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仪必须是祈祷
1965年12月14日，教宗保禄六世在梵二第四次会议上发表的开幕词中说：“大会会议使我们更加懂得：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建立在统一信仰和普世之爱基础上 的社团……依靠这种爱，我们已在这里接受了，并将继续接受各种用以表述我们这次会议特点的方式。这些不同的表述方式，有朝一日将会给想为这个有关教会生存 的最重大和关键的问题下定义的历史学家提供回答。如果将来的历史学家问：教会那时在做什么?回答是：在爱!用一颗传播福音之心在爱，用一颗合一运动之心在 爱。”
曾参加梵二会议的法国图卢兹总主教安·科利尼(Andre Collini)说：“我把梵二会议看作是一项爱的业绩；看作是教会要通过弘扬福传事业的伟大传统，进行自我归依的一大壮举；看作是用天主眼光去看待如何 解放圣言的教会事业。”他归纳为三项号召：一、必须经常归依；二、必须依靠最先见证人的宣讲，不断净化我们的信仰；三、必须向世界宣讲天主的真面目。”
大会规定的目标是：“必须经常使我们的母亲教会保持她的青春，使她始终临在人间世事之中，而且随岁月韵流逝，不断更新她的美丽，但又始终是同一个，始终符合耶稣基督要求她具有的那种光辉形象。”
在提到革新的同时，大会强调了教会的同一性，梵二的宪章、法令和宣言总是坚持了一个信念：我们只能宣讲我们已接受的信息，这就要“忠于信仰”，而信仰的唯 一泉源是天主的圣言。但这圣言必须是宗徒们传下来的，由团结在伯多禄继承人周围的合法牧人，并在他们的眼光和引领下，通过全体天主子民的生活，祈祷和思 考，一代又一代地相传下来的圣言。这样，就把既要“忠于信仰”，又要“适应福传急需”的双重要素协调起来。
很清楚，梵二大会的基调，是更加有效地宣传天主的圣言，这圣言是从爱里发出来的，也就是向世界传播天主的爱。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像科利尼主教说的，我 们自己必须经常归依，这就要祈祷。没有祈祷，你谈什么改革，都是空话，都是纸上谈兵，没有半点实际意义。美国神父戴维斯(Charles Davis)曾在《美国评论》(Riview America)发表一篇文章，其中有段说：“梵二之后，我对教会更新工作极为热衷，尤其在精进及改良教会结构方面。我利用演讲，向大家阐述相关梵二之新 神学理论及其中所蕴涵之丰富更新、复兴的潜力。然而，我从听众的表情渐渐察觉，大家并不需要什么新神学理论，大家寻求的是天主。那一张张脸孔望着我，不像 是把我当作讲授神学的神学家，而是当我是能带给他们天主的神父，他们显然渴望主。然后我深深自省，且终于明白，我不能带给他们主，因为连我自己也几乎未拥 有过祂!我的心灵有一个大洞——即越忙于教会精进更新那些琐事，还有礼仪更新，读经及牧灵工作，越容易远离主。”
我们赞赏戴维斯神父的诚实坦率，也赞美他的话切中时弊。拉丁有句俗语：“自己没有的，不能给人”(Nemo dat quod non habet)。梵二发动礼仪改革，就是要教友进一步接近天主，度一种天主化的生活，而教会的领导人首先应有这种生活。
对梵二的目标进行具体的实施，要注意的两个方面：一是要忠于信仰，二是要适应福传急需。忠于信仲，就要完整地保留从宗徒传下来的各端道理，不能改变颜色， 不能放弃原则，不能迁就妥协，这在“合一运动”中也必须强调的一点。适应福传急需，即所谓保持教会的青春，不致被时代抛在后边，这包括所谓“现代化”、 “本地化”。这主要是方式方法的问题，不能涉及教会本质的问题。举个例子说，某些非洲教会人士主张教会应按非洲风俗习惯也实行多妻制，这就丧失了教会的立 场。与其他教派的对话，虽然应强调共同点，赞成他们的优点，说出自己的缺点，但基本教义是不能迁就的。
从大会讨论的结果看出来，这里面既有自由又有权威，自由和权威是相辅相成的。离开权威，滥用自由，就有出离正道的危险。科菲(Coffy)枢机说：“今天 教会对自己谈论得太多了，这不一定健康。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这也并非无益。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不要将自己置于教会的对立面；二是在教会内部谈。”
