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为回应张春申神父《神学本地化的回顾与前瞻》而写，作者从中华文化及其生活体验中作出具体的回应。
＊＊＊＊＊＊＊＊＊＊
刚才邝修女很想带领大家进入一个境界，一个另类的境界。现在我想借一个小故事来描写一下这个境界。
有位老师问一班小学生；“小朋友，雪溶了变成什呀！”“变水！”大家都说。但有个小女孩天真地说：“老师！不是变水，是变春天！”这是一个充满灵气的回答。我在想，本地化应该也是属于这种境界，我们得自传承的信仰是“雪溶了变水”，本地化的结果是“雪溶了变春天”。
张春申神父可说是我在教会本地化方面的启蒙老师，我很喜欢看他所写的书，并肯定他对本地化的看法。但自从修院毕业之后，我思考了很多，也走了很长的路，可能现在已和老师有少许不同的主张，但因为张神父刚才也鼓励神学家之间的对话，虽然我不敢说自己是神学家，不过也许亦可以作个短短的对话吧？
我赞成张神父的观点：本地化是一个“新创造”。但这“新创造”是双向的，可以充实文化，亦可以充实普世教会。新儒家最反感的一点就是，我们总是说，儒家好是好，但不完满，欠缺终极关怀，而需要基督的宗教去提升等等。
我们的教会当然有启示??圆满的启示，但我们对启示能了解多少呢？能实践出来又有多少呢？所以教会也是要被提升的。我又赞成他说中国文化是“智慧型的文化”。中国文化实在很有智慧，这方面我会后来再进一步说明。然后神父又说教会过去在本地化上的成就，无论在质和量方面都十分有限，我听了有些黯然神伤，我在这里希望的是，在这研讨会结束之后，我们都要大力的推动教会本地化。我相信在这里的都是有心人，我们不要再容许我们的教会只是长期的“说”本地化，而“不”落实本地化，我们要说出我们的心声，道出我们的要求。
年前，我曾跟几间大学的天主教同学会举行了一台“中国化的弥撒”，又唱中国歌，又有三牲祭礼。但礼仪完结前，我略带“预言”的口吻说：“这次完了以后，就是完了，不会再发生什么。”果然不幸而言中。如果我们问：为什么不会再发生什么？因为没人会再作什么本地化的要求，我们觉得现在一切都好，毋须再发生什么。
刚才邝修女也说中国文化重“情”，今天我们对教会中国化这事也应该动情，“感觉到”教会需要本地化，不要老是只停留在理性的、干枯的探讨上。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要提的是“现代化”这词。我赞成现代化，不过我很害怕这“现代化”就如刚才有人所提的，等于科学化、电脑化、追求时尚、ICQ、满口俚语、甚至入乡随俗等等。因为现代化绝不等于“庸俗化”！近代一位学者徐复观曾说过“文化是一种道德力量”；专栏作家陶杰也说：“我们要多接触中国文化，尤其是那些深层的高尚文化，这样，我们的生活才有品味。”把现代化当作庸俗化的人，他们认为中国古书，如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等，只不过是故纸堆的文化。这完全是一种无知，或至少是误会。中国文化如果能经历几千年的考验，它在人生智慧的追寻上，一定会有其独特的贡献，本地化要追寻的，就是这些能经历时间考验的“智慧”。
第三点，我们也要检讨一下，为什么我们未能本地化？我很喜爱中国文化，也曾尝试用中国文化去写书。但我也听过不少人（包括老师在内）对我说：“神父，你写的书很好，不过我不懂，里面有太多中国的东西了，所以也很难用来教学生！”当他说不懂时，表现得很开心、很自豪：不懂中国文化，多好呀！其实，既然认为我写的东西“好”，为什么不努力学习，由“不懂”到“懂”，然后再去教懂学生呢！
我的一位朋友的儿子四岁，前些日子一口气给我念了四首中国的唐诗；另一位老师的女儿也是一样，她也是只得四、五岁，却对我说：“徐神父，我不要给你念‘床前明月光’那么浅的诗，我要念首深一点的诗给你听。”然后，她以一位快乐的表演者的姿态，给我展示了她小小脑袋中的丰盛文化修养。我在三四岁时，由于接触了中国文化，于是在我的小小心灵中，便感觉到人生是有韵律的、铿锵的、有节奏的，生活里有英雄豪杰、有江山美人。生命的确很美，中国文化真好！文化能够陶冶性情、提升生命，所以中国人才说：“一日不读书，言语无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
第四点我想提的是，许多中国人，包括基督徒在内，都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信心，使中国文化在中国教会内，长期都是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我们都说中国文化好、中国文化妙，但有什么“市场”呢？教会在她的日常生活中，真的重视中国文化吗？以中国文化去渗透教会道理的书籍，真的有“市场”吗？
