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哈伯马斯的生活与思想背景
第一节 哈伯马斯的早期生活
第二节 哈伯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
第三节 哈伯马斯的生平著作
第二章 哈伯马斯沟通行为理论的基础：三种知识和其趣向
第一节 科学知识与其“技术趣向”
第二节 生活的知识与其“实践趣向”
第三节 人类整体知识与其“解放趣向”
第四节 三种知识趣向与沟通行为理论的辩证关系及反省
第三章 哈伯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之实践与应用
第一节 语言与社会生活界
第二节 普通用语学
第三节 系统扭曲的沟通
第四节 沟通伦理学
结 论
参考书目 前 言：
哈伯马斯（Habermas, Jurgen, 1929--）是当今极具反省性、批判性、现代性和创造性的大思想家。他的思想涵盖面甚广，包括对马克思主义、诠译学、心理分析、西方传统的知识论、实证主义、语言哲学等的反省、批评与超越。此外，他也是个相当入世的思想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文化、意识型态、科技意识和合法性危机等问题，皆有深刻入微而引人反思的分析和批评。
如何与他人沟通及交淡，增加彼此的了解，增进友谊？“沟通与交谈”是人的一生之中最大的挑战，皆是我们一生所要学习的，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的沟通，推广到教会与社会、宗教与宗教…等等多元的社会。“沟通与交谈”不是在言语上，而是，最后是在行动的交谈被解放出来的。佛教界说：“万物皆空”、天主教来说：“道路、生命、真理”；如何面对其它宗教的“真”及如何与他们彼此间的暸解及沟通。资本主义社会至今，人类忽视本身、意识、潜能的发展将全部的精力投入于“物质世界”的盲目扩充中，人的自我与理性淹没在商品崇拜、意识形态中，社会的沦丧，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剥削是可想而见的。如何营造良好的沟通气氛等等，都是我们在牧职生活中的需要面对的问题。
本论文讨论哈伯马斯对“沟通与交谈”之探讨，说明他的生活思想背景，并介绍哈伯马斯的知识理论架构构成知识的趣求动向，最后以沟通行为理论的实际应用做反省。如此的架构是探讨我们如何结合理论与实践，因而改造社会良好的社会结构。
第一章 哈伯马斯的生活与思想背景
哈伯马斯的思想是立基于批判理论对其自身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转向。这也使人对当代实践理性辨证思潮，除了在历史演变的轨迹之外，想从理论系统的内在结构进行认识，一个最佳的选择。1 哈氏的沟通理论是与其对意识型态的反省和批判连系在一起。其意义如下：
（1）他认为，光是说意识型态造成系统的扭曲沟通是不够的，因为这可能陷入任意和武断的漩涡之中，因此，必须铺陈一套判准，来对照出意识型态所造成的扭曲沟通的现象。
（2）基于对心理分析的反省，他深深的体会到解决意识型态的问题，必须从肯定人可以进行自我反省，并能与别人形成和谐；在无宰制的沟通情境下，激发人的比较和批判理性，对既有的意识型态进行批判，将其解消于合理而不扭曲的沟通情境中。
（3）在他看来，了解的确是人生命存在很重要的轘节，但了解是透过沟通行动来进行来实现的；因此，与其重视了解，倒不如重视沟通行动来得确切点。
第一节 哈伯马斯的早期生活
哈伯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八日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大（Dusseldorf），并在古伦梅斯.巴赫（Grum-mersbach）长大。他的父亲是当地“工业暨贸易局”的主管，而其祖父则是当地一家学院的院长，家庭和成长环境，都是在“中产阶级”的社会中，但后来他才发现，自己是生活在幻想中。2。哈伯马斯经过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衰，再加上受到战后纽伦堡大审及一些有关集中营评论性影片的冲击，心灵倾向于政治化。
哈伯马斯于一九四九年进入哥廷根（Gottingen）大学，但也在苏黎和波昂大听过哲学、历史、心理学和德国文学的课程。他于一九五四年完成《绝对者与历史》（Das Absolute und die Geschichte）博士论文，可算是一个较有传统性的研究。其实，他在1953年已开始由批判理论的传统中产生转向的迹象；在1979年哈伯马斯接受访谈时说：“一直到海德格的《形上学入门》一书出版，我的政治观和哲学观，是两种完全不一样信念。”3 哈伯马斯指出海德格该书之所以为带来震撼，是因为讲述哲学的过程，没有一句关于政治背景的说明，这与他所接触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路径，有许明显的差异。
第二节 哈伯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School）4 是一般人对其通称，而他们则自称所持的立场为“社会批判理论”（The Critical Theory of School）或简称“批判理论”。
