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与现代人

前言
 主日不仅是个人的事，不仅是宗教意识的事，也不仅是生活里需要休息的问题，而是一件与团体有关的事，更确切一点说，是一件与团体秩序有关的事。假如匕日一旦不与团体秩序配合，它不仅要丧失它那来自团体秩序的尊严，它还会被利害关系或人们对它的疏忽而消失。
 主日所受的威胁常从利害关系而来。信仰和对民族宗教精神健康的责任心必须经常为保持主日的神圣而奋斗；这种奋斗的成果通常便构成衡量民族宗教精神的标准。主日在西方社会中因为基督的社会秩序不再为一般人普遍接受而遭遇到危机；现在西方社会不仅对基督化社会秩序有陌生之感，而且在很多方面居然与它敌对。晚近，经济的发展只受技术与生活享受的决定，使基督化社会秩序更显得落伍，甚至于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因此我们今天要提出的问提是：西方社会中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否感觉到自己信仰的重要性，是否肯怒力，使技术与经济也照顾到信仰的观点。我们认为技术与经济能够照顾到信仰的观点，也应当去照顾信仰的观点。假定把主日作为节日来过一定能够给我们带来工业下或是商业技术方面的利益的话，亮无疑惑地我们会找到一个途径去过主日的。因此，问题就是：我们信仰基督的人有没有决心，维持这几千年来造型我们生活的秩序，或者我们要蹉跎下去，为了纯世俗的观点而牺牲这生活秩序──而我们知道，这纯世俗的观点尚在发展中，而且仍然可以改变的。
生活的韵律
 为了给这些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一个基础，我们要明了，主日的宗教意义何在，以及它在救恩使过程中有了什么样的发展，可是，我们还要先提出别的一个问题：主日的宗教意义是否在自然生命过程中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准备。
 一切生物开始存在时，都还未完好，而只是一种萌芽，在时间进程中，它由于自动的发展和外面环境的影响，渐渐地成为它特有的形态。而这种成长过程并非杂乱无章，而是遵循着一个内在的时间规律，这时间规律在生命出现的韵律中发生作用。这韵律的基础是地球运行和日月运行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运行之间的关系，亦由于气候和其它自然条件的决定，在光和热的强度上产生出一种周期性的变化现象，生命便在这种周期性变化现象中进行、完成。
 这周期性变化现象中最大的一个周期是一“年”：太阳的作用在冬季最弱，在夏季渐渐达到最强的程度，以后又渐渐回复到最弱的程度。最少的一个周期是一“日”：光和热的强度由午夜经中午，到下一个午夜作周期性的变化。在“年”与“日”之间，有第三个周期，就是一“月”：月不由太阳决定，而由月亮决定；它由新月经过满月又达到新月。言个周期构成的一个月，约为构成一个年的十二分之一。
 可是，“日”与“月”之间那段时间对生命的韵律来说，似乎长了一些，因此它似乎需要更进一步的结构，需要一个新的周期变化。不过，新的周期不能依据天体的运行规律而决定，人遂藉自己的精神力最，配合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制度了一个新周期，就是一“周”。针对着上面所说的“年”、“月”、“日”等自然的周期，我们可以称这七天构成的一“周”为文化的周期。
 主日主日的自然基础便是由这些周期构成的。一个月以内主日循环来复四次，它意味着生活中需要轻松的时间，而这种需要是周期性的。在白天人须为谋生而操劳，在夜里他应当获得休息和解脱───只要夜不为文明的风尚变为白画，夜原来应当为人带来解脱和休息的。可是日间的操劳要比夜间能获得的休息大，操劳与休息之间遂造成收支不平衡的现象，一天一天聚集起来而要求更大的补偿。于是，每隔六天，不仅需要多出一个夜晚来休息，而且要求一个整天廿四小时的休息，星期日遂成为应休假的日子。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出来，为了身体的健康、精神的焕发以及整个生命的平衡，一个休息的日子确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件事关系的是一个生活秩序的问题，这一个生活秩序如果受到伤害，无论对个人，或是对社会都会有很不幸的后果。
主日与人性
 星期日作为休息日由于天主的启示而具有了宗教的性质；它成为“主的日子”。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个日子的历史。
 旧约曾一度讲及“撒巴特”，即安息日，而且讲得清楚彻底；还以一个严厉的诫律圣化了安息日，也制定了一套非常精细的法令，使以色列民遵循着这套法令来庆祝安息日。安息日出现在旧约的法令中，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它以经有了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在旧约里虽然未经明显的报导，可是，我们可以从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的字里行间读到，这一章讲了人最原始的情景，同时也指出神安息日与人性的密切关系。