第五点，神学本地化其实还有教会内部因素的障碍，那就是教会内对“正统”、“大一统”和“神职中心”的执着。这三点本来都是好东西，也是天主教的特点，但一不小心，它们都会产生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正统”很可能会与“多元”对立；“大一统”会与“本地”产生矛盾。在这“双统齐下”的局面中，要“创新”就十分、十分的困难了。“神职中心”更是和“发挥教友活力”的理想几乎水火不容。今天研讨会中的十人，便有七位是神职人员和修女，教友只得三位，而那三位教友，也许老早已经“半神职化”了！没有真正教友的参与，神学便很难与生活挂勾，也很难像佛教那样，在来到中国后便变成成禅宗，创造了中国佛教自己的语言，然后又再被定为正统的佛教。在今天的教会里，如果有人胆敢以佛教创造禅宗的精神去弄个真正的“中国神学”出来，不被视为“异端”才怪哩！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具体地分享我自己走“本地化”的经验。话说我于一九七八年作本堂神父时，我们堂区有三间空房间，我将每间房改造成一个可住五人的房间，三间房便可让十五位教友住宿。我们主办了好几届“三周宿营”，在这三个星期内，这十五人每天照常上班或上学，下午六时回来一同吃饭，七时上课，八时反省或小组活动，第二天又照常上班或上学。
有了几次这种类型的培训经验以后，我特别选出十五位年青朋友和知识份子，希望大家一起生活、一起研究、一起反省一下，我们信的究竟是什么？什么信仰的内容真的对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和有影响？什么能提升我们生命等等。三周以后，我们认为还不够，要再来一个三周。然后我们就把那些我们一起研究的资料整理出来，再加上一些教会最基本和最必要的“教理”，就变成了五十二篇的教理课课文。我们拿着这些课文去教慕道班，过了一年再修改，再去教……。这就是我那本《正视人生的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的篮本了。这真可算是一本十分“本地化”的教理书。但这本书差点不能出版，因为跟传统的不尽相同。幸好，看重这种“创作”的人还是不少，所以这书除了有香港版外，还有台湾版和大陆版，至今已印行了二十六万册。回想起这书的曲折命运，可见本地化绝不是一项容易的工程，因为你所谈的，并不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东西。
本地化的路还有两个取向，一个是比较抽离的，即所谓Detached的取向；另一个是比较投身的，即所谓Committed的取向。我们有时会强调客观、本意、学术性、传统等等，重点是以思想、理论、概念为主，这是比较西化的一种取向，这取向比较“抽离”，是香港人所谓的“不够埋身”。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强调“对我”（Tome）的意义，即我要问：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对我有何意义？这是一种边找寻、边接纳，边学、边做、边成长的取向，它以圣经为重心，却以“我”为主体。这种方法比较接近中国化。张载认为“力行方有真知”，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中国的艺术广泛的主张“意在言外”。这一切都没有把“理论”放在绝对的地位上，反而要求“知”和“行”相照应，理论和实践相关连，信仰和生活相结合。
我觉得马克斯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philosophersinterprettheworlddifferently,butthepointishowtochangeit”。我们可以把世界讲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怎样才能改变它呢？我们“讲”本地化，但怎才能“做”出本地化呢？我真希望，我们开完了这个会以后，真的能去做、去付诸实践。
那么，我们的路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两大前题我们先要注意。