就其历史渊源而言，法兰克福学派得以发展的基础是于一九二三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成立的社会研究所。创办之初这个研究所并未形成一个学派，而是在此研究所因二次大战被迫移往美国之后，才发展出来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中，可以分出四个主要阶段：（一）一九二三至一九三三：这个时期理论探讨的方向是相当多样性的，在首任主席葛林柏格（Carl Grunbera）领导下，研究所的大部份研究计划都具有强烈的经验色彩。（二）一九三三至一九五○：因二次大战的关系流亡北美洲，当时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理论已被引进成为其活动的主要指导原则，哲学取代了史学与经济学特别是在霍克海受聘为主席的就职演讲中即可看出其中的差异。（三）一九五○至一九七○：此时已是战后返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亦到达高峰，甚至是一九六○年代学生运动，推波助澜的思想基础。（四）一九七○年之后影响力逐渐消褪，也离曾经激发它兴起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哈伯马斯即为此时的主要健将，晚期的理念在他手中有了更新的发展。5
1956年，哈伯马斯担任阿多诺的助手，正式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一直到1970年左古才结束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正式关系。哈伯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他一方面继续他两位老师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以及他的朋友马库色（Herbert Marcuse）的批判传统，而另一方面他也力求超越古典的批判理论，并对当代的哲学和社会理论作出巨大的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伯马斯使批判理论向当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理论开放，并促成批判理论与伽达默（Hans George Gadamer）诠译学（Hermeneutics），系统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Syetems theory and structural funcitionalism）；实证的社会科学，分析与语言哲学和认知与道德发展理的对话。近年来，他更将这些影响他的思想综合入他的“沟通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6
第三节 哈伯马斯的生平著作
哈伯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密切关系，研读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合着的《启蒙的辩证》，以及路威斯对青年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的比较研究等等。另外，哈伯玛斯曾作了几年的记者，对其后来与许多当代学者进行交谈与辩论，所需言辞表达能力，有不少的助益。
哈伯马斯在1962年著作《公众与论结构的转变》（Struckturwandel der Offentlichkeit），已显露出与阿多诺的观点上的差异。后来，他到海德堡教书，直到1964年再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为哲学和社会学的教授，当1968年大学生的激进反对运动高潮时，哈伯马斯极力地投入领导，并把他的理念发表在＜抗议运动与大学政策＞（Protesbewegung und Hochschulreform）一文中。但是，关于大学生暴动和不实际的方向，所进行批判，也成为哈伯马斯与法兰克福团体的关系，产生断裂。于是，他离开法兰克福大学，到慕尼黑和一位自然科学家C. F. Von Weiszacker，创办“浦郎克研究所”（M. Planck Institute），这是他理论转向的开始，后来便逐步发展成“沟通行动”理论。 7
哈伯玛斯之著作极为丰富而多，今试将其重要著作，分列如下：
1963《理论和实践》（Theory and Practice）
1968《技术和科学》（Technic and Science）；《知识和人类趣向》（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
1971《诠释学和意识型态的批判》（Hermeneutic and Critic of Ideologies）
1973《真理的论说》（Truth's Theories）
1976《普遍的实用是什么？》（That is Universal Pragmatism）