 基督教思想如果提出乐园的问题，我们应当知道，这问题和神话中，所谈的人类“黄金时代”以及童话中所说的“安乐乡”是截然不同的事。基督教思想所努力的是：从天主的启示去了解，在人类叛逆天主，这种叛逆产生出毁灭的效果之前，人的存在曾具有何等形式。也可以说，基督教思想努力的是：要知道天主对人及其存在的观念是什么。天主的这种观念为了解今天的人的实况有它绝对必要的作用。而其它任何对人的看法却都从这种论点出发：人和所有其它的生物基本上并无二致，了解人与了解别的生物条件也一样。人是由各种不同的元素构成，与别的生物比较起来，人不过在结构上较复杂一些，在发育方面所需时较长而巳；实际上，基本上，最后人还是应从整个自然的观点加以了解的。这种对人的看法，无论个别的细节是如何正确，就其全部结果看，仍然是不合乎实情的。明眼的观察者决不能承认，他自己真正会是自然主义人性论指给他看的那种“人”。因为，在今天存在的人后面，还存在一个精神，这精神不能是从我们感觉对象的大自然而来。其次，这个具有精神在──人，在他未进入现有的历史以前，他已经有了另一段历史。这早先的历史虽然无法用挖掘古墓或根据其它文化遗迹来证实，但是，深入地研究人的过人处境和社会形况时，我们会接触到一些因素，而使我们知道，在人类可以企及的最早期的历史以前，人已经有了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的特点不只是在时间上早已过去，而且是一个失落了很多东西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超历史的时代”。这一个时代的历史是经过天主的启示以后才渐渐露出端倪；而天主的启示告欣我们的，是人原始的处境如何；圣经上的“乐园”所意味的，也就是人原始的处境。
 人是天主所造，是天主的肖像。人究竟在什么上肖似天主，旧约并未给予什么理论的解答，旧约只说：天主照自己的肖像造人，叫人管理天主所创造的世界（创：一，26）。人管理世界之权并非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天主给予的；人是以天主代表身份管理世界。这一事实表现在人的活动中应遵守一个时间的秩序。创世纪第一和第二章曾以一个匠人的形象来叙述，天主像一位伟大的工匠，一连六天的工夫完成了创世纪的工程，在第七天停工休息。同样地，人也应当六天的工夫照顾乐园──那在天主恩爱中的和平安乐的天地──在乐园里工作，在第七天休息。
 前面我们谈过的生活韵，七天一周的法则，可以说值根于万物的基础上。它一方面看起来是一个自然的法则，来自天主所创造的生命的本质，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宗教的法则，要人在行使管理世界权力时，服从他自己主宰──天主──的意旨。
 在人类原始的处境里──即乐园时代──第七天的安息和旧约的时代的安息日是两回事。在乐园里工作还不是一种负担。在乐园里，人六天中所做的事是执行他管理世界的权力，这种管理是与主的旨意，与自然界的秩序都能和谐一致的。(注一) 人工作之际享受创造的乐趣；他在各种受他意志支配的事物和能力中完成他的工作。在乐园中生存既不似只知嬉戏的小孩子的生活，也不是童话中仙子的生活。人应当创造一种文化，创造一种我们现在的人无法想象其丰富与伟大的文化；不过这种文化是从一个与人的意志和谐无间的自然而来，因为人自己也与天主的意旨密切相契。因此，乐园中的人不和我们一样，他不虽要摆脱工作的束缚。
 所以，主日首先可以给人的──对此我们业已谈过──是很有规律、定期地恢恢他的精力；除此不是主，你才是主。我所创作的一切，并不是我自己的工作，而是为你的大工程服务”的日子。原始的安息日的内容是崇拜、歌颂、真理和神圣的美。
这样，原始时一周的韵律内容与以后的在性质上也就有了差别：它在管理的权力和崇拜天主之间，一方面是创造性的造型世界工作，另一方面是把世界奉献给天主。
 乐园──圣经所记述的乐园──不是历史哲学和心理学所可解释的问题，伪学术、假文学只能糟蹋乐园的真义，更不足挂齿。真正的乐园充满生命、庄严，充满欢乐与高贵。我们无法充分想象出第一个人如何伟大，如何闪耀着天主赐他的权力的光辉：他管理天主的工程。而不是纯自然界的一员，他有“人格”，他能负责。他不能够只单纯地“存在”，单纯地“活下去”，他应当为自己作决定，他是否依据真理去运用他的管理世界权，换句话说，他应当决定，他是否要服从世界真主宰，或者要叛逆祂。
 这里我们无法详谈创世纪所叙知善恶树的意义以及人受天主考验的意何在 (注二)。我们只想强调指出，一切有特殊用心的象征主义解释，即将知善恶树作为意志的发展成熟、认识的自由、性成熟等的表现是有背圣经启示真理的。知善恶树不是别的，只是天主无上权威的标志，在这里人应当作决定。人应当实现一切善的知识，亦即是完成自我的发展；不过，人应当服从的条件下完成自我发展──人应当服从那位即善即圣的天主，这个天主使人成为祂的代表。人想与天主一般无二地统制一切。这样人糟蹋了他代有天主统制一切的权力，生命的秩序也从而破坏。
旧约中的主日
 在人类叛逆天主后，旧约中所称的工作就产生了，在过去，所谓工作就是人执行管理世界的权力；而且人当时完成工作所用的力量的伟大与完备，我们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同样，当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今天也是不可思议，而成为神话和童话。当时人是以一种堂堂的自由自在的气慨从事管理和创造的工作，而且常有成功的保证。现在──人叛逆天主之后──一切都有了变动，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工作于焉产生。当然，这里我们无须谈及，为完成我们现在的工作需要何等发明的力量和实施的努力，何等的勇气和何等的牺牲。但是我们应当忆及一件事实，免得我们下面的论点给予人过于悲观的印象，就是近代──高扬劳工神圣的近代──忽略了若干属于工作本质的因素。
