是一样,她也是只得四、五岁,却对我说:“徐神父,我不要给你念‘床前明月光’那么浅的诗,我要念首深一点的诗给你听。”然后,她以一位快乐的表演者的姿态,给我展示了她小小脑袋中的丰盛文化修养。我在三四岁时,由于接触了中国文化,于是在我的小小心灵中,便感觉到人生是有韵律的、铿锵的、有节奏的,生活里有英雄豪杰、有江山美人。生命的确很美,中国文化真好!文化能够陶冶性情、提升生命,所以中国人才说:“一日不读书,言语无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

第四点我想提的是,许多中国人,包括基督徒在内,都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信心,使中国文化在中国教会内,长期都是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我们都说中国文化好、中国文化妙,但有什么“市场”呢?教会在她的日常生活中,真的重视中国文化吗?以中国文化去渗透教会道理的书籍,真的有“市场”吗?

第五点,神学本地化其实还有教会内部因素的障碍,那就是教会内对“正统”、“大一统”和“神职中心”的执着。这三点本来都是好东西,也是天主教的特点,但一不小心,它们都会产生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正统”很可能会与“多元”对立;“大一统”会与“本地”产生矛盾。在这“双统齐下”的局面中,要“创新”就十分、十分的困难了。“神职中心”更是和“发挥教友活力”的理想几乎水火不容。今天研讨会中的十人,便有七位是神职人员和修女,教友只得三位,而那三位教友,也许老早已经“半神职化”了!没有真正教友的参与,神学便很难与生活挂勾,也很难像佛教那样,在来到中国后便变成成禅宗,创造了中国佛教自己的语言,然后又再被定为正统的佛教。在今天的教会里,如果有人胆敢以佛教创造禅宗的精神去弄个真正的“中国神学”出来,不被视为“异端”才怪哩!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具体地分享我自己走“本地化”的经验。话说我于一九七八年作本堂神父时,我们堂区有三间空房间,我将每间房改造成一个可住五人的房间,三间房便可让十五位教友住宿。我们主办了好几届“三周宿营”,在这三个星期内,这十五人每天照常上班或上学,下午六时回来一同吃饭,七时上课,八时反省或小组活动,第二天又照常上班或上学。

有了几次这种类型的培训经验以后,我特别选出十五位年青朋友和知识份子,希望大家一起生活、一起研究、一起反省一下,我们信的究竟是什么?什么信仰的内容真的对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和有影响?什么能提升我们生命等等。三周以后,我们认为还不够,要再来一个三周。然后我们就把那些我们一起研究的资料整理出来,再加上一些教会最基本和最必要的“教理”,就变成了五十二篇的教理课课文。我们拿着这些课文去教慕道班,过了一年再修改,再去教……。这就是我那本《正视人生的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的篮本了。这真可算是一本十分“本地化”的教理书。但这本书差点不能出版,因为跟传统的不尽相同。幸好,看重这种“创作”的人还是不少,所以这书除了有香港版外,还有台湾版和大陆版,至今已印行了二十六万册。回想起这书的曲折命运,可见本地化绝不是一项容易的工程,因为你所谈的,并不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东西。

本地化的路还有两个取向,一个是比较抽离的,即所谓Detached的取向;另一个是比较投身的,即所谓Committed的取向。我们有时会强调客观、本意、学术性、传统等等,重点是以思想、理论、概念为主,这是比较西化的一种取向,这取向比较“抽离”,是香港人所谓的“不够埋身”。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强调“对我”(Tome)的意义,即我要问: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对我有何意义?这是一种边找寻、边接纳,边学、边做、边成长的取向,它以圣经为重心,却以“我”为主体。这种方法比较接近中国化。张载认为“力行方有真知”,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中国的艺术广泛的主张“意在言外”。这一切都没有把“理论”放在绝对的地位上,反而要求“知”和“行”相照应,理论和实践相关连,信仰和生活相结合。

我觉得马克斯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philosophersinterprettheworlddifferently,butthepointishowtochangeit”。我们可以把世界讲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怎样才能改变它呢?我们“讲”本地化,但怎才能“做”出本地化呢?我真希望,我们开完了这个会以后,真的能去做、去付诸实践。

那么,我们的路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两大前题我们先要注意。

第一、我们一定要对中国,和对中国的一切有一份“温情和敬意”。九七回归后,我每年七月都为学生办“回归营”,因为我感觉到香港人直到今天,仍是人心未回归、情绪未回归、思想未回归。究其原因,是因为今天我们做中国人做得并不“痛快”。我们赖以炫耀的“文化”,似乎都是一些我们以为过了时的“古文化”,而我们今天在享用的“文化”,如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差不多没有一样是中国化,连穿鞋、穿西装,都是外国的。记得我们六零年代在罗马传信大学读书时,凡是有综合晚会,我们中国、香港、台湾的同学都拿不出什么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来表演,最后终于只能找几位修士扮女孩跳宫灯舞。要找一样属于中国典型的东西,真难!