耶稣会的礼仪学者佩克勒斯(K.F.Peeklers)神父向达拉斯天主教传媒谈到礼仪发展时说：“人们很多时以为礼仪是可靠的，经过深思的，有周详计 划，也是好好地施行的，但事情不尽是这样。出现不协调的一个原因是‘礼仪’与‘文化’的体系各有不同，两者都要加以满足。为拉近两者的距离，好些司铎尝试 以清谈节目或娱乐群众的方式取代了宣传圣言，但这种作法并不成功。”他强调说：“礼仪必须是祈祷。”
密苏里州无原罪修蹿院长鲁尼(M.Rooney)神父说：“过去三十年来，我们尝试把圣堂的摆设（例如祭台和讲台）放在不同的位置，却始终未能深切的触动 教友的心。我们可能使礼仪变得更加有趣，变得哄动，但礼仪是否因此而变得更有祈祷的气氛呢?”佩克勒斯说：“目前的礼仪留有空间，让我们发挥创意。但创意 如果缺乏传统，即引来很多问题。”(公教报，1998年4月26日载)
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传统、权威、宣传圣言，这是“本”，没有这个“本”，多么美妙的礼仪都是不着实际，腹中空空的外壳。
二、对礼仪改革的误解
梵二大会取得积极的成果，它使教会以新的面貌出现，与现代社会较前接近了，发挥了教友的积极主动性。特别是合一运动的对话，消除了彼此之间的历史上的隔阂和误解，发挥了统一战线的作用。
为了保持教会美丽的青春，梵二在“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提出了“革新”方案，也就是“教会现代化”和“教会地方化”，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极为复杂的现 代社会。这似乎像改革开放，更有些像似权力下放，各地风起云涌地(也有些随心所欲地)发起了现代化的改革浪潮，以致出现了偏差和混乱。1990年六月出版 的《教会与中国》(刘鸿恺编著)在“美国天主教的未来”中说：“梵二大公会议对西方世界教友的不良影响，尤其在礼仪方面，使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教会内部分 裂。最近教宗致普世主教函《论圣体圣事的奥迹和敬礼》中，曾鼓励用拉丁文举行弥撒，就是要弥补这分裂现象的表示”。
分裂的现象不限于西方世界，东方 (包括中国)也是存在的。这种分裂混乱的现象，究其原因，大概是出于有些人误解了梵二的真精神。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痛心地指出。有人误解了大会的真谛，而 和大会的真精神背道而驰（大意）。有些人把教会民主变成了自由主义，随心所欲地诠释和行动；有些人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认为只要把“旧的”改为“新的”就 万事大吉，而不去做艰苦的劝导训诲的工作。所以改革只是表面的，形式主义地换了换样，没有真实的精神状态的变化。
对此，徐锦尧神父说：“一些礼仪专家希望礼仪宪章的出现，可以推动教会灵性生活的更新。但在宪章颁布了二十多年之后，大会会义的批示仍时常被人以从前执着 仪式的思想解释和执行。……很多革新者仍在忙于移动祭台，引进本地方言经文，创作新祷文和歌曲，简化祭衣，改良姿态和手势……等，结果礼仪变成一系列新的 说话和动作，阻碍了圣言本身在团体中的行动。”
他进一步说：“礼仪宪章原来要求的生命的改变(Change of life。引者案：似应译作“生活的改变”)，但实际出现的，大部分只是礼仪的改变。当新的仪式失去了新鲜感时，教会就会退回原来的起步点。虽然神恩更新 运动和东方神秘主义在渗入西方教会后，带来表面的活力，但结果是，不单只加强了修和礼仪的“个人化”特性，也加强了它们传统的不顾社会整体发展的特性，距 离梵二的理想很远! (见《实践伦理学》上卷86页)
如果说，新礼仪失败了又退回到了原来的状态，还算比较好呢，只怕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弄巧反拙而下滑了！
1991每九月间，法国《十字架报》记者访问了日本主教团团长、东京总主教白柳诚一，提到日本显得西方化的问题，总主教做了这样的说明：
“让圣母穿上日本的大和服，有什么用呢？把我们的教堂建成佛教庙宇或神道教神社的样式，又有什么用呢?难道这就是本地化了吗?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让日本人接受基督的福音。”中国有人拿圣母与妈祖相提并论，尤其荒唐。