第一、我们一定要对中国，和对中国的一切有一份“温情和敬意”。九七回归后，我每年七月都为学生办“回归营”，因为我感觉到香港人直到今天，仍是人心未回归、情绪未回归、思想未回归。究其原因，是因为今天我们做中国人做得并不“痛快”。我们赖以炫耀的“文化”，似乎都是一些我们以为过了时的“古文化”，而我们今天在享用的“文化”，如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差不多没有一样是中国化，连穿鞋、穿西装，都是外国的。记得我们六零年代在罗马传信大学读书时，凡是有综合晚会，我们中国、香港、台湾的同学都拿不出什么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来表演，最后终于只能找几位修士扮女孩跳宫灯舞。要找一样属于中国典型的东西，真难！
“对中国有一分温情和敬意”的意思，不是要保留从前那种“天朝上国”的思维，不是自以为是、自我中心，更不是自大自满、不思进取和目中无人，“对中国有一分温情和敬意”的意思，是肯定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以作中国人而感恩和自豪，摆脱自己那种莫明其妙的文化自卑感，认真地面对自己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发扬民族文化的长处，矫正自己的不善，以能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我们中国的文化主要也应由我们自己去发扬，这是我们应有的最基本心态。
第二、我认为所谓信仰与文化的“交流”，主要是指一个中国人要同时爱上中国文化，亦同时爱上圣经，让两者在自己的真实生命中，自然地用互相启发的方式，去彼此丰富。我所讲的“启发”方式，不是向对方教训或训话，也不是互相的“对照”，例如“天”是否等于“上帝”，“道”是否等于“圣言”等等。这种方式很需要极专业的训练，那不是你或我或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下面举一些例子，也许能说明什么叫“启发”。
我很喜欢一首小诗：“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牢关锁；一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我会因这首小诗的启发，而更肯定我是天主伟大的创造，是上主所爱的子女，我确是上主心中的一颗宝贵的“明珠”！可惜的是，这明珠已蒙尘，它需要清洁、更新，好能成为地上的盐、世界的光，在黑暗的世界中照耀。这首诗不是可以“启发”我们去在四旬期中，如何去思考我们的“更新”和“逾越”么？
又如果要对那位无限的“天主”多一点认识，或作多一番的思考，下面那首诗也可以进一步“启发”我们：“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我有一次在台南讲学，于春节期间突然听到一声春雷，便想起这首诗。是春雷唤醒了世界，使万物欣欣向荣，那是天主的造化，但这位天主却是一位“无言而有情”的神，是孔子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造物主。祂管理世界，化育万物，但却“无声无臭”，这就是我们的天主，或至少是我们在传统中所认识的天主之外的另一面。这也是启发。
下面还有我最喜欢的一个思想。保禄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罗8:35）我便想起孔子有句话；“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的意思是，如果老天爷要“丧斯文”，即要让中国的文化毁灭，“后死者”即指还未死的人，也即是指孔子自己，这个“后死者”就不会“与于斯文”，就不会接触到这个“文”、这个文化了。反过来说，既然我（孔子）已接触到这个文化，那就证明老天爷不想这个文化平白的丧失。既然是“天之未丧斯文”，是老天爷自己不愿这文化消灭，那么“匡人”即使要难为孔子，又怎么能成功呢？那些有心迫害孔子的人，又怎可奈何孔子呢？孔子这话，不是也可以“启发”我们去明白保禄宗徒的心境吗？