“对中国有一分温情和敬意”的意思,不是要保留从前那种“天朝上国”的思维,不是自以为是、自我中心,更不是自大自满、不思进取和目中无人,“对中国有一分温情和敬意”的意思,是肯定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以作中国人而感恩和自豪,摆脱自己那种莫明其妙的文化自卑感,认真地面对自己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发扬民族文化的长处,矫正自己的不善,以能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我们中国的文化主要也应由我们自己去发扬,这是我们应有的最基本心态。

第二、我认为所谓信仰与文化的“交流”,主要是指一个中国人要同时爱上中国文化,亦同时爱上圣经,让两者在自己的真实生命中,自然地用互相启发的方式,去彼此丰富。我所讲的“启发”方式,不是向对方教训或训话,也不是互相的“对照”,例如“天”是否等于“上帝”,“道”是否等于“圣言”等等。这种方式很需要极专业的训练,那不是你或我或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下面举一些例子,也许能说明什么叫“启发”。

我很喜欢一首小诗:“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牢关锁;一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我会因这首小诗的启发,而更肯定我是天主伟大的创造,是上主所爱的子女,我确是上主心中的一颗宝贵的“明珠”!可惜的是,这明珠已蒙尘,它需要清洁、更新,好能成为地上的盐、世界的光,在黑暗的世界中照耀。这首诗不是可以“启发”我们去在四旬期中,如何去思考我们的“更新”和“逾越”么?

又如果要对那位无限的“天主”多一点认识,或作多一番的思考,下面那首诗也可以进一步“启发”我们:“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我有一次在台南讲学,于春节期间突然听到一声春雷,便想起这首诗。是春雷唤醒了世界,使万物欣欣向荣,那是天主的造化,但这位天主却是一位“无言而有情”的神,是孔子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造物主。祂管理世界,化育万物,但却“无声无臭”,这就是我们的天主,或至少是我们在传统中所认识的天主之外的另一面。这也是启发。

下面还有我最喜欢的一个思想。保禄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罗8:35)我便想起孔子有句话;“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的意思是,如果老天爷要“丧斯文”,即要让中国的文化毁灭,“后死者”即指还未死的人,也即是指孔子自己,这个“后死者”就不会“与于斯文”,就不会接触到这个“文”、这个文化了。反过来说,既然我(孔子)已接触到这个文化,那就证明老天爷不想这个文化平白的丧失。既然是“天之未丧斯文”,是老天爷自己不愿这文化消灭,那么“匡人”即使要难为孔子,又怎么能成功呢?那些有心迫害孔子的人,又怎可奈何孔子呢?孔子这话,不是也可以“启发”我们去明白保禄宗徒的心境吗?

我在大陆,常与修女、神父们分享这个孔子的抱负。我们能否对自己的圣召满怀信心而这样说:“天之将丧重庆教区也,后死者不得进此教区也;天之未丧重庆教区也,主教/长上/属下/同辈/教友/政府/仇教者其如予何!”就连一个不好的主教、一个不好的属下、一个不好的任何东西,都奈何不了我的圣召!保禄宗徒和孔子不是志向相同、抱负相当的两位异地英雄吗?这也是我所讲的信仰与文互相“启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很欣赏刚才张神父所说的,其实在我们的固有文化里,也有“启示”。基督降生前,人又怎能认识天主和生命中的一切真善美圣?感谢天主,他给我们中华民族赏赐了如孔子这样的圣贤,他们都能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去接触到生命和在那真实生命中的救恩,然后再传给后人。所以有一位无名氏才这样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即是说,如果没有孔子(仲尼),我们便不会了解世界、了解生命,我们便好像是活在万古的漫漫长夜之中。于是,孔子就成了天主送给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恩典,是天主给我们的救恩。