他又提醒日本人说：“如栗说日本人已从西方文化方面接受了许多东西，则他们所捞到的仅是一些西方文化的渣滓，他们没有从西方文化中掌握其宗教基础，即基督 教的根源。”他强调说：“我们需要给梵二会议的精神赋予新的活力。当前有两件事显得刻不容缓，必须进行：恢复传教意识和发展教会各层方面的通力合作。”
日本总主教的话可谓语重心长，触及了日本现代化的痛处，用中国的成语来说，就是“舍本逐末。”如果说日本是这样，那么中国更是如此，甚至等而下之。中国现 在所迫切需要的，也正是日本总主教所说的两件事：恢复传教意识和全体通力合作。所说的“恢复”，正说明现在已经失去了过去传教的热忱。人们大嚷福传，只停 留在口头上，实际是倒退了。所谓“通力合作”，实际上现在各方面都正在闹分裂：地上、地下，大陆、海外，新老代沟，出现了群龙无首，各自为政的散漫现象。 （作者张泽神父写于98年）
“关于本地化问题，我们不妨拿二十年代基督新教发动的“教会本地化”的经验作参考。
1922年三月间，上海学生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这是一种反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的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扩展到了全国。为了对付和适应环境，基督新 教内发起了一股“本色教会”的动议，就有人提出“儒化基督教”。又有人竟然提出了“佛化基督教”，如上海宝光路教会就采取了佛教礼拜方式，点香燃烛，跪诵 经文。南京艾香德组织的“景风山”竟然完全变成了佛化基督教。一名张纯一的基督新教徒索性主张“基督教佛化”。齐鲁书社出版的《中国宗教史》做出评论说： “这类主张，不过是古老的‘用夏变夷’的天朝上国观念的重版，既不稀奇，也无益处。它只会破坏基督教的完整和统一性，使之成为一个缺乏一贯之精神的杂乱无 序的混合体。”
好心的教外学者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看似有美好前途的建议：天主教如果想大行于中国，就必须像佛教一样整个中国化，不然就永远被视为外国教而局限于一小部分 人。佛教本是外来宗教，只因为它能随波逐流彻底中国化了，才会普及中国。这实际等于说，只有天主教从根本改变了教理、教规，才能被中同人接受。这是一种极 其荒谬的理论。上边引的《中同宗教史》也说：“基督教本来就是外国宗教，一切仪式、组织的改变，都是外表的改变，而不是本真颜色的改变。就东方固有文明而 言，它既包含封建专制的糟粕，也包含人民性精华，而基督教的基本特征是基于普世性和万国一体的观念。”本地化绝不可使基督宗教变了质!
外国宗教不变质地成为本国宗教的例子在历史上多得是，首先罗马帝国就被天主教“征服”了。欧洲各国不也是完整地接受了天主教吗?而且都没有武力的干预。佛 教在中国变了质，东南亚各国却是原教旨的。天主教在中国经历四百多年没有传开，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她的大公性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有利条件，而且新时代的中 国已消除了愚昧的封建思想的障碍。还有近年新儒学的复兴，也可视为天主教进阶的机遇。
三、本地化问题
从上边可以看出来，礼仪本地化在中国应避免两个错误路线：一是忽视精神面貌而只注意琐碎的仪式的改革；二是没有原则地完全适应本地的旧风俗习惯，或丧失立 场地去迎合时代潮流。前者是犯有“舍本逐末”的错误，后者是“屈己从人”的错误，实际是投降。但这并不是说，不要本地化，也不是不要改革。本地化目的在于 使中国人更容易接近教会，接近天主。改革是剔除不适宜的或违背时代的不足之处，前者如拉丁文经歌该当改为本国语言；后者如文言经文必须改成白话文，这是显 而易见的。但就是这上边也不可绝对化。教会既要“革新”，也要“继承”。比如拉丁经歌保留几首人人熟悉而且知道大意的传统歌曲，如Tantum ergo和Salve Regina等，有时还可唱唱。这样显得丰富多彩，虽旧犹新，也不致于使教友“不知所云”。因为教友早已知道了其中的大义。现在没有多少人喜欢拉丁弥撒 了，但如前边说的，现在教宗又鼓励做拉丁文弥撒。