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亚社编按：本社收到香港原道交流中心副研究员闵兴业投稿，回应戎利娜博士在〈划到深处：期望中国教会深深扎根〉一文中关于本位化的看法。原道交流学会（下设原道交流中心）乃天主教香港教区认可、由神职人员及教友组成的机构，目的是透过会议、研讨、翻译、编辑、出版等工作，促进天主教的文化交流工作。为方便读者阅读和参与讨论，本社征得圣神研究中心同意，转载戎博士的文章，并排刊登。以下是闵兴业的回应：

廓清事实：神学本地化的基础性反思——作为对戎利娜博士的回应

　　最近，笔者由朋友们介绍读了一篇戎利娜博士的文章，[1]并建议我谈一谈个人的看法。由于是善意的“鼓动”，难以严厉拒绝，我在反复思想后，仅对其文中的一个部分“基督徒价值观本位化的必要性”发表四点看法，作为对戎利娜文章的回应。

利玛窦：一个名号

　　现今，不断有读过神学书籍或教会历史的基督徒在逐步走向言论自由的时代，通过期刊、报纸、网络讨论教会本地化或神学本地化的问题。我们经常会发现，他们会通过提及利玛窦的事迹或思想来表现自己的观点，比如利玛窦怎样结交了朋友，怎样游走于官府中，怎样明智地躲过一次次劫难，随即倡导要继续“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和利玛窦本地化的“策略”。然而，我们也会不经意地犯下一个错误，当我们人云亦云地拿着利玛窦谈论本地化时，有没有脚踏实地把他的作品系统地读一遍，特别是他的历史性作品《利玛窦全集》和教义性作品《天主实义》。笔者仅是向那些有意继承利玛窦“名号”的一般基督徒进言。而专业人士，为了学术上的成就，自然会去涉猎更广的中外文资料的。

　　我们祇有在认识了利玛窦的行动与思想后，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才可能为自己意欲提出的本地化思想找到有力的根据、增强自己的说服力。如此，既表现了基督徒的真诚，也是对其他受众的尊敬。其结果，我们当然会清楚，利玛窦在哪些方面本地化了，哪些方面没有本地化，哪些方面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能本地化；我们也会清楚，他的哪些行动是可以模仿的，哪些做法是行不通的，例如，虽然他受到官员们的建议，改换过“衣装”，他尽管清楚“纳妾”的儒家文化，却接纳了前者，否定了后者。可以说，由于时代的变迁，二者都不是我们考虑的本地化议题了。

　　近年来，由于个别人的引导，对于利玛窦的评价，在天主教界，一直是一边倒地赞扬。造成从来没有天主教徒深入他的作品和同时代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言论，挖掘其行动与思想的不足之处。相反，在基督教界和儒学界，却有了长足的进展，如罗秉祥和牟宗三都做出过鞭辟入里的批判，而大陆的学者孙尚扬、张晓林等也曾提出过中肯的意见。不幸的是，这些人的思想，始终没有受到天主教知识分子的重视，在一味地歌颂利玛窦时，自己的思想越发趋于封闭了。罗秉祥提供了利玛窦神学思想的西方来源，特别是继承了多玛斯的神学，牟宗三则击中利玛窦的要害，扬言利氏根本没有适应中国文化，更不想让天主教结合儒家的基本教义。

本地化的时代问题

　　“本地化”首先应该解决时代的问题。当前，大陆教会的一部分基督徒在热议本地化时，始终周旋在利玛窦的窠穴里跳不出，以为多次重复利玛窦的名号，一切教会事务便会迎刃而解。殊不知，本地化是神学的、文化的，甚至是政治性的议题，历史中的个别人物和特殊案例仅为提供理论上的根据。由于时代的变迁，当代中国与晚明的封建社会已迥然不同。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两个问题：（1）目前中国的政治、文化现实是怎样的？（2）神学本地化可利用的政治、文化资源有哪些？利玛窦靠拢的是晚明皇朝的儒家官僚体系，结合的是春秋子学时代的儒家思想。廿一世纪的中国天主教会又该靠拢谁、结合谁呢？