我深信中国文化对明白天主教信仰的重要性,所以我于一九八六年公教教研中心成立开始,在我们每周的主日弥撒中,我便引入了中国的文化,去帮助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到现在已结集成书,成了甲、乙、丙三年的《主日八分半》。在这三本书中,我在每一主日的道理中,都尝试找到一首中国诗歌或故事,去和福音的精神相呼应,尝试把教友们带进一种境界,即福音和文化同时要带我们进入的那种人生的境界,那里有的是真、善、美、圣,和天主无限的大爱、慈悲、安排和创造。

其实,上面的看法是源于我所喜欢的一个思想:“立体的人生观”。“立体人生观”就是说:圣经‘启示’真理;文化、其他宗教和一切的人文科学‘发现’真理;我们还要‘活出’真理。

当我表达这意见时,在赤柱玛利诺会院演讲的一位世界知名神学家JacquesDupuis,S.J.便对我说:“徐神父,你为何不说文化也‘启示’真理?”我回答他说:“神父,我不敢这样说;说了,后果不堪设想!”因为还有许多人认为信仰比文化高一线!其实,当我说“立体的人生观”时,在我心中是没有大小先后的,我们最重要的是热爱和怀抱这一切,让它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发酵、互动,互相引证,亦互相提升,还要互相挑战,互相修正。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按着所认识的真理去实践和生活,然后再把我们经验的结果,用我们自己的话去表达出来。这时,我们才有了真正的、扎根于生活的本地化神学。

我有一次去中国东北的辽宁省抚顺市讲学,那里是雷峰的故乡,中国大陆的政府常宣传要“学雷峰”,因为他有很大的为人牺牲的精神。我参观完那个雷峰博物馆后,馆长就拿出一本纪念册,请我题字。我想了一想,就提下了:“我喜欢立体的人生观,所以无论是基督的博爱,佛佗的慈悲,孔子的仁爱,或者是雷峰的牺牲,都值得长照宇宙,永留人间。”然后签上我的名字。那位无神论的馆长很喜欢这几句话,他说:“神父,我很喜欢这个思想,如果人人都相信这种立体的人生观,世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纷争。”我说:“对,我很相信这些思想。作为一位神父,我肯定我自己,但我又可以向你学习;学了你以后,我会更加充实我自己、成为我自己。”

有次我和某地的一位宗教局局长吃饭,吃饭时我对他说:“我们天主教最近发展了一种很有趣的思想,我们已不怕向基督教徒学习圣经,向佛教徒学习灵修,向无神主义者学习如何建设这世界。”不过我补上了几句说:“我向基督教学习,不是想做牧师;向佛教学习,不是想做和尚;跟你们学习,不是要放弃信仰!我作为一个神父,如果能够在重视礼仪的同时,再兼备基督教的圣经修养;在天主教的灵修根基上,再加上佛教的灵修;在致力建设天国的同时,再培养我们对世界的热爱。我便是一位更好的、更全面的、更‘立体的’神父。我向你们学习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成为我自己!”

在这世界上,无论从历史整个的纵面来说,或从全世界地域的横面来说,都有很多事物值得我们欣赏和学习。教会要学习如何‘降生’在历史和空间之中,并要用武侠小说中的‘吸星大法’,去吸尽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中所有的真善美和一切的能量,去成就我们的今日和未来。这为我而言,就叫做本地化。

下面我想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我自己在本地化上的一点小努力。

神学对我来说,就是信仰生活的反思和整理。我们热爱信仰,我们喜乐地渡着热诚的信仰生活,然后我们对这生活不断的加以反思、批判和继承,再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文字和文化去承载和表达。这种努力不能只是理论,而需要有一个“支持系统”去让它实现出来。对我来说,这支持系统要展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我们的主日礼仪。我的主日讲道集《主日八分半》,就是在这个理想的催迫下,经过了十多年的生活、尝试和努力的结果。

第二,我也希望这些结合了我们的现实生活的信仰,能渗透我们教会的工作,尤其是我们的教育系统,因为这是我们香港天主教在人力和物上最大的投资。我和天主教教育事务处合作出版的天主教公民教育系列《香港情、中国心》,也是在这理想下促成的。我不是想介绍这套书,而是想介绍写成这套书的方法。