一般人说是因为不懂。岂知越是不懂的，越显得神秘(宗教没有神秘性就失去了魅力，吸引力。中国艺术界有 言：“景愈藏，境界越大；景愈露，境界越小。)如果用大白话，懂是懂了，却失去了神秘性，一览无遗，反觉乏味。而且天天就是一套，日久天长也就烦腻了，有 口无心，淡如清水。拉丁行礼，虽不解其文，但教友也都知道其大意，再配上中文经句，也能了解其意义。现在还用的“阿门”、“阿来路亚”，是希伯来文，“吉 利耶”是希腊文，没有人不懂。有的教友反应，简短的中文弥撒使人轻忽懈怠，引不起热心来。白话经文也是一样，不能专注意在容易懂上，也要注意词藻的优美， 使人百诵不厌，像《奉献全家于耶稣圣心诵》就是如此。马相伯很赞美《苦路经》的文句，因为经文都是一遍又一遍咏诵的，太俗太浅，容易烦腻。
歌曲是可以采用中国调的，但应采取庄严文雅的一派，不应采用轻浮的油腔小调。旧中国调的圣歌再没有比“至慈吾主耶稣”歌调庄严美妙的了。还有中国调的《圣 母德叙祷文》也很自然优雅。各地公诵经文的音调也多是抑扬动人的，比起外文的平调要好得多。中国古老音乐《清音谱》至今仍在各地吹唱。但这不是说，必须排 斥西洋歌曲。我们知道，欧洲音乐在世界上可算得是登峰造极的，特别是圣乐，多是极为优美极能激发宗教感情的。至于额我略调歌曲，那是万古常新的。可以说， 现在还没有见到有几个出色的中国调的歌曲。希望有人钻研，多出几个高雅的中国调的圣歌。
关于圣物美术方面，过去刚恒毅总主教曾提倡圣堂圣像采取中国式。不少人作过尝试。奇怪的是，外国人喜欢中国像，而本国人反而不喜欢看。这当然出于习惯是一 个原因。但另一个理由是，耶稣、圣母毕竟是外国人，穿上中国服饰反显得不伦不类。至于圣堂则别有一说，圣堂本无固定形式，在过去几百年里，西式圣堂可能是 外教接近天主教的障碍物，外教人轻蔑地称圣堂为“堂子”。所以近代有人改建成宫殿式中国样的圣堂。事情可能是逆转的。因为现代中国追求西方化，各地高楼大 厦无不是西式的，那么西式教堂也成为时髦而别具一格的建筑形式了。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不觉得不顺眼了。
在圣堂外面的装饰方面，可加上一些中国艺术品。正门两旁的对联就是很有意思的装饰，既是艺术品，又有宣传作用。但拉丁文的圣号，或对联的内容是属于奥迹的题材。则使外教人避而远之，应当避免。在有反教情绪的地方，修起高高的钟楼，会引起人的反感，反为不美。
内部的装饰也要讲究些。近年来一些改革家把圣堂扫荡得空空荡荡，圣堂成了大礼堂，而且把圣体也放在了屋角处，圣堂失去了神圣尊严的气氛。教友心目中的信仰 寄托和朝拜中心渺然不可寻，这难道是建设圣堂的本意吗?至少不合中国教友的心理，无助于启发教友们的热心，更好说适得其反。圣堂是第一圣地，旧约时代就把 圣地看作是：“这地方多么可畏、此乃天主的住所，上天之门，称为天主之宫。”(见创28·17，雅各伯对梦见上主的地方的话)当然圣堂里装饰得太花哨，容 易引人分心走意，也使之浮华。但也必须保持圣堂的华美和必要的装饰；引人敬肃亲爱。新法典1220条1项说：“凡与圣堂有关人员，皆应设法使圣堂保持与天 主圣殿相称的清洁和美丽，避免一切与该地神圣性不合的事物。”如果把圣堂变为礼堂，就不合圣堂的美丽相神圣性了。
把圣体放在圣堂的一角，特别使中国教友反感，圣体是至尊至大的圣事，是教友朝拜的中心，也应是圣堂的中心。圣堂没有了中心，也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现在人们对圣体的尊敬也差了，跪圣体的也少了。尤其有些神父对圣体表现的态度不够尊重，影响很坏。外面的仪表影响人的心理是很大的。神父对圣体不尊敬，更 不能让教友去尊敬。为了避免举祭时背向圣体，建议举祭时把原存的圣体暂时请到更衣所去，弥撒完了，再请回圣体放在中央圣龛内。
礼仪的用具是可以相应参用中国型的。旧时也有这样的事例，就如旧时弥撒中神父戴的“祭巾”(一种四片瓦的黑帽子)，就是适应中国以“整冠”是礼貌的表示 (外国以脱帽为礼)。虽说这是本地化，但已不是“现代化”了。可是有人主张把献乳香改为烧线香(如同烧香拜佛)，谁都知道烧香烧纸是迷信的行为，这样容易 让人把我们的礼仪看成是迷信。不能说一切旧的东西连糟粕都是该恢复的，现代的中国(无论大陆或台湾)事事向欧美学习，而有些人偏想抛弃行之有效传进已久的 好的东西。若把祭披改穿和尚袈裟，不但可笑，而且如前边说的，简直是“佛教化”了。本地化应当是有选择性的，准则是增加礼仪的亲切性和庄严性。在梵二以 前，我的神学教授Hofinger就提议把春节向父母拜年的方式应用到信友由长兄基督率领着向天父顶礼朝拜。有的地方也有年节去旧迎新的宗教“礼仪”。除 夕进堂公念“谢岁经”(Te Deum的中文经)感谢天主一年的恩典。初一早晨向天主拜年，祈求新恩。