 首先，在工作里有一种不自由的因素。工作是一种负担，一种束缚。在创世纪上说：“为了你的绿故，地成了可咒骂的；你一生天天劳苦才能得到食物。地要给你生出荆轲和蒺藜，你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须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于土中：因为你是由土来的；你既是灰土，还要归于灰土”（三，17─19）。对工作的这一个因素古代有很强烈的感受。对于古代工作是一种累赘，是一种耻辱。真正的人是自由人，不工作。真正的人培养自己的人格，度政治生活，领导战争，享受生活的乐趣。他把工作文给奴隶做，以为这是从工作束缚中得到解放的方法。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摆脱人类共有命运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却反过来打击了人；因为由这种努力产生出一种特权的要求，产生出一种使人心冷酷无情的后果──无论这种怒力能使人有何等的文化成就、有何种智慧、使人如何高贵──古代人的确具有这些特征。
 基督的信徒对工作的感受却不相同。在天主启示的陶冶之下，他发现了工作的真谛，他给予工作应有的光荣。近代人却又犯了过度高扬工作的毛病，他几几乎把工作提高成为宗教。近代人培养起对工作一种不正确的看法，这种看法是古人想也末曾想到的。这种看法是：过去工作被视为一种补偿，补偿人因为叛逆天主而造的罪，现在这种工作为补偿的意义已经不存在了。工作成了人存在的基本因素，工作不仅是一种光荣的事，而且神化了，因此而使人难于分辨出工作的真正义何在。这样一来，人非常容易受骗，而肯去接受任何的劳役。于是产生出一种新型的工作奴隶，这种工作奴隶比古代人所了解的工作的痛苦还要深，还要可怜。
 最近几十年来，人类了解了这种错误。凡是经验过极权主义强迫劳役的人，都明了以工作为一切价值基础的理论是如何的荒谬。
 可是即使是与政治无涉的人，现在也都渐渐觉醒了。他感到工作并非是近代人所想的一种使人生存意义圆满的东西，他也感到工作本身还有问题在，而且，因为工作本身内有一种逻辑的强迫，即使在任何民主制度里，工作的完成都要求人牺牲自由。基本上说，在工业发展的初期，自由的英国许多男人、女人、儿童所做的那些可怕的工作、与罗马人在兴建水道工程时所用奴工的工作又有什么分别呢？跟我们今天的经纪人制度又有什么分别呢？这种现象难道只是来自事业心、心不能安定、利欲心、缺少道德方面的修养吗？从古至今人类不是一直在工作的逼迫下生活吗？凡任识经济部门或工业界的人，谁不是为了保存自己的职位，为自己的发展而兢兢业业工作呢？这种被迫向前不能自己的现象正是经济技术性的工作的特征，这种工作的道行不仅由不得人做主，反而强迫人就范，它有自己客观的“强迫逻辑”（Zwang sachhafter Logik）。
 前面所引述的世纪一段话还指出使工作没有光彩的第二个因素：人的努力往往徒劳无功。无论人类如何歌颂进步和文化，有一个事实无法抹杀，就是人类的努力中有一种内在的缺陷：任何工作都无法摆脱各种打击和困难。试想，人类为了解、征服、造型大自然、运用了多少天才、力量，有何等的辛苦和牺牲，再衡量一下真正的成就又有多少；尤其是看到饥饿、疾病、贫穷、愚昧的在控制着大地时，我们实在无法说，人的工作及其成效间有良好的关系的 (注三)。縰然是宏伟堂皇的工程能使我们观止，我们仍应清楚记得，为这些工程人类付出了何等代价。所付出的不只是物质，尤其是人力、辛苦，甚至于还应丧失人的尊严。试想为建筑庙宇、金字塔、城堡、宫殿、运河、工厂，有多少弱小无告的人含辛如苦，我们便比较会了解，创世纪上所说的“荆棘”和“蒺藜”有什么意义了。而其它的历史观对人类命运和人的工程批评都是以成功为标准。这些历史观强调人类历史上等殊伟大的成就，以这类大成就来划分历史。可是，这种看法也应当以叙述历史上人类的失败来补充才是：应当叙述如何在一开始时许多事业已经受到破坏，另一些则是如何有始而无终；又一些事业虽然有了成就，但既成之后，却受到了滥用或无意义的浪费；以及种种毫无义的麻烦，使人灰心丧志无能为力以及束手无策的毁灭(注四)。只有如此，那一被人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歌颂的工作，它的真正面目才能彰显。
在这一件事上，古代似也较近代为诚恳。古代对文化和进步并末讲得太多；至少不比对人生的无常与艰苦讲得多。
若这样来看工作，主日便具有了一个新的特性，这种特性我们在旧约中遇到。主日成了人摆脱工作的束缚，可以喘息一下的日子；人在这一天可以忘怀他徒劳无功的努力，确切相信天主会照顾他，他就是这样单纯下去。