1981《沟通行动的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哈伯马斯跟随阿多诺有数年的时间，被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继承人，也是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二代领导者。虽然他的论着与其前辈有明显的共同论题，但论述的方向却截然有别。他承袭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认为实证主义把科学形而上化，甚而万能化，使科学技术敛然成为迷信。而技术主义则把技术加以意识形态化，试图用技术解决当前的一切问题，但技术只是科学的单纯应用，并非科学的真正实践，在应用中一切要理性的自我反思都不起作用，结果造成技术的工具化和理性的意识形态化。8 第二章 哈伯马斯沟通行动理论的基础：三种知识知其趣向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时哲学是发现语言的哲学 。这并非意谓过往的哲学对语言懵懂无知，而是要清楚地指出过去的哲学，尚未真正认识语言之于思考和沟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这个发现并非一劳永逸，它是持续性发展的。
哈伯马斯在研究知识论时，指出所有人的知识都具有一种“趣向”（Interesse）在内。他所指的趣向不是心理学或社会知识论所主张的意思，而是哲学之“准超验性”9 （quasi-transcendental）的知识条件，即任何可能知识的条件。哈伯马斯的知识论不同于传统倾向将知识“客观化”，使理论成为抽象的纯理论。他回到社会生活，以人类基本的生活趣向画分三种“认知趣向”（cognitive interests）。这三种构成知识的趣求动向（knowledge cognitive interests），分别对应于人类社会某一面向。
哈伯马斯在《知识与人类的趣向》一书中，用不同的哲学观点证明，知识如何和人的趣向有密切的内在关系，并指出寻求真理的趣向过程 。10本章主轴并不是要讨论其细节，而要说明哈伯马斯论知识趣向与他之后建构沟通行动的关系，亦可称为哈氏沟通理论之基础，因为他的目的主要在将知识实落于生活上，避免将某一种知识孤立化、绝对化，所以这种知识论也可以称之为“落实的知识论”（naterialist theory of knowledge）。11 哈伯马斯将知识分为三种知识和其趣向：即科学知识与其“技术”（technical）的趣向；生活的知识与其“实践”（practical）的趣向；人类（整体）知识与其“解放”（emanci-patory）的趣向等三种。
第一节 科学知识与其“技术趣向”（technical interest）
技术趣向针对了解和诠释人生的情况。它主要是答复人文科学的要求。对这些哲学而言，真理的判断就是验证或是否证，而它的活动范围就是自然科学。如此所限定的趣向，若一个命题不在其所设定的范围内，便毫无意义，或是无法言明，或是该等待一个否定的可能性。于是，自然科学被跃升为所有科学的典范，那么，人的理性遂被锁定在有用和有效的范围内。结果，当它能满全这样的工具性的理解和制度时，他们认为人生才有意义。12
这种趣向重点在于认识管辖、控制自然界。它以经验分析的科学（empircalanalytic science）为研究方法，而物理学为其准则之模式。按照其方法与规则，其它的研究才能算是“科学的”。这样，一般的“科学”（包括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只是在不同的范围引用自然科学而已。如此，技术的趣向，要发现自然的规律与能力，并使之成为“有用”的技术工具，更成为“真理”的趣向。换言之，人类知识的趣向只归于寻找有用技术的可能性。13 哈伯马斯并不否认经验分析科学在克服自然界的贡献，然而若以偏概全的将自然科学以及技术趣向视为准则，有如孔德（A. Comte. 1798~1857）、马哈（E. Mach）、皮尔士（Ch. S. Peire. 1839~1914）…等等哲学家所主张的，那就太偏差和缺乏哲学的整体反省了。
人类的社会生活最基本的要素，哈伯马斯认为是劳动与语言。人类藉劳动来维持生活，而以语言来相互沟通，这两个基本要素衍生出不同类型的知识。劳动使人类转化物质资源，驾驭自然世界是一种“工具性的行动”（intrumental action），其关注的焦点是对生活过程作正确的预测及有效的控制，衍生了“技术趣向”，此种趣向产生了“经验的-分析科学”（the empirical-analytic Scienes）。此种知识在现代取得优势，凌驾于其它知识之上，被哈伯马斯批判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 14
第二节 生活的知识与其“实践趣向”（practical interest）
实践趣向针对了解和诠译人生的情况。它主要是答复人文科学的要求。这包含许多哲学的方向，而只要有助于人彼此的了解，皆属于此。例如“生活世界”（胡塞尔）、“在世界存有”（海德格）、“生活的形式”、“生活中的定位”（维根斯坦）..等的重要观念，都隶属于实践趣向。15
实践趣向所关心的是如何了解生活具体的世界。这属于一般诠释的哲学。哈伯玛斯在分析狄尔泰、海德格、旭德次、嘉达美等人的思想时，指出实践趣向如何描述历史、文化、社会的结构，使人认识主体之间互动的关系。
哈伯马斯同意诠释哲学家认为“语言”是生活世界了解和人互相沟通的基础，但哈伯玛斯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为了了解生活世界，人应该接受他所拥有的结构知识为其“权威”，这也被称为“成见”或“常识”。语言一方面是了解的媒介，另一方面语言也会成为管辖生活世界的工具。那么，如果了解生活世界而没有加以批判反省，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实践趣向，成为意识型态所倡导的认同趣向。16 这种实践趣向的认知能让我们明白，人的世界和自然世界有所差别，因为它是人类的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互动形成的。