我在大陆，常与修女、神父们分享这个孔子的抱负。我们能否对自己的圣召满怀信心而这样说：“天之将丧重庆教区也，后死者不得进此教区也；天之未丧重庆教区也，主教/长上/属下/同辈/教友/政府/仇教者其如予何！”就连一个不好的主教、一个不好的属下、一个不好的任何东西，都奈何不了我的圣召！保禄宗徒和孔子不是志向相同、抱负相当的两位异地英雄吗？这也是我所讲的信仰与文互相“启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很欣赏刚才张神父所说的，其实在我们的固有文化里，也有“启示”。基督降生前，人又怎能认识天主和生命中的一切真善美圣？感谢天主，他给我们中华民族赏赐了如孔子这样的圣贤，他们都能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去接触到生命和在那真实生命中的救恩，然后再传给后人。所以有一位无名氏才这样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即是说，如果没有孔子（仲尼），我们便不会了解世界、了解生命，我们便好像是活在万古的漫漫长夜之中。于是，孔子就成了天主送给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恩典，是天主给我们的救恩。
我深信中国文化对明白天主教信仰的重要性，所以我于一九八六年公教教研中心成立开始，在我们每周的主日弥撒中，我便引入了中国的文化，去帮助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到现在已结集成书，成了甲、乙、丙三年的《主日八分半》。在这三本书中，我在每一主日的道理中，都尝试找到一首中国诗歌或故事，去和福音的精神相呼应，尝试把教友们带进一种境界，即福音和文化同时要带我们进入的那种人生的境界，那里有的是真、善、美、圣，和天主无限的大爱、慈悲、安排和创造。
其实，上面的看法是源于我所喜欢的一个思想：“立体的人生观”。“立体人生观”就是说：圣经‘启示’真理；文化、其他宗教和一切的人文科学‘发现’真理；我们还要‘活出’真理。
当我表达这意见时，在赤柱玛利诺会院演讲的一位世界知名神学家JacquesDupuis,S.J.便对我说：“徐神父，你为何不说文化也‘启示’真理？”我回答他说：“神父，我不敢这样说；说了，后果不堪设想！”因为还有许多人认为信仰比文化高一线！其实，当我说“立体的人生观”时，在我心中是没有大小先后的，我们最重要的是热爱和怀抱这一切，让它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发酵、互动，互相引证，亦互相提升，还要互相挑战，互相修正。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按着所认识的真理去实践和生活，然后再把我们经验的结果，用我们自己的话去表达出来。这时，我们才有了真正的、扎根于生活的本地化神学。
我有一次去中国东北的辽宁省抚顺市讲学，那里是雷峰的故乡，中国大陆的政府常宣传要“学雷峰”，因为他有很大的为人牺牲的精神。我参观完那个雷峰博物馆后，馆长就拿出一本纪念册，请我题字。我想了一想，就提下了：“我喜欢立体的人生观，所以无论是基督的博爱，佛佗的慈悲，孔子的仁爱，或者是雷峰的牺牲，都值得长照宇宙，永留人间。”然后签上我的名字。那位无神论的馆长很喜欢这几句话，他说：“神父，我很喜欢这个思想，如果人人都相信这种立体的人生观，世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纷争。”我说：“对，我很相信这些思想。作为一位神父，我肯定我自己，但我又可以向你学习；学了你以后，我会更加充实我自己、成为我自己。”
有次我和某地的一位宗教局局长吃饭，吃饭时我对他说：“我们天主教最近发展了一种很有趣的思想，我们已不怕向基督教徒学习圣经，向佛教徒学习灵修，向无神主义者学习如何建设这世界。”不过我补上了几句说：“我向基督教学习，不是想做牧师；向佛教学习，不是想做和尚；跟你们学习，不是要放弃信仰！我作为一个神父，如果能够在重视礼仪的同时，再兼备基督教的圣经修养；在天主教的灵修根基上，再加上佛教的灵修；在致力建设天国的同时，再培养我们对世界的热爱。我便是一位更好的、更全面的、更‘立体的’神父。我向你们学习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成为我自己！”
在这世界上，无论从历史整个的纵面来说，或从全世界地域的横面来说，都有很多事物值得我们欣赏和学习。教会要学习如何‘降生’在历史和空间之中，并要用武侠小说中的‘吸星大法’，去吸尽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中所有的真善美和一切的能量，去成就我们的今日和未来。这为我而言，就叫做本地化。
下面我想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我自己在本地化上的一点小努力。