旧约时代，主日上不仅人获得安息，连动物也获享这份安息恩赐，更显出古代这一生活规范深远的人道意义。不仅是自由人，奴隶，甚至禽兽，一切生物既都应感到，那大家都有份的罪恶所做成处境，也都应体味到“撒巴特”──安息日──是我们共同得救的日子。下面我们要引证的一段圣经，所含的是何等的智慧，何等的仁善：“应记住安息日，守为圣日。六天应该劳作，作你一切的事；但第七天是为恭敬上主的你的天主当守的安息日；你自己、连你的儿女、你的仆婢、你的牲口，以及在你中间居住的外方人，都不可作任何工作。因为上主在六天内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一切，但第七天休息了，因此上主祝福了安息日，也定为圣日。”（出：廿，8-11）“七天内你应工作，第七天要停工，使你的牛驴休息，使你的婢女的儿子和外侨都获得喘息。”（仝上：廿三，12）(注五)
“安息日”──撒巴特──是什么？
安息日是安静休息的日子，一个人如果得不到安宁休息，无论他是怎样的进步，怎样富于创造的能力，他只能变得更非人。上主以自身担保，保证人虽然在安息不用工作，仍能有生活所需的东西。
安息日也是一个人能自觉到自己尊严的日子：他自觉到自己无论如何是天主所做造；人是天主的肖像，天主支持他，直到救恩到来的时候。
安息日终于是人应当特别思念上主的日子，恩为在工作的日子里，由于大家都为生活而奔忙，极易忘记天主。
新约中的主日
新约中的主日又如何
永生天父的儿子由于服从天父而成为人。他成为你们中的一员，在一切上都和我们一样。祂将整个世界纳入祂的存在中，虽然祂没有罪，祂也置身于来自罪恶的境遇中，而且承担了罪恶的一切后果。祂以完美的爱爱了天父，由于这种爱，祂把世界重新领回天主的怀抱，而这个世界依圣奥斯定的看法，原是个离开天主地向虚无的世界。祂的精神，祂的心灵，祂的爱情中所进行的一切，本质上就是祂救赎人类的工程，也是与祂那天主而人的存在俱来的工程。而祂应有的历史形象却在于人类如何接受祂作为天主的使者。祂要针对人类对待祂的方式来接受天主的意旨。
耶稣并末做任何事来影响人类的决定，祂所做的只是精纯的宣讲天主的真理，证明天主对人的爱，放射天主圣善的光辉。没有一丝暴力，没有一点游说的企图，不用手腕，更不取巧。祂准备好去迎接任何时刻来临时能够发生的一切事件。而来到的是：人拒绝接受祂。
以色列选民本来应当接受祂的；果然的话，救赎工程可能在人的信仰和爱中已发生了作用。如果有人说，耶稣在背叛了天主的世界那段生涯里所受无限的内心痛苦，为补偿世界的罪还不够的话，那实在是太低估了耶稣受苦的意义了。可是人“并没有接受祂”（若：，11）他们拒绝信仰祂，他们反对祂，而祂承担了这个因此而产生的命运。祂死去了，祂的死亡成为救赎工程定成的最后固定形式，然后被葬；第三天，在逾越节的安息日上，祂由死者中复活起来。
        基督建立了一种新的存在形态。和基督一起开始了基督化的存在。这一存在本质在于通过天主的圣宠参与基督和天主圣父的关系，在于共同完成对天主圣父的认识、对天主圣父的爱、对天主圣父的服从。基督的这一救赎行动在一个星期的系统组织中好似得到了一个纪念碑。“撒巴特”曾经很久被大家遵守为安息日；紧接安息日，作为撒巴特后之第一日，成为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以后这两种意义渐渐联合在一齐。于是渐渐产生了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主日”，就是光荣救世主的日子，也是安息的日子，而且渐渐成为教会礼仪中一个星期的首日，并根据这个日子而称呼以后的为第二日、第三日。
在主日上安息，即从工作重负中得到喘息，而有敬礼天主的自由，这种种因素都仍存在，只增加了一个新因素：就是主日成了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为了纪念基督的复活，教会在春分第一个月圆后的主日上，明令举行复活节。如果我们正确了解的话，复活节的内容实际上包括了基督信仰的全部：天主的爱战胜了罪恶与死亡，在这个胜利中天主启示给人祂是谁。所以，复活节就是基督教最本质的节日。这个庆节所纪念的，因为在每个主日上都重新获得意义，可说是贯穿全年的一个庆节。每一个主日都可说是复活节。
工作也因为救赎的关系，具有新的意义。工作本然的使命依然存在，工作作为原罪的后果特性也未曾改变。可是，天主上智措的秘密揭示给我们：天主的上智要把发生的一切事件都纳入一个伟大的再生莴程中。这样，工作已经不仅是天主的一种诅咒，人应为生活而苦斗，工作也是人一天一天通过他的一切行动、努力渐渐照基督的形成造型自己的方式。这样工作取得了一种新的价值、新的尊严和信心。而且有了一种新的喜乐，超出来自运用精力，征服世界，工作成功的喜乐。这种喜乐是那种圣保绿宗徒在致罗马人书第八章所述，以后，圣若望默示录中所讲“新天新地”的喜乐：这新天地就是因救赎和信仰而再生的世界。
在“主日”上，基督信待要将自己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他应当经常在这种自由中，体验出自己得救的事实。因此，“主日”的意义非常之大。因此，一旦基督信徒不照基督信仰生活时，他会失去永恒的意识、天主的意识，而至于丧失他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意义。因为人不仅应信仰天主，还应当信仰救赎对他的意义。而这一切极易为日常生活所蒙蔽：被弱点侵蚀，为错误混淆，为丑恶而损伤尊严。而在主日天每位基督徒应当努力强化、深刻化自己对人生本质的认识。一旦主日不再警告人这一点时，人的这种认识便会从意识中清失。
