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本地化”原本不是一个什么新鲜议题，在宗徒大事录里，我们就已经看到早期教会为了配合非犹太人的外邦人入教，在宗徒之间引起的讨论和处置。及至教会开始在以希腊拉丁文化为主的罗马帝国传遍开来，初期教会的教父们成功的以当地文化来诠释耶稣的福音，让整个罗马帝国成为基督宗教的世界。而随后的两千年，基督宗教也在西欧文化的温床里滋长繁盛。
可是曾几何时，在希腊拉丁文化本地化中发展出来的传统，被认定是罗马礼教会的正统。如今第三世界的教会如果想推行本地化，就得乖乖地在希腊拉丁化教会传统的范畴内进行。至于在东方礼天主教会内保留有的非希腊化传统，因为已经根深蒂固，可以继续保持下去，没有问题。
希腊拉丁文化到底和犹太文化不一样，也和东方文化不一样。我们固然尊重希腊拉丁文化，也尊重在其内发展出来的教会传统，但是如果教会传统中的希腊拉丁文化成分影响到东方人接受基督福音，那么我们应很严肃地来研究讨论，不是吗？
梵二大公会议就提供了这么一个讨论的机会，教会的主教们在圣神的引导下，试着把教会从中古世纪带到现代世界。例如弥撒中的语言，拉丁语正式被各地的通用语言所取代。许多保守的主教和教友们还因此大为不满，他们声称梵二破坏了教会的传统。只是他们不知道，用在地语举行弥撒圣祭才是真正的教会传统。
可惜好景不长，近二十年来，梵蒂冈在本地化的态度开始有所改变，让我举三个最近的例子来说明：
第一是1998年四月十九日，在罗马开幕的主教代表会议亚洲特别大会的事，从这个会议的筹备开始、到后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发表《教会在亚洲》劝谕，都可看出来梵蒂冈对亚洲教会的不甚了解，以及对许多更深入的本地化议题的小心翼翼与踌躇不前。
第二是《相逢宁静中》的作者戴迈乐神父的谴责事件。1998年，梵蒂冈教义部部长拉青格枢机（亦即现在的教宗本笃十六），公开谴责戴迈乐神父的晚年著作，罪名是他的思想与天主教的信理越走越远。这位印度籍的耶稣会士是二十世纪的神修大师，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与基督思想的整合，著作等身，当然他的书也给禁了。这位大师的一生努力，只是为了让东方人能以东方人的方式认识上主的慈爱，但是他到底还是无法被正规西欧神学教育科班出身的拉辛格枢机所接受。
第三是教宗本笃十六于2006年9月，在德国雷根斯堡大学的演讲。这篇演讲因为恼怒了回教徒，引起极大的风波。至于演讲的重点反而被掩盖，没有得到太多人注意。这篇演讲的重点，其实是在于教宗谴责所谓“去希腊化”运动。教宗重申本地化的推行不能涉及“去希腊化”的立场。
有的朋友或许觉得梵蒂冈的改变态度和我们有什么相干？那么让我们一起回顾清朝初年的礼仪之争和它的影响。
明末清初，天主教第一次传入中国，耶稣会士向知识分子、并在宫廷里传福音，他们用心学习中华文化，很得清朝皇帝的赏识，在士大夫中间传教也颇有成绩。他们认为中国人的祭孔祭祖是一种尊敬的表示，没有什么不可。
同一时期，道明会士在乡下传教，乡下人当然比较迷信，因此道明会神父就认为祭孔祭祖是拜邪神，一状告到罗马去。不幸教宗采信道明会士的说法，下令禁止中国教友参与祭孔祭祖的仪式。这一下恼怒了康熙皇帝，也跟着下令全面禁教。这一禁就是一百四十年，后来还是因为鸦片战争，清朝为英国打败，传教士们才又跟随了枪炮子弹进入中国。在中国人的心中，基督宗教也从此与帝国主义挂勾，分开不了。
礼仪之争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梵蒂冈的决定，有时是可以影响一个民族福传的长远命运的。
教宗宣布，从2008年圣伯铎圣保禄瞻礼日开始，为期一年订为圣保禄年，以纪念这位把基督福音传扬给外邦人的大宗徒。保禄是教会希腊化运动的始祖，一向主张入境问俗，所以当年为了坚持外邦人不必遵守犹太人的若干规矩，不惜和雅各伯的门徒以及伯铎闹翻脸（参阅：迦拉达书第二章11～14节）。但是今天教会却以保禄当年开始的希腊化、来规范亚洲教会本地化的努力，保禄天上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