本地化应是“入国问禁，入乡随俗”。有的人大喊本地化，而实际做的是“反本地化’。其中又分两类：一类是外国的“中国化”，另一类是中国的“外国化”。前 者如把外国的圣人名字改成中国式的新名，这不但引起了混乱，让人不知所云，而且也无法实施。我们看到连提倡的人也没有完全采用新名。后者如：有人生搬硬 套，把外国变馊了的东西当作新事物，拿到中国来，让教友去照样画葫芦。特别是在男女方面，无所顾忌，大开“方便之门”，完全失去了礼仪本地化的主旨。曾在 社会上出版的报刊上，见到有识之士发表其应遵循古训主张，要“男女有别”。这当然也不是要恢复“男女授受不亲”的古礼。但现在出现的男女混乱的趋势，容易 产生流弊，则是不争的事实，难道见的还少吗?在堂中，公共祈祷或参与圣祭时，男女混杂的方式，也是不合中国国情的。正像日本总主教说的，引进的不是什么高 超的东西，而是西方文化的渣滓。也有人喜新厌旧，认为新的就是好的，迫不及待地去摹仿。要知道，中国是礼义之邦，中国的优良传统要保持，不要引进外国文化 的渣滓，以丑为美。现代化不等于外国化，应取其长，去其短。本地化也不是复古，应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汰去封建迷信色彩。
至于神学方面的本地化，在中国是不乏资料的。不必说儒家和天主教的道理非常相近，就是道家，墨家以及大多数的文人学士，也和我们有许多共同点。成世光主教 曾有天儒合一的著作，本人也有过几篇论述，其中特别提出了孟子的“神本主义”思想(《孟子思想的再认识》)和“庄子对神的论证”(以表示儒家之外的天道思 想)。如果神学课本上参入了这样的题材，岂非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此外中国古圣先贤的道德楷模，俯拾即是。
总之，无论是现代化或本地化，都应着意其精神面貌和灵修效果，主旨在培养教友们的虔诚信仰，舍此无他。
四、新时代的危机
现时代圣教会正处于危机四伏之中。无神论、人文主义、唯理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普遍存在着，把精神价值贬到了最低点。像传染病一样，这种邪风也刮 到了教会内部。教会得的这种病，有个特别名称，叫作“世俗化”。教会的世俗化，虽不致于退化到惟物主义、但已接近“物质化”。物质化的结果是把灵修生活淡 漠了，趋好时尚，与世浮沉。特别严重的是领导阶层的世俗化。孔子有言：“觚不觚，觚哉!觚哉!” 耶稣说的更清楚：“盐若不成了，还有什么用呢?只好扔在外边，任人践踏罢了。”
1997年三月二十五日的法国《十字架报》刊登一篇文章：《教宗训斥‘太世俗化’的司铎》，他指出，“司铎是另一个基督，他与基督有着一种绝对的特殊的友 谊。”这是教廷圣职部代理部长卡斯特里雍·霍约斯于圣周四在概述教宗致司铎书中的重点时所说的。新任代理部长特别强调了被授圣职的特殊灵修意义，希望避免 在此问题上的任何平庸化，因为他已注意到，在此问题上已出现的某些“迎合时代风尚”的偏向。
霍约斯主教于圣周五在梵蒂冈介绍教宗的这封信函时进行了进行了更直接的批评。他说：“目前，某些被世俗化了的司铎在思想和衣着方面的庸俗表现，是与他们对圣职的真正教理神学缺乏了解或无知的状况密切相关的。”
霍约斯认为：“一个真正理解其意义的司铎，肯定不会发生什么身体危机的。甚至永远不会有什么失落感、失望感或被社会排斥感的。但是条件是，必须毫不向世俗的短暂的生活方式让步，从而使自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或者只是世俗浪潮中，一般常人具有的那种价值观。”
新任代理部长又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构成更伟大的爱的各种因素，诸如神圣的独身生活，教会的纪律制度，崇信天主至上的神圣意义，传教的激情，教会的正规和全套的但样式不同的教士服等等，当然就更不能理解了。”