　　政治：当代的中国政治现实是共产党执政与多党派协商的局面。作为人大政协的“两会”，从一九四九年九月和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以来，延续至今六十载，既定的政治现实是天主教会面临的处境化选择（或挑战）。

　　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居于文化元首的地位，其次才是中西方两大哲学体系的共存发展。[2]不要忘记，我国政府对于文化建设一直是有明确规划的。[3]恕笔者直言，截止现在，除了两大哲学体系的学者们有着清醒的认识外，天主教的知识分子尚未作出认真的反省。

　　在“本地化”议题的讨论中，当代的政治形态与晚明的皇权专制完全不同，文化意识与利玛窦面对的宋明心性学（今儒）也不相同，而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通过特色社会主义的基调已经构成了本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无法否认西方哲学思想（包括马恩哲学）融合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而中国儒家哲学在逐步迎接西方世界（包括科学民主），则又是一项既定的事实。如果我们以最浅显的形式进行指正，作为“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中的“中国文化”科目和高等教育中的“中国文化”专业，在总的科目中的比例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国家层面是迫于当前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另一方面社会个体迫于就业生存的考虑。个体生存意识的伸张和全球政经的互动已经在国内初步形成。

本地化的交谈对像

　　“本地化”其次应该解决一个交谈对象的问题。“本地化”是一种教会自身主动融入社会现实的过程，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向互动的。如果本地化的实践者是基督徒，受众则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从晚明和清季的教会及其周围环境的变化可以获得答案。刘小枫曾经为他的汉语神学做过详细阐述，他把汉语神学的潜在竞争对手指向了儒家学术及其群体。以笔者的建议，天主教的本地化对象，不应是学术的对象，而是普通大众，这是基于本地化神学与传教神学的关系作出考虑的，更是由传教神学决定本地化神学的身分与前途命运的。这是我与他人意见的不同。

　　但是，我无意排斥纯粹学术的发展，更主张以儒家知识群体作为交谈的第一对象，暂且搁置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哲学的知识群体，甚至搁置文化基督徒。如此，便延续了利玛窦在晚明时期与儒家知识群体对话的色彩，也有必要将当代新儒家的思想进行研究、指正，提出修补改造的方案（即利玛窦的“合补超”的企图），并虚心接受对方的建议，尝试趟出一条结合儒家哲学的本地化神学之路。这是笔者与戎利娜博士的区别之处。三年来，笔者在港一直翻看当代新儒家的作品，也确实发现他们对西方宗教抱有很高的兴趣，甚至已经做好了迎接“耶教”挑战的心理准备，如牟宗三、刘述先、蔡仁厚等。牟宗三先生说：

　　中国文化不管是儒家、道家、佛教，都是东方宗教的型态，此型态和西方基督教型态有根本的不同，所以我们当前第二个工作是“辨耶”。信仰自由，不管天主教、基督教，我们都不反对，但辨同异总是可以的，这是一个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要为中国文化做主的人所应该做的。中国文化自有其特质，能认识到多少是程度问题，无所谓。但我们不容许浑水摸鱼，不容许故意歪曲、纂窃。[4]

　　牟先生的“我们不容许浑水摸鱼，不容许故意歪曲、纂窃”并不是在虚拟敌人，而是有的放矢的，“辨耶”指的是西方基督宗教的神学思想。由于作为儒学元老，按辈分是不屑于指名道姓的，若是顺着他在香港尤其在台湾的学术环境寻找那些基督宗教的学者，不是十分困难的。显然，天主教神学本地化的交谈对象，若从学术发展的理想着手，应该是以“中国文化”自称的儒家学术群体。

交谈，还是辩驳？

　　依据鄙人的反思，在满清覆灭后，经过五四运动及文化大革命的两次精神洗礼，当代的基督徒知识分子所受的文化教育，明显不及以往由单纯的“科举制度”训练出来的明清基督徒的素养，以至我们尚不能分辨儒学性质及其在历史中的多次流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天主教徒在发表言论时，多是向儒家学术趋炎附会，没有能力和儒学群体展开富有建设性的交谈。由于“本地化”不是一个单项行动，而是与“他者”展开必要切磋的。所以，辩驳的态度和自信心是需要建立的。辩驳的合理性由以下两段文字作出说明。