人类典型的行动方式是语言行为：“沟通行动”（communicatve action），人类关注与他人相互的了解，如何对别人解释我们的行动，如何在社会组织中共同节制自己的行为，此种取向所衍生出来的是“诠释科学”（hermeneutic sciences）。 17
第三节 人类整体知识与其“解放趣向”（emancipatory interest）
除了上述两种趣向外，哈伯马斯以为实践的趣向又衍生第三种“解放的趣向”。此趣向来自社会生活的第三种中介一权力与意识形态，此一领域哈伯玛斯认为是人类在行动上被“有系统扭曲的沟通方式”（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但他也同时假定人类另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趣向要克服意识形态及僵化的权力关系，追求“自主”及“负责”，所以“批判取向的科学”（critically oriented science）也因此产生。18
技术趣向，若认为理性的目的是有效和有用的规范，则对人的行动会造成物化的种种危机。而实践趣向，如果没有批判，理性遂陷于意识型态、为权利撑腰，难免绝对化的某种系统。所以解放趣向一方面保持对任何一知识的批判性；另方面也上提的两种认知趣向，加以连接并整合，成为对全人的沟通。然而，这样的辩证性认知趣向，唯独认清语言的重要性，及语言是自明的，方能生效。语言能认同世界所区分的。如此，语言是人生的限度，有了对语言这般地认定，哈伯玛斯遂能发挥其沟通理论。 19
该趣向是要一直发掘生活世界中的种种不合理的意识型态，逼迫独断主义迈向更完满的解放生活世界。一方面从自我批判反省或经过他人帮助，人能由被压迫的意识成为有意识，而得到解放；另一方面，意识化社会结构的意识型态，并提出解放的需求，然而当这些解脱的思想变成封闭系统时，也同样需要解放。如此，解放趣向自己不是任何一个思想系统，而是往批判、熟练的理智，这理智行动在主体互相沟通中，尤其在彼此发生冲突时，发挥其和谐的功能。总之，解放趣向是“沟通行动论”的基础。 20
第四节 三种知识趣向与沟通行为理论的辩证关系及反省
哈伯马斯认为上述三种趣向是知识论的三个幅度，但在哲学思考中，它们有“放而存升”（Aufhebung）的辩证关系。如果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明其关系，那么技术趣向是“自在”（an sich）知识的研究，实践趣向是“自为”（fuer soch）知识的认知，而解放趣向是理智要求自我反省开放和综合，是寻找“自在而又自为”（an und fuer sich）的知识。21 按希腊哲学，“理论”是人对宇宙默观而理解的成果。人在默观中认出“存在”和“存有”的区分，并推论出现象的世界该有永久的基础“形上学”。为了了解美好的客观宇宙，人需要有默观的态度去寻找与独立客观宇宙的“符合”，这是所谓“非兴趣”（interesselos）的态度来源。22
哈伯马斯在介绍“沟通行动论”时，说明了动机：在“理性主义”及“相对主义”所垄断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如何以交谈的方式来彼此了解，并使一些好象不相关或甚至几乎互相矛盾的观点，变成辩证性（整体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如何发现生活世界的构成和意义，是人际间进行沟通不可或缺的因素。为了解生活世界中对话的同伴，主体有时甚至要站在他人的立场去解释、辩护的态度。
于是，哈伯马斯认为“沟通”最起码的条件有两个层面：
（一） 是“互为主体”（Intersubjekitivitact），即对话的双方都必须承认并尊重，对话的同伴所处在的具体脉络之场合。
（二）是关于“交谈内容”，应按对话同伴的表达来理解。更重要的是在沟通中建立更完备的“人之共存”。那么，现代社会生活少不了分工合作，而批判理性就是推动、建造合作的能力。
哈伯马斯主张社会生活诠释该和意识型态批评合作，即工具性的行动（工作）与沟通行动（语言）是互动的。沟通行动要结合生活的主要层面----“工作”、“语言”、“批判”等。由此可知，哈伯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基本上是经由批判理性的重建，来厘清在一般人日常生活沟通中所含有的条件和基础----即“实践的假设”。其中，主要的贡献是发现和证明沟通的条件与基础，使人在沟通中该注意的条件，以便使人达成共识。
第三章 哈伯马斯的沟通行为之实践与应用
哈伯马斯认为“沟通”最起码的条件有两个层面：一是“互为主体”（Intersybjektivitact），二是“交谈什么”（miteinander redden ueber etwas）。再者批判理性该一方面合乎上述所提的了解层面的对话条件，但另一方面该跳出当前生活世界的内在逻辑束缚，包括其意识型态的捆绑，因此，该从‘整体’来判断脉络的场合。23