综观教宗论司铎世俗化的言论，根本的一点是，一些司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理解自己责任的重大，以致使灵修生活淡漠，不去追求高尚的神圣目标，以致成了世俗的俘虏。表现为行为放荡不羁，衣着随便趋时，一切要“迎合时代风尚”，与世俗同流合污，至于沉沦。
在世俗化方面，教宗特别提出衣着问题，又提到了教士服。教士服自有它的尊严与约束作用。但在中国大陆上似乎有奇装异服的感觉。但衣着过于随便，甚至有的袒 臂露腿，全无体统，是会被教友轻视的。服饰关系到人品，俗话说：“人凭衣裳，马凭鞍。”不妨设想，若一个皇帝光着膀子出来，谁还对他尊敬呢？与此相关的， 一位神父举止粗鲁，言行放荡，也是大失身份的。有人把平民化看成了庸俗化，这是不对的。不能否认，教会里有些不称职的人员。
忘记自己的身份，是由于没有灵修的基础，失去了前进的目标。得不到精神的安慰，精神空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言不及义，只好用世间快乐来填补。“哀莫大 于心死”这是可怕的。还有一种行动主义，罗国辉对我说：“现在的普遍现象是行动主义，没有公共祈祷，也无个人祈祷。”心散务外，不安于职守，或只想做出一 番事业，美其名曰有事业心，却完全疏忽了神业和传教热忱(代理部长所说的“传教的激情”)。曾有一个教友对我说，一位新铎向他夸耀自己的事业，成立了像样 的诊所。他反问说：“如何不提你的一个堂口，从前有八百教友，现在进堂的不到一百人呢?”
最近，我又接到一封信，上边有这样几句话：“××教区有不少神父，每天弥撒礼成，就万事大吉，过份讲究物质生活，胜过腐败的官员。……各地也有浮华奢侈的 现象，好大喜功。这也与教育有关。法典282条1项说：“圣职人员应度简补的生活，切忌一切虚幻荣华。没有神修的人(实际是缺乏信德)，就有可能要滑到谷 底里去，其结局是悲惨的。
世俗化是一种实际上的惟物主义，只注意表面的宗教仪式却缺乏内心的诚敬，流于形式，外面也许搞得轰轰烈烈，而对圣事和祈祷漠然视之。八十年代在教宗参加的 马德里国际圣体大会上，仪式非常隆重热闹。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感到的是悲痛，声言他所见到的只是外面的排场，缺少内心的虔诚。而在露德举行圣体大会的时 候，非洲教友认为有些法国教友的表现，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坏表样。这风气也传到了中国，许多地方盖了大堂，却没有多少人进堂。有些神父想办大事业，或想到外 国去镀金(注)，却不肯去传教。开放初期，偏僻地区的教友不怕走几十里，甚至一二百里的路去找神父领圣事。现在，各地盖起了堂，许多年轻人反而不进堂了。
人们生活的腐化，是由于人们的思想腐化了。先进国家和科学进步促进了物质生活的提高。于是，安于享乐、道德精神堕落，个人主义膨涨，随之自由主义，自我中 心思想泛滥，藐视权威，破坏传统。传染到教会里就出现唯理主义或现代主义，出现了什么“解放神学”、“东方神学”、“多元神学”等等。1988年信理部拉 辛格枢机（现为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谈到勒非尔总主教(M.Lefevre)的分裂运动时，要我们“进行反省”，“我们的牧民工作是否存在缺点”，他指出： “这些缺点包括：礼仪改革改变了弥撒中的神圣因素，把它们贬抑为‘有趣的娱乐节目’，视梵二教导为‘超级教条’的神学观点，一笔抹杀教会过去的传统，在合 一及传教活动中，歪曲天主教教义，以致未能向人表明，教会拥有完全的责任阐释天主启示和评审人类的行为。”（公教报一九九八年8月12日第15版)有人强 调宗教大联合，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只讲共同点，不要提差别，成为“宗教无差别论”，哪里还有“福传”的味道?有人胆虚，不敢坚持真理。须知宽容不是纵容， 联合不是混合。对话绝不意味着妥协。从海外引进来的神学课本或书报，有时含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有人大讲新奇古怪的道理，给有些教友造成了一些混乱。有一 家刊物竟然特出专刊，来颂扬同性恋，完全置圣经于不顾。诸如此类的宣传，要引领教友到哪里去?不必讳言，现在有些神父没有传教热忱(甚至堕落，影响所及， 贻害无穷!)许多年轻人不进堂，堂口冷冷清清，不能说与此无关!