这套书的所有三十三个主题,起先都是只有题目,没有预设的内容。跟着我便找几位老师,一齐研究:“我们的学生现在需要些什么?他们在想着什么?怎样才能有效地帮助他们?”我们全组人都齐齐的“讲”,根据我们的知识和经验,天南地北的讲,感叹时事,畅论古今,无所不谈。然后整理出全章的脉络,定出全书的结构,再分工合作一齐去找资料,找些社会科学上的、生活的、圣经的、中国文化的资料。然后分头去写出一段一段,最后由我执笔总其成。全书所有的三十三个单元都是这样写成的。这套书每单元都必有三部份:人文科学和现实的生活情况、中国文化、宗教信仰(特别是圣经)。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信仰本地化和教会本化的努力,我已经这样努力了十多年。

最后,我相信真正的本地化,其实就是对普世教会的最大贡献。

我们常说中国有四、五千年的文化和文明,最近我到沈阳,更参观了那里最近出土的“新乐文化”,那已是七千年前的事,即中国其实已可以说有七千年的文化和文明。但这个文明古国,对普世教会似乎一点贡献和影响都没有,那是十分可惜的事。刚才张神父所说,我们有本地神学家,却没有本地神学。其实我们只能说有本地神学工作者,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关心本地神学的人,张神父就是其中的表表者。但张神父所说“没有本地神学”,听起来却是令人黯然神伤的。我们已有一群人,大家都很着紧于本地神学的发展,为什么却只限于“说说”呢?为什么不能一起努力,去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神学呢?老子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一定要由今日开始,努力去走这一条本地神学、本地教会之路,无论是礼仪或圣艺,都要本地化。这是我们坚决不疑的大方向。

我在大陆问过许多神父:“如果你要建新圣堂,你会建一座什么样的圣堂?哥德式的(西式的)或者是中国式的?”我得到的回答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哥德式”!老教友不能接受中国式的教堂,这是事实,但这只能说明我们的“西化教育”(不敢说成是“殖民教育”或“奴化教育”)是十分的成功而已!另一原因,也是因为在事实上,西方的圣教艺术确是远胜于中国圣艺。理由很简单,别人发展了千多年的圣艺,必然比较完美,我们刚刚起步的创造当然会显得比较粗糙。许多教友都不喜欢中国式的圣母或中国式的圣堂,仅有的一些中国式圣艺,也不过是用来点缀一下而已,成不了中国教会的主流。

我深信,中国教会的其中一个优次,就是要发展本地神学,建立一个能够打动中国人心的“中国教会”。我们今天刻意发展的事物,无论是礼仪或圣教艺术,一百年、三百年之后,一定可以和西方的名家如米开兰基罗、达文西等争一日之长。本来,以前来华的著名传教士,就有很重视中国化的,一位意大利来华的画家朗世宁修士,他的画就是中、西结合的,画得很美,可惜到现在似乎是失了传,因为许多人不喜欢、不重视,所以这种中、西结的东西也成不了主流。

我希望今天与会的人,大家都能坐言起行,对这个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不希望在这个研讨会完结以后,就什么都“完了”。普世的教会应是一个多姿多采的教会,里面应有中华民族和这个民族文化的贡献和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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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共有 3 条评论,点击查看更多)
本站网友 水木燊
2011-09-09 11:30:17 发表 [3 楼]
徐神父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所说的一切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支撑中国教会的基础已经变得习俗化了,在中国人潜层的意识中生存意识价值远远大于存在意义价值,因此守业的生存意识被延续下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创新的动力被阉割了,中国教会根本依然失去了发展的源动力,不过徐神父倒是个例外,因为你有信仰,习俗中的教会持守与传递的只是个信仰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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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网友 匿名
2011-08-10 10:20:11 发表 [2 楼]
The problem with Fr. Tsui's position is his ambiguous discourse of a proper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grace, failing to highlight the uniqueness and gratuity of God' Revelation in Jesus Christ, as taught in “Dominus Iesu” no. 21-22 (2000). The teachings of Confucius or Buddha were preparation for Christ and his Gospel. They are not meant to run parallel with or make supplement to the event of Christ, the only Son of God, the only mediator between God and humankind (cf. Acts 4:12; 1 Tim 2:5). Here G. K. Chesterton’s adage still applies: “But what we suffer from to-day is humility in the wrong place. “
 
回复  支持[ 6 反对[ 8 ]
本站网友 匿名
2010-10-24 16:11:50 发表 [1 楼]
一篇很表面的文章!
 
回复  支持[ 10 反对[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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