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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为回应张春申神父《神学本地化的回顾与前瞻》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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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蔡惠民神父的邀请，容我有机会参与今次难能可贵的研讨会，并且与我二十多年来一直敬慕不已的张春申神父一同为大家探讨教会本地化的出路，实在是我的荣幸。我们应特别感谢上主，赐下了张春申神父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作很深入的探索。
张神父在其主稿“神学（灵修）本地化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特别强调了“灵修”二字，明显表示出今次研讨会的重点。我以下的讨论，则尝试离开灵修以外，甚至首先走出教会这一实体，而从社会演变本身，反过来思考教会所可能受到的挑战。在这里容我首先致歉，以下的分析与神学没有直接关系，与灵修更没有直接关系。是属于另类的思考。
在处理“现代处境下中华教会如何本地化”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中华教会所处身的二十一世纪的特色。有许多今天我们认为极之重要的问题，地上地下的纷争，政府认可与不认可的问题，中华教会的地缘范围、民族范围的问题（平地人与山地人以至外来人与本地人）之间的纷争，在二十一世纪可能变得不太重要。有许多问题需要重新理解及诠释，然后有回答的可能。当前两大问题必须解决：
（一） 在世界一体化之下，“中国的”身份是否依然存在？
（二） 在资讯革命的巨轮之下，教会如何面对冲击？
1.在世界一体化之下，“中国的”身份是否依然存在？
第一个问题牵涉到一连串复杂的历史问题，何谓“中国化”？哪一个中国较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生根之前倾向于传统中国文化的中国，抑或是以推翻传统中国价值为己任的共产主义中国？另一方面，在全球一体代的潮流下，如何“重拾”（如何有必要的话）“中国”的身份。（我这个问题全不牵涉到政治得失批判，这是日后有机会与大家再分享的问题。现在要解决的，是“中国化”的定义问题。）
在这里请容我稍稍离题，借助一个与教会没有关系的问题去和大家一同思考：当下的中国都市社会的市民，穿怎样的衣服才可以代表她的（或他的）中国人身份。我带出这个问题，是希望和大家一同思考一个理念上的吊诡。在一九七八年中共推行改革开放之前，上述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处理。一个中国大陆上城市的中国人，应该是身穿灰蓝色的解放装。这种衣服反映着他的身份：“一个经历革命洗礼的中国人。”
服饰时常是身份及文化的反映。改革开放之前的服饰，无论大家是否欣赏，都代表着当时的价值观。（共产主义革命至上的时期，中共与越共与朝鲜共产党在衣饰上基本没有分别。）问题是，在今时今日，假如人们穿着灰蓝色的解放装，十九会被视为赶不上潮流，更甚者会被视为思想极左的表现。（李鹏和杨尚昆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宣布北京戒严的一刻，即放弃西装而改穿解放装，当中带给传媒及公众的讯息至为明显。）
然而，今时今日的中国人应穿什么衣服呢？身穿西装可否作为一个“现代都市的中国人”应有的服饰呢？不穿西装，就与现代化接不上；穿了西装，又如何算得上中国化呢？我们不要辩说衣服的国际化这是举世皆然的问题。在印尼，新当选的总统瓦希德能够穿着传统印尼服饰（甚至传统到不用穿鞋）去出席公众活动。当一九七九年伊朗的什叶派教长科米尼带头推翻亲西方的巴列维国王时，衣服再一次显明是文化的重要表征。
2. 双重舍弃
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一项由彻底革命所完成的舍弃，这场彻底革命所要进行的舍弃，在毛泽东手下开始，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这次对传统文化的舍弃，为的要是向新的革命文化让路。但这舍弃之后，却又经历一次自一九七八年以来对这“彻底革命”的彻底舍弃。在这双重舍弃之后，中国文化变得方向尽失。在这里，容我又离题一点，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努力尝试建构一套新的文化。尽管这项尝试最终归于失败，尽管这项尝试为中国人带来不少创痛，但为这项尝试所作的努力是值得正视的。然而，共产党人自己也出卖了他们前辈所作的努力，将先前的尝试弃之如敝屣。（我暂且引用一位时事评论家的说法，毛泽东一再骂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共产党叛徒，骂得实在有远见。）