经验可以证实这一点。如果有信仰的人往往都会由于种种原因想把这种圣节变为普通工作的日子，更何况那些对宗教信仰不十分坚定或无所谓的人呢！实业家、商人、农人、以及其它工商界人土都说，生产需要利用主日，顾客也虽要利用主日去购买。这样一来，似乎各方都在设法为了经济的原因而动用主日，而以基督宗教的规律为无意义的浪费。可是，我们以为事实上这是一种很严重的短见。因为如果主日这一天照生命的自然节奏看，有它重大意义的话，只注意经济利益的看法便有问是。由于继续不间断的工作，人会失去他生命中那“创造性的间歇”(Schopferische Pause) ，缺少了这种间歇，无论是生活，无论是生产活动都会蒙受其害。在这种错误的估计背后还有恶性的算计：仇视宗教的本能晓得，一旦除去了主日，人便会失去宗教上一种支持而完全在经济政治的权力控制之下。
永恒中的主日
最近几十年来的神学特别注意基督信仰生活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在过去固然末被神学所否定，不过末受到应有的重视倒是事实──就是“末世的因素”(Eschatologisches Element)。在过去，教会教义中有四末论。这所谓四末是指人生和世界的结束以及结束后的事，即指死亡、复活、审判、永恒。而现在教会所理解的四末，是说四末不仅在人生命的终点或世界存在的尽颈发生，这四末在人生及世界进程中已经在发生作用；现在理解的末世，不是说：人间的生存结束时死亡以后开始永恒；而是说已经在现在，在时间里开始永恒。
永恒并不是构成一种神秘的领域，人在死后便进入这个领域里──同样，也不是说，时间好似一条预先存在的河床，在这河床里，人间的生命之流流过。而是说：“时间”是一种“状态”，在这一状态中历史的生命存在；或者说：时间是历史生命所造成的一种状能。“永恒”则是天主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天主的圣宠令人生活的一种方式。人如果配合天主的圣宠以信仰、以行动来完成人生，那么永恒便在这一生命中发展完成。而且，人已经在人间生活里渐渐形成他应当成就的那个人。特别是圣保禄宗徒宣讲了这个真理。圣保禄以非常透彻、非常充满慰藉的方式讲了新生命如何在信仰基督者身上孕育形成，向着永恒生长成熟：“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受过洗归于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于祂的死亡吗？我们借着洗礼已归于死亡与祂同葬了，为的是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罗：六，3－四）。他也说：“我们众人以末蒙着的脸反映主的光荣，渐渐地光荣上加光荣，都变成了与主同样的肖像，正如由主，即神在我们内所完成的”（格后：三，18）。“为此，我们决不胆怯，纵使我们外在的人日渐损坏，但我们内在的人却日益更新，因为我们现时轻微的苦难，正分外无比地给我们造就永远的光荣厚报，因为我们并不注目那看得见，而只注目那看不见的；那看得见的原是暂时的；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所以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格后：四，16-18；五，17）
照上面所说的可知，基督信徒固然生存在时间内，但是他在自己内同时也有永恒。主日的意义也是这样。主日一面照顾到过去，告欣我们：基督复活了，基督以祂的复活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另一方面主日也照顾到末来，告欣我们：我们的复活，世界的再生在基督的复活内有了基础；而且一切因世界的穷尽和天主的审判而成为永恒的东西，都是在基督的复活之内有了基础。因为连世上的事也不纯属“自然界”，而是在它们的时间满盈了以后，世界的穷尽和天主的审判才来，紧接着才有圣若望所说的那“新天新地”出现。可是，这个“新天地”现在以经在成就中，它在“旧世界”里渐渐形成。圣保禄在致罗马人书第八章说：“我实在以为现时的苦楚、与将来要显示在我们身上的光荣无法相比的。因为受造之物的切望都等待天主子女的显扬，因为受造之物被屈伏在虚妄之下，不是出于自愿，而是由于使它屈服者的那位，但仍怀有希望。因为连这受造之物也要获得自由脱离败坏的奴隶状态，而进入天主子女的光荣自由”（18-21）。在默示录中圣若望写道：“随后我看见了一个新天地，因为先前的天与先前的地已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廿一，1）
这样，每个主日都指给人正在来临的一切；每个主日都表现出基督信仰所特有的希望。
同时我们的视线也可以从此而向“永恒的主日”开放。“永恒的主日”像所有属于永恒的事物，都构成一种奥秘；我们仍能够以诚敬慎重的心情来谈它。
默示录最后几章叙述再生后的世界：叙述新天地以及在新天地里生活的人。这新天地的情景表现在新耶路撒冷的形象中；新耶路撒冷是由地面向上生长的一座圣城，也是一段漫长历史的结果──可是同时，最好说首先是从天主来的恩为和圣宠（廿一，1-2）；这新耶路撒冷被描写成一种难以设想的处所：它一面是一个正方的立体东西，又是一座有街道、广场，又有天主的河流贯穿其间的城池。这城池既是硬如钻石，又美艳如新娘，在迎接新郎。世界到达了圆满境界，从天主而新生（廿一，5），而实现世界存在的本然意义（廿一，10-22）
这个世界不复存在于历史状态中，而存在于永恒。它不复能向天主说是说非，而只能够肯定地说“是”。说“不”的，都在这个世界以外，被废除，被抛弃了（默：廿二，15）。自由完全实现；它不再是与历史俱来的在善恶之间选择的可能性，而是纯粹的在善行里的升进。在新世界里人间事物的本质可以一览无余，，各种关系也不像在现世那样的故步自封，而是明郎开放。一切的一切都亲密地契合在爱情中，像格林多前书中所说的：“天主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十五，28），大家都分享一共同生命。