哈氏寻找沟通理论中的普遍条件----语言。他认为沟通最基本单位，乃是沟通行动。有关“语言行动”（speech-act），哈伯玛斯采取日常语言哲学家奥斯丁（L. Austin）所创建的理论。奥斯丁发挥维根斯担后期的理论，建树了一种沟通行动，它一方面能解决语言的抽象性；另方面能将语言和实践连合。的确，每个语言行动都蕴含两种成分：一是安排，另一是随从。而有效的语言，乃是二者的结合。如此，语言行动能将前一章的趣向和沟通连结成一气。
事实上，沟通行动可分为两层面：日常生活的沟通和探讨的沟通。当日常生活的沟通面临困境时，自然地就迈入探讨的沟通。无论如何，两个层面的沟通，具同样的目的：即达致彼此相互的了解和共识；另外，哈氏沟通的理想条件在于要求“平等”。哈伯马斯探讨的领域与三种认知趣向范围有着密切关系；沟通行动是具体脉络中的人，经过表示、理解、而达到共识或停留在某一层面的互相了解。当沟通行动有问题，如误解、怀疑彼此之间达成的共识…等，沟通就进入“探讨”的沟通了。
第一节 语言与社会生活界
要探讨如何实践与应用哈伯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必须先讨论语言与社会的关系。
人类的语言行为是有意识的，有语义的，不属于生物界的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呈现。我们可从整个语言过程来观察，当客观事物被人感觉到了，由人的感觉器官传到人脑中，被概括而成表象，人把表象和感觉加以普遍化的结果就成为概念，概念形成后才进入思维活动过程，以人的语言表达是社会客观事物具体化或抽象化的呈现，和社会生活习习相关。24
哈伯马斯认为社会生活系由语言活动所构成。人类活动中的语言交换，构成人与人相结合的关系，借着语言的使用与交换，产生个人及集体的意识。沟通-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使用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色。哈伯马斯把语言，此一沟通工具视为人类追求互相了解的基本能力，即前一章所提属于实践与趣向的诠释性的科学。其异于昔日社会理论的地方是，以沟通行为的观点，说明与制度相对的生活界。
在哈伯马斯看来，人的交往行动是和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以之构成“生活界”。然个人意识可因自省而成对世界的认识，但人在交往时所涉及的语言环境，包括语言中的事物、时间、空间、思想等才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活界。社会行为组成生活界，而社会行为即是沟通行为，所以语言交换及论说的结构就是生活界的结构。 25
哈伯马斯以其知识论架构中最关键的“解放趣向”为其批判理论的论点依据，以及语言与生活界之间的密切关联。哈氏企图从生活界中掌握人类行动的基本条件，进而建立实践与应用的理性基础，他以普遍语用能力的重建着手，发展出沟通行为理论。
第二节 普通用语学
哈伯马斯接受的语言学并非传统着重语音、语法，而是把重点放在语用能力的范围上。他的观念系从批评、修正琼斯基（Noam Chomsky）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的观念而得，并接受色尔（J. R.Searle）及奥斯丁（J. L. Austin）的语言学传统而来。
琼斯基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有创造的性质，一个人一旦精通某种语言后，就可创用无数合乎文法的句子，小孩子可以两三年内学会母语，而且一个人的语言知识及能力远超过其语言经验。因此他假设人类具有--“语言能力”是与生俱来掌握一套语言衍生规则的能力，实际的语言行为则是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与外在条件互动的结果。但琼斯基所说的“语言能力”其实只是“文法能力”，忽略了当我们使用语言时另一重要素“说话情境”。26
哈伯马斯注意到说话情境（speech situation），他所见到的语言现象是语言行为。语言沟通或言辞的基本单位并不是语句，而是将语句应用于特定之言辞情境，亦即“言辞行动”（speech act）。标准的或完整的言辞行动包含两大要素：意思要素（illocutionary component）与命题要素（propositional component）。
一句话已是一个语言行为，是一个动作，因为一句说出的话及传递的消息常常只是副句，被说话人省略掉的主句，恒代表一个动作。譬如，某人说：“下雨了！”真正完整的句子该是“我告诉你，下雨了。”。又某人说：“我明天一定来。”真正完整的是带主句的句子“我答应你，我明天一定来。”。通常被省略掉的主句是意思要素，而副句则是命题要素。
（一） 意思力（illocutionary force）
我说：“不要再迟到”的可能意思如下：
我“请求”你不要再迟到。
我“劝告”你不要再迟到。
我“警告”你不要再迟到。
我“命令”你不要再迟到。
以上句中的“请求”、“劝告”、“警告”、“命令”都是代表言辞行动的意思力，奥斯丁称之为“工作言动词”（performative verb），这些动词并非在描述或报导某件事，而是在“作”某动作或“下达”一个命令等。意思力不仅表示它具有“作”某替人行动的性质，而且还是代表言辞行动在建立人际关系方面的能力。由此可知假若听者“了解”并“接受”说话者所说的，而且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关系如期发生了，则此言辞行动就是成功的。27
（二） 命题要素
