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义和拳事件在冷战语境下被定义为“爱国反帝”活动，但它实质上是一场由反教排外活动引发的民众骚乱，也可以说是在热兵器时代下流产的旧式农民起义。无论原因与结果，义和拳事件都是因政府治理失败而引发的社会失控，随之又演变成一场因国内骚乱而触发的国际战争。这种无序的、破坏力极大的失控状态，如果人们不加反思、特别是政府治理者没有从历史中吸取足够教训的话，这种历史的力量在未来再次上演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100多年前的义和拳事件之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充满了矛盾、模糊和冲突，原因一是它太复杂，二是它太敏感。之所以说义和拳“复杂”，是因为它的起源和组织等问题到目前都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从它的起源来说，虽然有白莲教、八卦教、大刀会、梅花拳、神拳或者其他民间秘密教派等各种说法，但义和拳的兴起用“蜂起”来形容可能更为恰切。义和拳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勃然而兴、倏然而息，很难说是从大刀会、梅花拳或者是白莲教等某种单一组织所发源的，尽管在各个组织上可能存在名称、仪式或者其他形式上的雷同。义和拳并不是一个符合逻辑和理性的发展产物，这个漫无组织的民间运动虽然也借用了当地历史上其他组织的一些称谓或者仪式，但仍旧没有脱离某种光怪陆离的大杂烩形象。 尽管如此，在庚子年高潮时期的义和拳还是有自己显著特点的。义和拳它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拳术，因为对拳民们来说，拳术有无章法甚至拳术本身的有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义和拳可以“降神附体”。换句话说，拳民们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练习拳术，只要学会“降神”就可以了。从理论上来说，拳术的初级目的是为了强身健体，高级目标是“刀枪不入”，但义和拳通过“降神”，他们不仅感觉到“刀枪不入”，而且从心理上感到自己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刀枪不入”原是大刀会铁布衫的理念，也可以说是一种硬气功，但到了义和拳这里就成了单纯的理念且无需练习。“降神附体”的观念和仪式来自于鲁西北的神拳，这是义和拳发展过程中产生突变的一个阶段，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义和拳就是神拳。作为“义和拳”的名称和“扶清灭洋”的口号，则是来自于赵三多的梅花拳。从脉络上来说，大刀会、梅花拳和神拳的相继发展，最终促成了庚子年义和拳的基本形态。 “降神附体”是义和拳最核心的观念，也是一种充满想象力的仪式和行为艺术。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谁都可以请“神”，谁都可以成为“神”。也就是说，通过“请神”，每一个拳民在理论上都可以是“神”的化身，甚至成为至高无上的“领袖”。这种朴素的平等主义使得那些一直被轻视的拳民们乐于接受并获得一种崇高感和力量感，义和拳也由此极为轻易的传播开来。对于镇压者来说，拳民们“降神附体”观念的危害在于剿不胜剿，因为在剿杀了他们其中的一个领袖后，在其他地区会很快造出新的领袖。这种“蘑菇式”的无序蔓延，非下最大决心剿杀便不能成功，这也是清廷所面临的“剿不胜剿、抚不胜抚”的困境所在。 引发庚子年那场混乱的有两个因素，一是天灾，二是人祸。首先是北方直隶、山东等地持续的严重干旱，旱灾不仅使得农民陷入饥饿的威胁，而且让他们在焦躁绝望的情绪中无所事事。由此，寻找一个替罪羊并进而攻击洋教也就成为这种情绪宣泄的出口。历史的发展往往是由偶然性起决定作用的，一场透雨便将直隶与山东交界地的拳民赶回了家，因为他们要抓紧时间回去补种粮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庚子年的灾难很大程度上是拜旱灾所赐。 天灾不可避免，但引发灾难的还有人祸。拳民们的迷信行为和极端情绪，如果仅仅局限于民间并制造一些骚乱的话，那还不至于惹出什么大麻烦，因为义和拳毕竟在观念和武器上远远落后，根本不可能对抗热兵器时代的进攻力量。但很不幸的，义和拳在发展过程中卷入了一场更为巨大的政治斗争，也就是以端王载漪为首的“大阿哥党”对朝政的介入。由于在“乙亥建储”中自认为利益受到损害，载漪等人由此产生的极端排外主义不仅为义和拳的进入京津大城市制造了条件，也使得这场运动达到了顶峰并最终不可收拾。这种失控状态的形成，除了当权者的昏聩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们派系私利的驱动。 历史上对于庚子年那场事件的主角有三个称谓，分别是“拳匪”“、”义和拳“和义和团”。