这一个圣城也不再有圣殿（默廿二，22）。它已经不虽要圣殿了，也不能再有圣殿。在人间有圣殿，由木石造成，是人的虔敬顶礼神圣事物的处所。这种圣殿之所以能存在，因为各种东西都散布在空间里，不在一齐；这种圣殿之所以必须存在，因为在人间也有凡俗的、不神圣的处所。因为，如果“先前的”和“不法的”已经过去，天主“更新了一切”（默：廿一，4-5），如果祂是“万物之中的万有”，那就不虽要别的圣殿，因为一切都成了圣殿。
既然如此，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在新天地里也不再有特别的圣节日呢？圣节日是只在生命的节奏在时间里进行的才有它的意义；圣节日在服务现世的日子后可以以一种完全向天主开放的姿态出现，人虽要这种节日，没有了这种由天主命令和社会秩序所保护的圣节日，人在世界在的存在也会遭受损害的。而永恒就是受造物之物在天主内的精纯存在，“主的日子”与“人的日子”之间的分别便失去了意义，也没什么可能了。如“主日”也和受造之物那被接纳入永恒的时间性合而为一。
主日与现代人
        前边我们尝试建立起一套“主日神学”。现在我们要谈谈与“主日”有关的一些心理及社会问题。
也许有人会想，既然是如此，前边所讲神学方面的问题似乎多余了。其实，了解生命本质的人都知道，有生命的东西不仅是由下而上建构起来，而且是──以一种非常决定生的方式──由上而下构成的。比如：在人类了解人如何在心灵精神方面健康和有病后，研究人的本质以及人的疾病这件事便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先要衡量主日从启示方面看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才去问，它跟现代工作秩序的现实问题有什么关系。我们现代人意识中的“主日”愈来愈成为“周末”，或者竟成为“自由的时刻”了；这样的日子是为了使工作的人恢复精力，满足人人性与文化方面的需要。
现在我们应当讨论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主日的观念成了一种约束性的原则。这原则有两方面：个人方面和社会方面。
个人方面这原则要求基督信徒，在一周内有一天不工作。可是，工作不仅是一种“负担”为了生活的需要而必须承担起来，他也是一种“事业”，是使人感到兴趣，能激起人的发明能力、造型能力，因此而有积极意义的事。何况它还可以给人带来利益和权力，提高工经济与社会水平。
不工作的人便是放弃由工作产生的果实──他的收入。这样他的经济安全、生活享受的可能性等也都要减少。此外，他为了休息，也放弃使生命价值提高的因素：比如贡献出力量、从事创造性活动等。尤其后者，对成熟的人来讲，它是一种直接可以感受到的价值：他可以感到，紧张如何松弛，力量如何补充起来，跟存在的关系又开放畅通，而且增加享受的能力。另一方面，休息的人是一事不作的人，不作事以乎不是有价值的事。人越积极，越觉到这一点；在现代热衷行动的风气破坏了人静以自处的能力之后，不工作简直使人受不了。空虚、无聊、烦躁将是很危险的后果。今天英美国家反清教主义的狂热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如果有人说：可以以高尚的兴趣、社交、娱乐等活动来好好利用主日，我们以为，理论上固然很可以过得去，事实上却大谬不然。因为，在今天我们毫不费力地体验到，安闲休息本来可以恢复体力，增力乐趣的，却能迅速地变为“忙乱”(注六)。
此外，主日还有另一个原则：主日不仅有个人的，也有社会的意义。应当安息的不仅是个人，也是整个社会。这一安息应做成一种解脱、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状态应当包容个人的生活，给他的生活另一种特性。主日的安息在节日上造成一种公众庆典的状态，这种庆典的状态要求每个人作为人类一份子，跟别人共同来光荣天主。
这里有新问题产生。首先是一些属于社会学性质的问题。如果一个村庄，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失去了真正安静休息的能力，而且以安静休息只具有消极意义，只是缺乏有趣的活动时，便会像清教主义那样地产生集体的无聊，以及由此而生的集体反抗；能产生伪善和团体的慢性中毒，而这种慢性中毒的后果难以想象。
于是又有一个问题产生：现代人──特别是那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无法领会敬礼天主的活动对人处理时间的意义者──他应如何去利用他的自由时刻呢？如果找不到一个真正的答复──一个为一般实际生活可以行得通的答复──的话，那么自由的时刻便会成为空虚的时刻，会生出它能有的一切后果。一个这样无所事事的时刻能使人情绪不稳定，使人易于放纵，从而沉缅于醇酒、歌舞；或者使人醉心体育。且不说体育本身现代已成了“工业”，单讲体育必然引起的吵嚷与激动便会把安静的任何因素都破坏无遗。
因此，在认真讨论如何组织“工作周”时，大家不仅注意，如何使工人既得到更多自由时间，经济也没有什么损失的问题，也很注意，如何使工人好好利用他取得的自由时间，而不致陷溺于一般的逸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不使现代人生活普遍的“摩托化”而破坏自然界残余的最后一点清新、最后一份和平。