一项言辞行动的命题要素就是说话者所要说的，或所要传达的内容。就其完整形式而言，包含：
1. 一个指涉词，指出说话者所要说的人或事物；
2. 述语，述说在指涉词之后所要表达的意思。
当沟通进行时，双方必先通过意思要素，建立相互间的人际关系，不同的角色关系将有不同的意思力，而双方认同彼此的沟通关系时，紧接着靠命题要素传达讯息。
（三） 有效性声称
听者之所以会接受一个言辞行动，说话者必须预设四种不同的“有效性声称”（valiaity-calims）。28
1. 可理解性声称（comprecensibility claim）
发出的语句必须合乎文法规则，以便听者能了解。
2. 真理声称（truth claim）
发言的命题所指涉的对象确实存在，或所陈述的状态为真。
3. 真诚性声称（truthfulness claim）
说话者肯定自己是真诚地表露意向。
4. 正当声称（rightness claim）
谈话者所发出的非语句部份（performative component）或所提出的人际关系模式，是合乎共享的规范，使听者能接受而进入所提议的相互角色关系中。
沟通行动的取向在于相互了解与达成共识，也就是针对上述四项有效声称的提出与承认而言。动者在沟通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提出言四项有效声称，而对方也必须了解并且了以承认，否则沟通行动就无法继续进行。这四项有效声称成为每一个沟通行动的“背景共识”（backgound consensus）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有效声称”的提出与承认，是被沟通者预设为已经满足而未明白说出的。这种预设是一种“社会期望”的形式来运作。说话者和听者都预期对方已满足这些条件。因此哈伯马斯认为沟通能力不仅是普遍，同时也是经验的概念，因为它在社会中实际有效的运作者。
假若沟通之参与者对于某一项言辞行动的有效性声称有所怀疑时，即不再视之为理所当然而接受，则有效声称在此时就成为沟通之参与者注意的焦点，沟通必须暂时停止，重新建立有效声称，否则沟通将会完全失败。
言辞的可理解性是沟通的先决条件，有问题发生时行动者必须再阐释来消除误解，当诚意声称受到怀疑时，行动都必须再未来的互动过程中，透过行为表现，重得对方的信任。而真理声称及正常声称受到怀疑时，必须进入另一理论性讨论（theoretical discourse）来重新补救。 29
“理论性讨论”是外在于沟通行动，其作用在于检查受到怀疑的有效声称。在理论性讨论中，双方各以论证来支持或驳斥有效声称，希望能再重新达成共识，此种沟通形式具有检定可实的意义。在一个社会中，许多意见、信仰、规范由于受到制度架构的保障，以及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因而具有相当稳固的合法性，但这些观念所内含之有效性声称，行动者都视之为理所当然而接受，但却经不起理论性讨论的考验，此种信念，哈伯马斯称之为“假意识”（false conciousness）。
第三节 系统扭曲的沟通
（一） 理想的言谈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30
人们参与讨论必然要假定、真正的、合理的共识是可能达到的，这个假定是构成理论性讨论之意义的一部份。哈伯马斯认为只有在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有相等的机会来选择及应用言辞行动，有相等的机会来担任对话的角色，才能够排除沟通结构内外的限制。哈伯马斯称这些要求为“一般性的对称要求”（general symmetry reguirement）。这个一般性要求对四类言辞行动各有不同的涵义：
1. 所有潜在之参与者必须有相等的机会，来使用沟通的言辞行动，以便他们能随时引发理性的讨论，并使之持续下去。
2. 所有潜在之参与者必须有相等的机会，使用“指述的言辞行动”（constative speech acts）亦即诘疑、支持、反驳、说明、解释或辩解，使没有任何意见能免于受检讨或批评。
3. 理性讨论的参与者必须有相等的机会，使用“表意的言辞行动”（expressive speech acts），自由表达自己的态度、情绪、意向等，以便使参与者能互相了解。
4. 理性讨论之参与者必须有相等的机会，来使用“规约的言辞行动”（lregulative speech acts），如命令、反对、允许、禁止等，以便排除只对单方面有约束力的规范，亦即排除特权。31
“理想的说话情境”目的在保证一个自由和自主的理性讨论，我们可在不同的论证结构层次中，自由的进行，逐步彻底地讨论，直到相互的完全同意形成为止。而在现实生活中，理想的说话情境只是一个内在根植于人类沟通行动中的预设。虽然此一预设是反事实的，但是它潜在存于每个人的沟通能力中，所以哈伯玛斯强调理想说话情境的实现与否，是经验上可能的问题，而不是先验可排除的。此预期本身就保证我们能将实际上所达成的共识和理性共识的要求，关联在一起。同时也将是一批判的判准，使得每个实际上已达成的共识，能被质疑和检视。
（二） 系统扭曲的沟通
哈伯马斯引用佛洛依德的“文明压抑说”和“无意识理论”来说明社会压抑下来系统扭曲的形成。哈伯马斯认为沟通和劳动是维持和延续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二者相互依赖，而且是不可化约的基本要素。当社会的生产力有限时，物质匮乏的因素，形成一自然的限制，使社会必以压抑个人过多的需求以维持社会的生存，这替社会压抑透过“制度化的扭曲沟通形式”来进行。制度化的扭曲沟通模式之所以对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有束缚和规范作用，则是透过语言而限制人类的理解和沟通活动。32