从词义上来看，“义和团”有着褒义的意思，有“团结”、“战团”、“组织”的意思在内；“义和拳”则偏于中性，往往指一种相对单纯的、具有武术因素的民间团体或组织；“拳匪”则为明显的贬义，突出的是“动乱”、“暴力”的乱民形象。尽管在高潮时期多数拳民使用了“义和团”这样一个类似于乡团的名称，但由于他们多点无序兴起和互不统属的特点，因此笔者在本书中采用了“义和拳”这个偏于中性的称谓，这并不是有意要标新立异，而是因为这个中性的称谓在当时使用广泛，而且更符合历史事实。 另外一个容易被模糊的问题是义和拳“扶清灭洋”的口号，大多数人由此认为义和拳和清廷站在一边，但这只是表象而已。义和拳自称“扶清灭洋”，但一个“扶”字表明义和拳自居于比清廷更高的位置，清廷反成了一个被扶助的对象。这个口号也从侧面反映了清廷地方官府对社会控制能力的严重弱化，在拳民们的眼中，官府已经没有什么权威可言。很显然，清廷绝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所谓的“扶助”。至于义和拳的“灭洋”，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要是“灭不了洋”还好办，万一不小心真“灭了洋”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是继续“扶清”呢还是取而代之？ 由此可见，“扶清灭洋”本身是一个伪概念，是义和拳用以掩护自己并取得合法地位的权宜之计（或者说根本就是个幌子）。 就这点而言，清廷何尝不是洞若观火。反拳主和的大臣袁昶和许景澄曾在奏折中曾说:“若谓际兹国家多事，时局维艰，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也曾质疑:“旗书扶清灭洋，乃各省会匪故套，若助朝廷，何以抗旨？” 在这些士大夫眼中，拳民们愿为朝廷“效力驰驱”，那是允许的；但要高于朝廷去扶持国家的危厄，那绝对是不行的，此所谓“能扶之，即能倾之”，后果可想而知。因此，清廷对义和拳始终是抱有戒心，正如其在后来罪己诏中说的“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所幸的是，义和拳也没有对这个口号认真，即使他们领着慈禧太后的赏银、吃着朝廷皇粮的时候，他们也公然对端王载漪说:“王所遵者皇上，我们遵者玉帝”，丝毫没有把这些王公大臣们放在眼里。由此看来，义和拳的“扶清灭洋”只是一个策略，还是要“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并最终向“扫清灭洋”发展的。 义和拳不爱大清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它是否“反帝爱国”，这个问题既敏感，又颇成问题。众所周知，“反帝”是冷战语境下的名词，义和拳是否“反帝”尚不好妄下定论，但盲目排外是各方没有异议。拳民最开始仇恨的是洋教洋人和教民，到后期发展成仇视一切洋物，见洋物则怒不可遏，毁物杀人，就连吸纸烟、戴眼镜、拿洋伞、穿洋袜的人也可能由此肇祸。譬如《拳事杂记》中，便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死于非命”的记载。 不可否认的是，义和拳的排外主义具有明显的情绪发泄性质，其起源于暴力，但最终又屈服于暴力。在遭到热兵器的致命打击后，各处拳坛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前迅速拔旗拆棚，踪迹全无，非北京籍的义和拳连夜逃遁，北京籍的义和拳则改装易服，一日一夜之间，所有的拳民们都不见了。令人震惊的是，极端的排外转向极端的媚外，昔日的持刀者变为城破后的执旗者，中间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过渡。更有奇者，原敬奉“洪钧老祖”的拳民后来转化为热心的天主教徒也为数不少，“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 义和拳的排外主义不是一个理性思考的产物，而是一个群体行动的结果。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群体的智力远低于个体的智力，“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他们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公民，但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迟疑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群体的人多势众能让个体摆脱卑微无能的感觉，并随之产生一种残忍、短暂而又巨大的力量。义和拳“反洋”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在他们眼里，洋人是大毛子，教民是二毛子，其他和洋人有关系者，均冠之以三毛子、四毛子，依此类推，凡属毛子者，杀无赦；另外，铁路、轮船、电线杆等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均在毁弃之列。