不固定在主日休假的工作周
        主日作为法定休假日对现代科技及经济生活重大影响，从这种影响也产生出新的问题。
在过去，科技末发达，生产的过程可以随时中断；由于科技的发达，现在情形却不大相同。现在的生产过程有一系列客观操作的规律，要想中断，一定要受严重损失。这种生产过程不依照时间过程中的自然韵律，而有它自己的逻辑。因此，如何保持主日为法定休假日，同时避免工业界受到它不能承当的损失，便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
如果只偶然破坏主日休假的成规，那当然不成大问题，处理的方法可以协议。但是，如果生产程序基本上使主子不能再成为固定的休假日，问题便不简单了。今天在技艺和经济方面，各种工作都正在自种化。而为自动化的机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那么大，要想使它们真正获利，便必须使它们不停地操作才可。
也许有人说：应当可以把工作加以适当安排，使主日仍是休假日。我们的答复是：经验告欣我们，现代一般人六天工作以经觉得难以负荷，因此，现在到处有人在努力将工作时间缩短为五日。这是说，将周末延长为两天。工作的人可以在星期六、主日这两天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和参加文化活动。对于职业妇女这也是一种负担的减轻，因为她们除职业工作外，还须为家务操劳。
可是，这里生出了另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一般工作的人能够善用这自由的时间呢？或者只是去浪费金钱、浪费精力，或以这种时间为空虚无聊。照目前的情形看，虽然在创造休息和文化活动的正当方式上有了多方面的尝试，却仍然是很成问题的事，因此，有人相信，应当避免使一般人有一连两天的休息。
于是有了不固定在主日天休假的工作周：工作时间是五天为一期，第六天休息。这意味着，只有第七个休息的日子才是一个主日；这样一来，不仅对工作的人来说，现行的主日不复为固定，成规的休假日，而且为整个社会也是一样，因为社会生活的秩序必受工作韵律的决定。
有人会说：根据经验，人工作七个小时后，工作能力本来已降低到最低度了，工作时间不妨就缩短为七个小时好了。可是，仍有人希望，不仅每天减少一个小时，而且整天休假的日子也要频繁些。于是仍旧回到不固定在主日休假的工作周问题上去。
如果有人强调，这种办法不会影响主日为固定休假日，因为上边所述的办法只是特殊情况中的例外的话，我们要请他记得：例外如果接二连三地出现时，便会正常化，合法化的。
此外还有别的一种对生活极有影响的后果：一个家庭中一旦有数字有职业工作，依照各人的工作性质，不以主日为固定休假日的问题便立即成为非常现实的问题。不以主日为休假日的工作周既然是以各种工作的特性来决定，那么在一个家庭中，因为各人工作性质的不同，而能有各自不同的休假日。那么，便不虽要特别的思考能力，人人都会想象到，这个家庭中会生出何等的混乱局面。任何家庭共同休息、娱乐、庆祝的活动便都无从谈起了。个人的存在从而会步入日渐粉碎的局面，国家的极权主义便会决定性的大行其道。或者现代人是有意地要渐渐使家庭解体，使社会的“组织”，或者到最后要使“国家”成为乌合之众的个人惟一的联系呢？
无譣如何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为反对基督化生活的人，这种取消主日为休假日是击中基督信仰要害的最好方法。而且越能避免给人反对基督信仰的印象越好；他们表面上只能强调人道主义的要求，技艺与经济生活的顺理成章的要求。
技艺过程中的“必然性”
        上面所述的种种理由和论证似乎有一种共同趋势：使人觉得传统的“星期”，传统的“主日”，就现代技艺和经济观点看，要不得，已经过时了。因此，我们应当一方面承认它们的理由。另一方面也仔细思考，使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真正能接触到问题的核心。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一种意见：前边所述的那些由现代人类发展中引出的结果，根本无法避免。这是来自人类伟大文化发展过程的一种基本因素，这一因素现在进入技艺的阶段，要抗拒它是件荒谬的事。
我们的回答是：以人类文化是一必然的不能自己的进展过程，根本是错误的想法。
这一种想法首先建立在理想主义的思想体系中，以为整个历史就是一个不能自己的必然进程。这种想法也为唯物主义思想所接受，而且还控制了整个共产主义的思想界。而我们的历史观和他们却是水炭不兼容的。在他们的唯物思想中亚洲与欧洲之间的由来已久的战争现在取得了新的而且危险的型式。共产主义不是欧洲文化的产物，虽然有若干迹象能使人作如是想。共产主义是亚洲式专制的现代化。现在是欧洲人应当认清这一点的时候了。而且应当认清，以历史为一必然进程的思想，是共产主义者宣传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共产主义使其反对者相信，因为唯物主义的世界秩序不能抑止地向前挺进，而以为自己注定了要失败。