一九七八年中国经历三十年与外界隔绝然后重新开放，深感自己与外界的现代化世界严重脱节，于是拚命地赶上外界的世界。中国拚命要“现代化”，但“现代化”过程中却出现“本位文化”消失的危机。（举另一个例子，全方位的生活保障正是“革命文化”的重要内容，但改革开放的结果却彻底取消了这种方面的保障。）究竟在双重舍弃之余，中国人的文化特色如何定位，是整个中国社会全体成员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中国人未找到其文化特色之前，中国教会的本位化如何落实，实在是笔者所无法想像的事。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就是一个拚命地模仿西方世界的人。当我们追问中国教会如何本色化时，首先就会遇到中国的“本色”是什么的问题？中国是否在现代化，“现代化”与“中国本位化”是否矛盾？“中国教会应如何表现自己”与“中国应如何表现自己”是息息相关的问题。
3. 在资讯革命的巨轮之下，教会如何面对冲击？
与中国现代化所造成的危机产生的同时，教会面对另一个更严峻的挑战，网络世界的挑战。在Cyber World 的年代，传统社会面临解体，教会既以传统社会作为载体，教会是否同样面临解体的危机？
面对全球的网络化，世界会变因着与电脑科技的应用关系而分成社会的三个层次：
社会分层
与资讯科技的关系
社会比例
宰制者 1. 政府，掌握资讯立法权力及裁判权力者；
2. 资讯科技的硬件及软件设计者及拥有者
人数少，参与者竞争甚大。
使用者
有能力适应科技发展（或宰制）的人
人数甚多，理论上可以包括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
被遗弃
没有能力适应科技主流者，成了社会上边缘化的一群。
绝对人数可能钜大，但相对比例会不断下降，而剩余群体的处境会因之而愈来愈恶劣。
杜佛勒（Alvin Tofler） 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其实早已说出了部份事实，但许多当时未有意想到的问题在今天纷纷浮现。这样的三层社会模式并非一个金字塔，因为底层人数并不多，而且底层者不断受到压力驱使其中有些人努力攀上第二层。然而，他们的努力离场，却倒过来使到底层余下的人境况更不幸。
在这个三层的模式之下，“钱”、“权”分配绝不平均。大部份金钱掌握在最上一层，大部份由选票兑现出来的权力归于第二层，当中能够“鼓动”选票流向者，又上升为第一层的利益份子；第三层完全是“无权”、“无势”的边缘团体。
4.教会如何抗衡权力架构对“人”的宰制
这个未来社会的三层结构，各自带给“教会”不同的挑战。第一层的社会的形成，促成社会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其中对教会的挑战是：教会能否独善其身，而不成为第一层既得利益者的伙伴。（或“帮凶”？）
第一层社会既以少数控制第二层的多数（并同时排挤第三层的余数），则警察力量成了可预期的事实。文化工作者马国明提及网络文化在初兴时实在有其乌托邦式的理想，希望实现资讯的公开，知识的免费传递及意见的自由表达，然而，网络世界一旦形成，则参与的人迅速聚集，引起资本家的垂涎，结果才弄成一场商战。
笔者完全同意这项分析，而且要更进一步说明，既然牵涉到庞大的市场，则动辄改变整个经济及社会的生态环境，于是政府的介入成了必然的事。北京当局近日在互联网使用上加设的种种关卡，正好反映出政治对网络世界的干预。（至于该等干预有否成效则属另一回事。）
另一方面，科技发展表面上提供了大量选择，但同时却不断扼杀新科技以外的其他选择，于是乎，科技带来的生活改变美其名为带给人更大的自由，实质上是以工具规限人性自由。结果是人性受到更严厉的压制。
5.教会面对“社会”的解体
第二层所提出的挑战来自社会组成本身。二十世纪社会赖以维持的主要组成部份－－中产阶级，在二十一世纪将隐身为没有个人身份的网上人。Cyber World 介入社会，彻底地“打乱”了现实世界的地理及时空距离。（感谢李满开教授在一月二十八日的“多玛斯哲学思想与现代思潮关系”的哲学分享会所带来的启发。）这种地理及时空的大混转，驱使传统社会逐步解体。目前，教会既以传统社会作为载体，教会是否同样面临解体的危机？
也许，“解体”这个字眼是太过耸人听闻，不过，随着社会网络化，教会的信众团体会否也一同网络化。传统社会将会简约为没有明显社群的个体集合体。个体集合体与社会团体不同，他们隐身于社会，令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面数码化。容若愚博士所提的网上灵修，无疑是十分美丽的图像。但这处于虚拟与真实之间的数码世界，正是笔者感受到教会最大的威胁。（Mark Slouka 的新着War of the Worlds-Cyberspace and the High-Tech Assault on Reality对此有精辟的分析及震撼人心的描绘。）
目前天主教会所深重倚赖的群体，是一个传统的、“邻社化”的群体（或称为“邻舍化”的群体，这是一个农村味道更浓的字眼。）读者大概没有忘记胡振中枢机在“迈向光辉的十年”牧函中所寄予厚望的教会团体模式。寄望这邻社化关系能长久维持，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事（等如小孩拒绝长大一般。）当“本地”这个概念遇到冲击时，“本地化”这个概念有什么意义，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邻社化”的解体对教会群体而言并非没有正面的意义。相反，这也许反是教会在社会中成为标记的最好机会。数码化革命与十八世纪以来的产业革命一样，促使人与其本质疏离，教会是否能“治疗”社会人群因“疏离”所造成的创伤，也是我们值得探索的问题。
6.教会如何寻找被遗弃者