此种举动，非但毁坏公私财产无数，更是一种无视法律和基本人性的凶蛮表现。在庚子年的劫难中，中国教民的死亡人数远在洋人之上，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无辜受害者。更有甚者，拳民妄指他人为教民，由此枉杀和者更是不可胜数。 如要理解百年前此等至为乖谬血腥之事，务必从义和拳的“神鬼”观念入手。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洋人的长相、行为举止都古怪非常，他们就像马戏团里的小丑或者各种各样的木偶，是些可以用来吓唬小孩的鬼怪。在拳民的眼中，洋人和中国人不是同类，他们得罪了上天，是制造旱灾的罪魁祸首，唯有扫除洋人，上苍才会降下甘霖。对于中国的教民，尽管拳民们也意识到他们是自己的同类，因而教民背教便可留下性命，如果违抗不遵，便是异类，杀之无罪。义和拳的“降神附体”仪式更是加强了这种“神鬼”观念，大学士徐桐就说过，“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击鬼，何勿胜之有？”由此，在群体性的狂暴力量下，拳民们屠戮传教士和教民们非但没有负罪感，反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正义感。 在洋人的眼中，拳民的“神鬼”观念纯粹是一种愚昧和文明的对抗。这种观念上的不对称，只是庚子年那场混乱的表现之一。事实上，义和拳事件至始至终都是一场非对称的冲突，其参与的三方（义和拳、清廷和洋人）不仅在观念上不对称，而且在目标、作战能力、信息等诸多方面都是不对称的。从目标上来看，拳民试图将所有洋人及其影响从中国的土地上清除出去，外国联军认为他们是在解救在华的外国人，而清廷则认为列强是在干涉内政和侵略。三方在作战能力上的不对称更为明显，义和拳的法术不可能和洋人的热兵器对抗，清廷的落后军队也抵挡不住列强的现代军队，拳民的“神”在洋兵的现代武器面前显然只有想象的价值。这种实力相差悬殊的战争，完全可以称为是“毫无悬念的战争”。 更有甚者，义和拳、清廷和列强军队的三者关系也是不对称的，他们甚至陷入了各自为战、各自为敌的混乱局面。对他们中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两面受困，腹背受敌。义和拳和清军虽有合作，但十分有限，彼此的不信任似乎更占据主流。由于义和拳基本没有获得现代武器的渠道，其在与外国军队和清军的对抗中显然是处于一种绝对的劣势，在热兵器时代和列强的环伺下，义和拳只能发展成民众骚乱而不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毕竟，法术与武器、想象中的作战与现实中的战斗是完全不一样的，最终的结果是“神鬼”之战变成人对“神”的杀戮，这也是现实对虚妄的一个毁灭性报复。当然，今天我们批评义和拳的时候，也看到他们的局限并体谅其无奈，毕竟，时代留给拳民们的选择余地实在太有限了。 当时曾人评论说，庚子事变乃“起于守旧，成于训政，迫于废立，终于排外，四者相因，大祸遂作”。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的话，问题就更加清楚: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拳事件其实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和无能，这促使戊戌变法采取“学西方、求变革”的举措，而二年之后的义和拳事件不过是戊戌政变后顽固势力“反西方、反变革”的历史反动而已。在清廷当权者的昏聩与私心下（如刚毅等人的仇洋和“大阿哥党”的立储利益），加之外国势力的不当干涉，义和拳很快被卷入了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由此也迅速被催生成一种更为可怕的运动。 鉴于清廷统治集团自身特殊利益的存在，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高估了当权者的智商，也不可低估了他们的私心对国家命运的巨大危害。譬如庚子年中以端王载漪为首的“大阿哥党”与刚毅等顽固守旧派的狼狈为奸、坑瀣一气，及其试图利用义和拳谋取朝政的叵测居心，有心人念及庚子乱事，能无痛恨于谋国者之不臧哉！ 北京的那些外交官和联军的指挥官们对庚子年的乱事负有同样的责任。也许是历史的偶然或者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各国在庚子年之前都更换了更有“进取心”的驻华公使，这些出来乍到的外交官们对中国事务毫不了解却又大多狂妄自大。在剿抚问题上，在华外交官与清廷的负气相争反使得义和拳不断壮大并逐渐走向失控。而大沽口外那些联军指挥官的鲁莽蛮横，更使得庚子年的冲突主动上升为一场侵略性的国际战争。在清廷看来，抵抗八国联军是一场保卫主权的反侵略战争，而联军指挥官却认为他们是去解救人质、缓解人道主义灾难；义和拳则认为他们是在清除破坏中国传统和宁静的洋鬼秽物，而列强则认为他们在帮清廷消灭一场愚昧的混乱。