神学对我来说，就是信仰生活的反思和整理。我们热爱信仰，我们喜乐地渡着热诚的信仰生活，然后我们对这生活不断的加以反思、批判和继承，再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文字和文化去承载和表达。这种努力不能只是理论，而需要有一个“支持系统”去让它实现出来。对我来说，这支持系统要展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我们的主日礼仪。我的主日讲道集《主日八分半》，就是在这个理想的催迫下，经过了十多年的生活、尝试和努力的结果。
第二，我也希望这些结合了我们的现实生活的信仰，能渗透我们教会的工作，尤其是我们的教育系统，因为这是我们香港天主教在人力和物上最大的投资。我和天主教教育事务处合作出版的天主教公民教育系列《香港情、中国心》，也是在这理想下促成的。我不是想介绍这套书，而是想介绍写成这套书的方法。
这套书的所有三十三个主题，起先都是只有题目，没有预设的内容。跟着我便找几位老师，一齐研究：“我们的学生现在需要些什么？他们在想着什么？怎样才能有效地帮助他们？”我们全组人都齐齐的“讲”，根据我们的知识和经验，天南地北的讲，感叹时事，畅论古今，无所不谈。然后整理出全章的脉络，定出全书的结构，再分工合作一齐去找资料，找些社会科学上的、生活的、圣经的、中国文化的资料。然后分头去写出一段一段，最后由我执笔总其成。全书所有的三十三个单元都是这样写成的。这套书每单元都必有三部份：人文科学和现实的生活情况、中国文化、宗教信仰（特别是圣经）。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信仰本地化和教会本化的努力，我已经这样努力了十多年。
最后，我相信真正的本地化，其实就是对普世教会的最大贡献。
我们常说中国有四、五千年的文化和文明，最近我到沈阳，更参观了那里最近出土的“新乐文化”，那已是七千年前的事，即中国其实已可以说有七千年的文化和文明。但这个文明古国，对普世教会似乎一点贡献和影响都没有，那是十分可惜的事。刚才张神父所说，我们有本地神学家，却没有本地神学。其实我们只能说有本地神学工作者，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关心本地神学的人，张神父就是其中的表表者。但张神父所说“没有本地神学”，听起来却是令人黯然神伤的。我们已有一群人，大家都很着紧于本地神学的发展，为什么却只限于“说说”呢？为什么不能一起努力，去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神学呢？老子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一定要由今日开始，努力去走这一条本地神学、本地教会之路，无论是礼仪或圣艺，都要本地化。这是我们坚决不疑的大方向。
我在大陆问过许多神父：“如果你要建新圣堂，你会建一座什么样的圣堂？哥德式的（西式的）或者是中国式的？”我得到的回答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哥德式”！老教友不能接受中国式的教堂，这是事实，但这只能说明我们的“西化教育”（不敢说成是“殖民教育”或“奴化教育”）是十分的成功而已！另一原因，也是因为在事实上，西方的圣教艺术确是远胜于中国圣艺。理由很简单，别人发展了千多年的圣艺，必然比较完美，我们刚刚起步的创造当然会显得比较粗糙。许多教友都不喜欢中国式的圣母或中国式的圣堂，仅有的一些中国式圣艺，也不过是用来点缀一下而已，成不了中国教会的主流。
我深信，中国教会的其中一个优次，就是要发展本地神学，建立一个能够打动中国人心的“中国教会”。我们今天刻意发展的事物，无论是礼仪或圣教艺术，一百年、三百年之后，一定可以和西方的名家如米开兰基罗、达文西等争一日之长。本来，以前来华的著名传教士，就有很重视中国化的，一位意大利来华的画家朗世宁修士，他的画就是中、西结合的，画得很美，可惜到现在似乎是失了传，因为许多人不喜欢、不重视，所以这种中、西结的东西也成不了主流。
我希望今天与会的人，大家都能坐言起行，对这个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不希望在这个研讨会完结以后，就什么都“完了”。普世的教会应是一个多姿多采的教会，里面应有中华民族和这个民族文化的贡献和烙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