第三个层次，传统社会中的弱势社群，在Cyberised Society当中变得更加边缘化，他们是备受排挤的一群。他们无力改变世界，也无力接受世界，他们被世界“遗弃”，甚至被世界所忘记。他们当中即使有少数人成功地上升为第二层的成员，但却令到剩下来的其他人处境更悲惨，相对于第二层的人，他们的力量是“小”而又“少”。多一个人离场，就多一分的忽略。（共产主义老祖宗马克思预言受苦阶级会不段扩大，以致聚积成爆炸性的力量，反过来将压迫阶段完全摧毁。但这项预言却在Cyber World 出现之后完全落空了。）
数码化世界的扩张，不单令到他们的处境日愈孤立及无数，另一方面亦令到他们的生活趋困难。数码化世界之所以能够高速扩张，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它能大幅地降低参与者及使用者的运作成本，通讯的成本是其第一个明显的例子，网上交易的成本是另一个重要的例子。然而，网上运作的成本在下降之余，将逐步迫使网外（传统的运作形式）的成本不断上涨，上涨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市场的萎缩导致每一个体的运作成本增加，同时亦出于网外运作体系的瓦解。
7.网上文化取代原有的互动模式
网外成本的上升及运作的退化，不单有经济上的影响，亦有政治上的损害。在网络以外的社会（假设“社会”依然存在的话）公民，连政治权利也会受到剥削。以普选为例，在网上投票尚未通行的今天，票站的设立大致以小型社区的范围为依归，即使年老力弱，大部份也有能力投自己所运用的一票，因此成为政治上不可忽略的一群。然而，一旦网络投票风行，则网上投票机制的成本将大大低于在社区上设立票站，则主持选举的政府，必然受到财务上的压力，倾向于将票站集中。假设香港二百五十万合资格选民中，有百分之九十表示将使用网上投票，只余二十五万人使用票站，则相对于每一票站选票的运作成本差不多会上升十倍。票站单位投票成本持续上升，势必迫使政府收缩票站数目，结果，本来就近的票站纷纷取消，投票成了一次“长途”旅程。网上的人投票成本大降之余，网外的人投票成本却火速上涨。
网上文化并非提供另一人类互动的模式，而是取代原有的互动模式。以上述的网上投票为例，由于网外选票所占比重愈来愈低，则拉票（“洗楼”及“扫街”，以至派车接送投票，）的个体成本相对不断上涨，政党及参政人士在衡量资源分配的时候，必然倾向“本少利大”的网上宣传而被迫减少甚至取消网外宣传。于是，网外的选民同时受到政府及政党的双重离弃。网外一族的政治力量既失，在社会上的声音亦随之而消失。
假如读者认为网上投票是太遥远的事，笔者在此愿意提供一个十分近期的真人真事。一九九九年九月，笔者为了评论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辖下“私隐问题小组委员会”所撰有关官定报业评议会建议，专程前往政务署索取一份谘询文件。过往政府的谘询文件由于印数庞大，动辄在五万份以上，所以篇幅控制一向偏严，即使是影响深远的九十年代政改白皮书，也仅仅是数十页纸而已。然而，今次的“私隐小组”谘询文件，由于按照网上的版式编印，而又因为网页成本甚低，以至于编成的谘询文件长达一百八十七页。
不过，这样一来，白纸黑字印出来的谘询文件印刷本显得沉甸甸不便存放，政府印务局亦无法为单一项谘询文件耗费大量资源，结果政府当局被迫仅能提供少数印刷本在少数地方供市民取阅，派完即止。过后，市民若不打算在网上“下载”（这个古怪的译名真要命！）则只能在政务署等机构内影印，费用是每页港币六元。读者可以想像影印整份谘询文件成了差不多没可能的事。故事的结果是：未能上网者，则连了解及评论政府政策的基本公民权利也遭到剥夺。人在网外，就是在“互动社会”之外，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也没有人会聆听你的声音。
笔者一连用了多个“被迫”，用意是指出这与个别人士的善意并不相关，而是网络文化一旦形成，社会内的人士无可奈何的唯一出路。
教会在这里所遇到的挑战是：教会如何与他们同在。教会在这里遇到两难的问题，教会不随众而数码化，则会遭“社会”排挤；教会随众而数码化，则会排挤了“社会”上弱势的弟兄姊妹。当然，这矛盾当中同样存在着机遇，成了与弱势者同行的标记。
8.痛苦与喜乐的问题
最后，为我个人来说，一切所有本地化经验，都必须植根于本地群众的感受及感觉。（又打岔路一次，Cyberised Society正令到我们的个人感觉及集体感觉变得混乱而含糊。）一个本地化的教会，就是一个分享本地人喜悦与痛苦的教会。要分享（及分担）本地人的喜悦与痛苦，就必须参与本地人的集体记忆，认真地感受本地人在心底里最深处的诉求，了解本地人在最深处的忧虑，而与本地人一同克服这些忧虑。在一切都变得不实在的网上时代里，人类的痛苦与忧虑成了生命最真实的实在。
教会为了参与这份集体记忆，必须亲身经历本地人在历史中的生活，要有这份经历，教会必须脱离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保护罩。本地化意味着教会不再规限自己于外在既有的一切，包括其现有的社会地位、资源及人脉，而专注于受苦的群众。教会现有的保护罩，在历史中有其形成的原因及过程，我们无须刻意否定；但面对未来的世界，我们得警醒这些保护罩会反过来成为负累。
在这里，容我借用沙田道风山莲花洞的两句横批作结，教会要实现本地化，就得“放下重担，背起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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