有人喜欢写“翻案文章”，大肆批评“旧的教会”(这有些和路德改教相仿)。他（她）们忘了圣教会常有圣神保护默佑，和过去出现的许多大圣大贤，看看今日的情况如何呢！
这里附带说一句，1993年十月，香港出版的《驿》杂志登载了一位香港人士、九龙区总铎，九龙圣若瑟堂主任司铎陈达明在谈到梵二思想时说：“未把电灯亮 好，切勿把油灯吹熄!我高兴见到大陆教会已尝试追随梵二的路线，但仍以梵二之前的神学做骨干，这是十分明智之举。况且正当百废待兴，马步未扎好之际，倘急 着学人耍招式，不智且危险!且看香港教会，梵二的思想仍未全面深入各阶层，旧的一套早已被放弃，各种新潮的思想、作风不断涌现。但信德生活不见的比大陆 强。”(破坏容易，建设难!)
这话可算说到点子上了!愿那些标新立异者三思其言!幸勿把大陆的好传统破坏了!(已经有了“向外看”的苗头!)
注： 唐琦珍在《返欧报告》中提到：“许多神父、修生被派到欧洲学习，但是。这些纯朴的年轻人来到这五花八门的欧洲世界，是否能学到欧洲教会精华?是否会被欧洲 人的各种怪论所迷失?有一位巴黎的修士曾向我表示道，他在欧洲很感到孤独，因为在一些大瞻礼，如圣母升天瞻礼等，不像他以前在中国的乡村那样，全村大事庆 祝，因此信仰好像是失去了根。”
五、结语
今天的中国教会正处在世界动荡不安，思想混乱的时代，教会自身也处在危机四伏，内忧外患，内外夹攻，青黄不接的阶段。许多教友陷入歧路彷徨，不知何去何 从，迷惘悲苦中。梵二大会所要求的新的精神面貌并没有真的实现，没有理由盲目乐观。我们必须重做自我反省，自我归依、认清自己的前进的目标，认清礼仪改革 最后是归依天主，也就是祈祷。我们要本着福音的教训去圣化自己，圣化别人。首先要消除为害最大的世俗化主义。世俗主义，历代皆有，于今为甚。它是教会内在 的瘟疫，流行广泛。虽然如此，但我们也不可悲观泄气，依靠圣神的保护默佑，加上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战胜它。
关于此事，有最近的一位通神者、神秘家、印五伤的玛德·罗宾(Marthe Robin，1902一|981)曾经作过预言。她于1936年对雷蒙·费奈（Raymont Peyret）神父讲，使耶稣圣心在人民物质上惨遭破坏的“恶毒谬论”将要消失，她提到了三种恶毒谬论，其中之一就是“世俗主义”。（见本博的《圣体的婢 女——玛德·罗宾》）我们希望这个日子早日到来，多祈祷吧!