如今看来，这是一种多么离奇而又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历史景象。 战争的结果几乎是一边倒，唯一可以安慰我们的是“义和拳制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说法。可惜的是，这显然纯属“丑表功”的谬赞。国内的历史教科书常引用当时的联军统帅瓦德西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以此来证明义和拳化解了列强的瓜分图谋。但是，瓦德西的个人观点不代表德国和列强的外交政策，真正使瓜分成为下策的，是列强的实力和彼此之间的矛盾。要想占领幅员如此广阔、人口如此众多的中国，即使再增加有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洋兵也恐难成功。列强要想中国保持既得利益，最好的办法还莫过于“以华治华”的策略。倘若继续同中国为敌，则“满地干戈，不独生灵涂炭，即列国亦与受其灾，则所得者寡，而所失者多矣”。换句话说，瓜分根本就不具备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又何来义和拳的“制止”一说呢？ 义和拳被美化甚至被神化主要在文革时期，当时甚至提出，“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忠于革命、是否对祖国忠诚的标准”。这种以感性替代理性、政治宣传代替历史真相的思维方式走的是一条“爱国主义”的歪路，是极其荒诞而有害的。事实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和狂躁的程度，能与义和拳相提并论的，唯有文革。由此，义和拳被戴上了“反帝”、“人民运动”等光环也就无甚稀奇了。 陈独秀曾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说，“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黑暗的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口号，至今都不曾落伍。在如今的网络语境里，义和拳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义和拳，义和拳，一言不合便打拳”，这种浮躁、愤懑、麻木、无助甚至绝望的气息，和一百多年前华北农村何其相似。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非理性的狂躁情绪，在现在的网络上乃至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如果任其继续蔓延或者治理者引导不善、疏理不当，在一个非暴力不足以警醒的社会里，极有可能在各种机缘巧合的条件作用下得到爆炸性的宣泄，其危害可能不啻于一百年前的那场劫难。 义和拳的愚昧是因为缺乏现代教育，暴戾的原因是群体的非理性，而它的整个发展壮大则与清廷同外国列强意气相争的过失性外交有着重大的关联。如果清末能够推行现代国民教育，哪怕是传统的儒家教育，拳民们也不至于落入迷信的狂乱之中；如果拳民的观念和意愿的能够有一个理性的表达渠道，当地官府对底层社会有足够的了解并能够疏导民意和化解矛盾，这场骚乱也断不至于一再扩展，以至于不可收拾；如果清廷的决策者能够多了解些国际惯例和世界潮流，也断不会在对外交往中一味的顽固排斥；如果西方的外交官能够对中国国情多加研究，也不至于使得事态越来越恶化。 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未来呢？ 历史的悖论往往在于，“扶清”反成了清廷垮台的重重一击，而“灭洋”却成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契机。换句话说，义和拳事件以一种非理性的、非科学的和非法制的方式，开创了近代中国融入世界文明的探索，虽然晚清最后十年展开的新政和立宪并非它的本意，这就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历史。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种有意义的探索在上个世纪被屡次三番的无情打断。如今的我们，依旧缺乏自我反省的科学及其理性精神；而我们的一些教科书和主流舆论，仍旧沉迷于阶级斗争、革命史观和冷战的语境及思维方式，这种不敢直面历史原相的荒谬、怯懦与盲动，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规则、机制及为大众所认可的行为方式来适应民众突然勃起的力量的话，迟早会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再次尝到无法预料的苦果。 念及于此，凡我国民，能不慎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