　　其一，被基督徒热议的利玛窦是一个在辩驳中成长起来的西方学者。他的《天主实义》的第四篇、第七篇，是在南京时与儒士佛僧辩道的成果，特别是大报恩寺的和尚三槐；其他各篇中出现的“中士”，学者们已基本肯定，并非凭空托辞，而是徐光启、冯应京、章潢等儒家学者。利玛窦的《辩学遗牍》是在严厉批驳和尚莲池与佛教徒虞德园。此外，徐光启的《辩学章疏》和《破迷》，杨廷筠的《鸮鸾不并鸣说》和《天释明辨》，利类斯的《不得已辩》等，这些护教性作品都成了中国天主教会的本地化神学的思想财富。

　　其二，儒家学术从孔夫子走到当代新儒学八大家，是在交谈和辩驳中趋于成熟的。比如孟子批评告子的仁内义外和性无善无不善、熊十力批判佛教的轮回和空有二宗，都是在新议题的酝酿中促进儒学发展的，再如儒家“内圣外王”的概念出自道家，韩愈虽辟佛教却吸收了“治心”和“法统”，朱熹学佛辟佛的过程开创了“月印万川”和“理一分殊”。牟宗三先生则详细地把儒学发展过程中的辩论归结为十次：（1）儒墨争论、（2）孟子对告子“生之谓性”的批判、（3）魏晋的儒道冲突、（4）言意之辩、（5）南北朝的神“灭不灭”的争论、（6）佛教天台宗“山家山外”关于圆教问题的争论、（7）在野的朱熹与在朝的陈同甫争论“汉唐之治”、（8）王龙溪和聂双江的“致知议辩”、（9）许敬庵与周海门的“九谛九解”之辩、（10）当代儒学的四大批判任务。[5]

　　依循以上汉语神学和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轨迹，天主教本地化神学的继续开拓，必然是在教义阐述中与当前的政治文化势力展开交谈和辩驳的。毫无疑问，中国天主教学术立场的根基是普世教会两千年的教义传统。此点与当前国内部分的本地化议题的爱好者的旨趣，又是大相迳庭的。这些人的态度依然是一味地拥护赞美，根据笔者的观察，近几年在教会的各个报纸网站中，常会有人阻止这一健康的学术交流方式，不容许对儒学提出任何的质疑言论，例如《孝经》（包括三祭）中隐含的政治学意义，儒家心性论的唯心论色彩。随着现代中国的建立，“祭天祭祖祭孔”已经失去了讨论价值，“心性论”依旧是本地化神学急需讨论的课题。

结语

　　基于上面的论述，笔者在此向戎利娜博士的“必须采纳利玛窦的方法，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与中国知识分子对话”冒昧作出三点补充。权作结语，并求指正。

　　（1）关于利玛窦的方法。身为晚明皇朝的官员，徐光启、杨廷筠等基于明末社会困境，交接利玛窦的个人与政治目的是什么？晚明清初儒家弟子与佛教僧侣联合“辟邪”的原因何在？利玛窦宣教过程中，赢得了谁？得罪了谁？我们需要对利玛窦的方法作出准确的两翼的阐述。

　　（2）中国文化的价值。我们依据哪个学派的主张呢？唯物史观的（如张岱年、任继愈），儒家心性学的（如牟宗三、唐君毅），还是文化史的（如钱穆、余英时）？有没有精华与糟粕之分，是否存在儒家文化的宗教性质？以本人之浅见，三派的思想应该同时吸收，对中国文化的价值作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利用。

　　（3）中国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学者是当前文化事业的领路人，其次是西方哲学的知识分子和儒家学术代表。学界已有公允，他们是当前中国的三大知识群体，而他们的学术背景和关注方向是各异的，甚至在某些议题的态度上是相互对立的。基于神学本地化的目的，本地化的交谈对象是以“中国文化”自称的儒家学术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