人类的认知与行动都须透过语言的媒介，语言使得人类能相互理解和活动，但同时语言也是一种限制，因为无法透过语言表达的，就无法被理解和沟通，因而也约束和规范了个人的思想和行动，社会亦藉此将个人过多的需求，排除于语言表达和公共沟通之外，形成“扭曲的沟通”，使个人产生错误的“自我意识”，以及对他人和外在世界的错误理解。被压抑的需求转变为个人和集体所无法反省意识到的死角。
第四节 沟通伦理学
理想的言谈情境的实现，必须仰赖-理想的生活方式，哈伯马斯提出了“沟通伦理学”（discuss ethics），做为其理论的依归。
他把沟通伦理学的基本原则称为“普遍化原则”。33 它所指涉的是，每个有效的道德规范在被普遍遵循中必须导致满足一切有关人的意趋和为一切有关人所接受的结果。从普遍化原则可以直接得出结论说，每个一般地参加论证的人，原则上都能在行动规范的可接受性达到同样判断。换句话说，只要一切有关的人能够参加一种实践的沟通，每个有效的规范就会得到他们的赞成。
但是这种普遍主义如何可能呢？根据什么可以说一条规则可以得到普遍遵守，而且能满足一切有关人的意趋？在此要说明的是，哈伯马斯的沟通伦理学是带有种种限定条件的，他把问题确定在道德行动领域，确定在道德讨论与道德论证领域，因此并非泛普遍主义，它是具有相对性的，而且涉及本质性。沟通伦理学认为在面临道德论争与冲突时，一切有关的人在实践沟通中通过他普遍承认的规范，会达到他普遍接受和同意的结局。道德讨论与论争以普遍有效性和非党派性为原则、进程、及目标。
他的沟通伦理学观点和他所主张的沟通伦理学原则，是与道德怀疑主义对立的，所以反怀疑主义精神因此而贯穿于他的全部伦理思想，因为以怀疑主义为基础，事实上不可能建立一种伦理学。怀疑主义拒绝作任何论证，但是他并不能否认他在参与社会文化的生活形式，否认他也在交往行动的各种联系中成长，并在其中生产他的生活，他能否认道德，却不能否认他生活中的关系伦理。
而沟通伦理学的基础是“交往行动的概念”，在交往行动中贯彻，体现了交往行动关系的相互性，而且这种相互性以交往和交谈者之间的权利平等、机会均等为持点，同时也是在一切有能力参加沟通的人中，并无例外和无压制地实现相互性，所以我们可说；按照沟通伦理学，道德与主体平等不可分割，道德在于主体中作平等理解，交往及沟通。
结 论
哈伯马斯所塑造出来的批判理论和沟通理论，是当代社会、政治和哲学理论的重大主流；况且，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之中，我们正视他的思想，对于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种种问题，有莫大的助益。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哈伯玛斯的思想，基本上是有肯定启蒙的理性传统而形成的。
哈伯马斯的沟通理论是与其对意识型态的反省和批判连系在一起的。由于科技发达所造成的技术意识本身也很容易变成为一种意识型态，并且使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合法性的危机之中。哈伯马斯企图透过人类“理性的重建”以及“理想的言谈情境”的确立来解消意识型态的问题，这与启蒙和社会实证论者企图以所谓科学的认知来解消意识态束缚的作法，可以说是很类似的。哈伯马斯对意识型态抱持批判反省的态度，是绝对必要的，尤其是今日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技术意识的笼罩下，其所造成的公共批评和讨论的萎缩现象，更是需要以批判反省的态度来面对它，以便使自我反省之后，重新成为驾驭科技的共同主人。不过，哈伯马斯认为，光是说意识型态造成系统的扭曲沟通是不够的，因为这可能陷入任意和武断的漩涡之中，因此，必须铺陈一套判准，来对照出意识型态所造成的扭曲沟通的现象。而哈伯马斯基于对心理分析的反省，他深深的体会到，解决意识型态的问题，必须从肯定人可以进行自我反省，并能与别人形成和谐、无宰制的沟通情境下，激发人的比较批判理性，对既有的意识型态进行批判，将其解消于合理而不扭曲的沟通情境中。
在哈伯马斯看来，了解的确是人生命存在很重要的轘节，但了解是透过沟通行动来进行实现的；因此，与其重视了解，倒不如重视沟通行动来得确切点。哈伯马斯较重视人的社会存在性，一个成功的言辞行动，不只是说出合文法的句子，更重的是当事者双方都能进入彼此志同的人际关系中，而这种被认同的人际关系之所以可能，乃建立在说话者的言辞行动是否符合以下预设：（1）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说话者所说的句子必须合乎文法规则，以便让听者能够了解；（2）真理性（truth）：发言的命题所指涉的对象确实存在，或其所陈述的事务状态确实为真；（3）真诚性（truthfulness）：说话者的发言，能够符合听者所遵守的规范系统--亦即必须有共识，从而使听者能很容易接纳他的发言。 34