1998年12月10日张泽
附 语
本文曾请若干有经验的神昆过目，包括礼仪专家罗国辉神父、神学家徐锦尧神父，并接受一些人的意见，将过激的言词删掉，其目的不过是供有心人士参考，对建设中国教会有些助益而已，岂有他哉。
附录一
传教的三个法宝
刘绪俭
最近听人说：“要想在中国传教，使圣教广扬，必须让福音和民族文化结合，必须使福音中国化，中国福音化”。怎么个化法?可惜没有评说。
海外有些地方在使福音中国化方面作尝试：不用外国的提炉，而用中国的线香，圣像画成中国古代的仕女画，祭披改用佛道的袈裟，让天主教的道理尽量附会四书五经……
这样做的效果如何?一点也看不到。
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传教还像过去一样，必须利用自古以来行之效的三个法宝：祈祷、克苦和宣讲。当然，再加上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就更好了。
为什么需要祈祷?因为耶稣许下“求就得”。圣妇莫尼加长期哭求，终于使儿子回头；袁家璜教授一家长期祈求，终于使吴经熊博士一家信了天主。同时，人在祈祷 时接近了天主，便会多得圣宠神光，便能明辩事理，便可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圣化，便会具备不怕艰难，埋头苦干的毅力。而所有这些，都是传教之必需。
为什么需要克苦?因为耶稣说过“这类魔鬼非祈祷、守斋不能驱走。”又说过：“麦粒只有埋在地里烂了，才能结出百粒。”人行克己，一方面压抑了自己的偏情，一方面又感动了天主的慈心，同时，又在人前立下了善表。这表样本身也有吸引人的力量。
为什么需要宣讲?因为向教外人宣讲是耶稣的命令。圣保禄：“我若不宣讲，我就有祸了。”不宣讲，教外人怎样认识天主?如果不宣讲可以传教，利玛窦他们中国 来干什么?在西洋祈祷、克苦不是比在中国更方便吗?如果不宣讲可以传教，利玛窦他们写那么多教理、辩护书干什么?今天，许多神父不向外宣讲。有的说：“我 并着手在大街上走一趟，就是传教。”有的说：“我教书，也是传教。”有的说：“我当校长也是传教。”这样的主张很容易被一些懒人接受。于是，有些地方，神 父为了逃避向外传教之艰苦，便纷纷找一份职业，办一桩事业来代替向教外人的口头宣讲。长此下去，冷淡人没人管，教外人没有劝，糊涂愚蒙没有教，小孩子没人 给他们以系统的宗教教育。结果，进堂的越来越少。
传教区空享着传教的自由，而很少有人向教外传教。
远赴欧美留学的洋博士，获得学位归来的学者，或者只会谈玄说奥，议论一些奇而又奇，玄而又玄的道理，教内人看不懂，教外人更别说。或者当个校长当个教授， 对教外人不讲不劝。或者当个本堂，对教友们夸夸其谈，对教外人三缄其口。不敢与教外人接触，空嚷福音本地化，也没有把教外人化成教友，只是把伯多禄化成伯 铎，把额我略化成了国瑞，除去让教友念着别扭之外，向外传教的效果一点也看不到。
向教外人传教，唱什么歌，用什么礼仪，穿什么祭披，给圣人起什么名字，这都是小事。重要的是掌握那三个法宝。没有那三个法宝，得不到天主的圣宠，尽做表面文章，尽搞形式上义。乍一看，轰轰烈烈，日子一久，便失去了光彩，失去了对人的吸引力。
神父们，没有祈祷、克苦和服人的理论，他们不会有传数的意识，即使有也传不了教。
教友们，没有祈祷、克苦，便尝不到天主的安慰，便不愿进堂，便越来越冷淡，更不会向教外传教。
附录二
神父和事业和荣辱
刘绪俭
神父是传教士。这个身份决定了他的事业和荣辱。
什么是神父的事业?
神父的事业不是办学校，办医院、办孤儿院。神父的事业不是办报纸，办期刊，办出版社。
神父的事业只能是带领热心者，劝化冷淡者，归化教外者，教育无知者，安慰疾苦者。
这是神父的本行，本业。
如果办学校，办医院，办报纸，办期刊……，对劝化冷淡者，归化教外者，开启愚蒙者，安慰疾苦者有帮助，也可以办。但绝不能为办而办。该是为牧灵和传教而办。没有这样的意向，不以此为目的，办事业就是不务正业。
事业与荣辱紧相连。
什么是神父的光荣?
神父的光荣不是摩托车、小轿车；不是高雅的西服；也不是出洋、镀金、著书、立说、当博士、作教授。
神父的光荣只能是使教友热心，教外的人入教，为传教而受累、遭难、吃苦，忍辱、蒙冤。
这才是神父的光荣。
如果著书、立说、当博士、作教授，确实收到了让冷淡者热心，让教外人入教的效果，那么，尚可去做这些事，做这些事也光荣；如果没有这样的效果，著书、立说、当博士、作教授，不但不是光荣，反而是极大的耻辱。
神父，应当有正确的事业观和荣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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