在哈伯马斯看来，当人的言辞行动一发动，企图与别人进行成功的沟通时，他必须预设并且满足以上四种条件。因此，以上四种条件事实上是作为“沟通能力”而存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而且可以在人们之社会中实际运作着。总而言之，哈伯马斯之“沟通理论”是奠定社会批判不往绝对主义或集权主义发展，而且提示人们对人类未来理性社会可能发展的方向。因此，理想的言谈情境并不是乌托邦，因为它并不排除历史意识，而且希望透过理性的社会批判和实践来逐渐体现它；奠基于人类理性反省能力之上构设。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并不是另外一套意识型态，因为它强调的是让人们能够自主、负责而且理性的进行思想行为以及沟通行动，它本身是人们理性的沟通能力的直接体现，它不是作为某种理论或符号系统，从而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沟通行动起着自然因果般的决定作用。
哈伯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澄清了个人具有的沟通能力，和一理想沟通模式所应具有的形式与条件，并说在常态中一个不受扭曲的沟通行动所应具有的条件，次用来解释社会层次系统扭曲沟通而产生的原因。意识形态的统治与支配，使得人的沟通理性和能力受到阻碍而无法完成及实现，但哈伯马斯肯定“沟通能力”是内在于所有的沟通行动里，所以社会批判是可能且必要的。透过社会批判才能使个人脱离意识形态的制约，解放遭受系统扭曲的沟通者，使个人能意识到自我了解和行动中无意识决定因素，因此产生自省和理性的判断，达成一理性自主的沟通。
1. 刘中容.尤煌杰.武金正。《西洋哲学史》。页503。
2. 李英明。《哈伯马斯》。页1。
3. 刘中容.尤煌杰.武金正。《西洋哲学史》。页504。
4. “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School）源自1923年2月3日在法兰克福大学成立的“社会研究 中心”（Insitue of Social Research），首位主任是葛林柏格（CARL Grunberg），着重史学与经济学的研究，他在1929年中风退休。1930年霍克海默继任为主任，着重社会哲学和心理分析的研究，1933年因为纳粹的兴起，被迫流亡美国。1950年该中心迁返法兰克福，开始明显地以批判理论蔚为影响德国和欧洲社会思想的流派，1970年代开始，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渐渐地消褪；但是，其基本概念透过哈伯马斯的思想，仍然获得了崭新的意义，并且获得突破性的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除了霍克海默之外，尚包括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 1894-1970）、马库色（Herbert Marcuse, 1898-1979）、阿多诺等人，哈伯马斯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
5. 廖仁义译。《法兰克福学派》。台北：桂冠出版社。1984年初版。页1-5。
6. 李英明。《哈伯马斯》。页2。
7. 刘中容.尤煌杰.武金正。《西洋哲学史》。页505。
8. 黄瑞祺。《批判理论与现代社会学》。页121。
9. 刘中容.尤煌杰.武金正。《西洋哲学史》。页506。
10. 同上。页507。
11. 黄瑞祺。《批判理论与现代社会学》。页127。
12. 辅大宗教学系主编。《宗教交谈：理论与实践》。页10。
13. 刘中容.尤煌杰.武金正。《西洋哲学史》。页507。
14. Craib Ian。《 Modern Social Teory》。from Parsons to Habermas。（Theford 1984）。P190。
15. 辅大宗教学系主编。《宗教交谈：理论与实践》。页10。
16. 刘中容.尤煌杰.武金正。《西洋哲学史》。页508。
17. Craib Ian。《 Modern Social Teory》。P190
18. 同上。页190。
19. 辅大宗教学系主编。《宗教交谈：理论与实践》。页11。
20. 刘中容.尤煌杰.武金正。《西洋哲学史》。页509。
21. 武金正。《解放神学》。页319。
22. 刘中容.尤煌杰.武金正。《西洋哲学史》。页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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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蔡汉侠。《哈伯马斯的沟通伦理学》。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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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c Carthy, Thomas,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urgen Habermas.（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e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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