这种有破坏性作用的暗示我们应当突破。人类的历史不只是一种过程，而是一系列个人的决定。当然在这一系列的决定中也有“过程”；不过这些“过程”都是由自由意志发出的行为来推动。为我们当前的问题也是一样，不能说：传统的、涵摄了主日的生活规范一定要消灭。要知道，这种消灭之所以能有，只在于人是否要它。而人所以要它，又是来自人一定宇宙观的动机所促成。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哲学思想，也不是宇宙观问题，而是实际的事实。而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构成方式在今天使主日无法继续为固定休假日。
我们要请说这话的人给自己提出下列问题：假如保留主日为固定休假日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技艺和经济利益的话，我们是否会努力运用人一切发明力量和组织能力去找寻一条途径，克服一切困难，来保持主日为固定休假日呢？我们应当真诚，应当承认，我们的问题并非是能不能，而是难不难的问题；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当然，多克服一种困难，必须先看到所从事的努力其价值所在。
基督信仰已经过时？
对基督信仰是否过时这个问题，有人要说：宗教在今天已失去了为一切人普遍有价值的特性。宗教已只是私人的事，只是个人的虽要。因此，文化生活的规范已不能由宗教信仰来决定。主日是来自启示的观念，而现代人大部分都以不信启示。甚至在信教的人中，主日这事，也不见得真正是为了信仰，往往只是固守着一个日见失色的传统而己。
答复是：第一，信仰启示者的数目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小。当然，有不少人与启示疏远起来；可是，另一些人对基督的信仰以一种新方式提高了；这些人的数目还在继续增长中；而且，按照领袖培养的原则看，他们末来能够发生的影响是很难估计的。天主的教会已经听惯了它就要垮台的说法。这种说法已经多次出现，每一次也都很快消失。
其次，一个休假日要真正成为休假的日子，不应当只是一个不工作的日子。因为一则长久下去的话，不工作这件事难以交代。二则只是不工作的话，在休假的日子，有很多能帮助身心休息愉快的事无从发生。此外，也难以培养人际之间共同关系。这一切都属于经验的范畴，我们还虽要别的东西。真正的休息常有另一幅度，超出经验的范畴。它常具有“庆节”的特征，而“庆节”常是属于宗教领域的现象。
在西方，宗教庆节两千年来在基督信仰陶育之下。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所做的实验证明了，没有真正的信仰，只靠宣傅的技俩的所举行的“庆节”是如何空洞无物。在基督信仰影响下的地区──至少欧洲和美洲──它们生根在基督教会中；无论如何它们的根还有生命。因此，要破坏宗教传统的话，总是个危险的实验。苏联这些年来用暴力、用宣传在这方面得到了什么，我无法评论。在亚非两洲要发生什么，尤其难说。无论如何，西方应当维护自己的传统，否则它将失去立场。
因此，如果反对主日的人了解，有什么样的传统思想、什么样的虔敬和信赖的价值、什么样的共同感受与主日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这一切甚至在信仰已经消失的地方，仍然发生作用的话，问题便容易解决得多了。任何一位外科医生都明了，在他对器官之间的关系末弄清楚之前，他不能任意去向这一部分乱开刀的。如果我们只为了经济和技艺方面的利益而舍弃星期日，我们在若干时期后一定会以骇异的心情看到由此而生的后果。这里我们只举一例：如果在几十年前有人说，工厂不许将污水排到河里去，因为怕产生严重恶果，大家一定会称他为反动份子，唯美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大家会说，这是必须的，非如此不可；河水的清洁与工厂的利益两相权衡，前者当然应当让步。而今天我们面临的却是使我们濒绝望的形势。现在大家了解，河流不仅是能够航行的水道，也是一个国家地理和文化的命脉，主日并不仅是一个社会学的措施，与技艺和经济的必要相较，它便好似可以无足轻重；主日是团体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因素；纵然对那些已经不承认主日在宗教上的意义与价值的人，主日对他们仍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主日与人性的圆满
主日的问题与另外一个问题有密切关系，这个问题直透入人存在的根本。(注七) 这个问题来自一个历史事实。近代人为最近几个世纪人类在经济和技艺方面的巨大成就付出了一个代价，这个代价的意义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即是人成了“行动主义者”（aktivist）了。好久以来大家把这种“行动主义”（akitvismus）看作是生存价值的提高，是对道德更认真的责任感。可是另一部分人──他们的数目正在增加──却很清楚看到这种看法的错误。
当然，人类在近代收获的东西很多，丧失的却也不少──一切我们可以称为静观价值的东西；沉默和心神宁静的力量；深刻、来自心底的真知灼见；在逻辑和实用领域以外直觉感受事物价值的能力等，都以丧失殆尽了。现代人到处都不很深入。现代人的生活愈来愈肤浅；他的本能愈来愈柔弱。他愈来愈像那充斥于他生活中的机器。他的生活在各种力量影响之下；政治在个人生活领域中的地盘愈来愈大；新闻事业广播工具决定人生活的感受和口味；再加上个人私生活的领域愈来愈窄狭。面对这一切的力量，现代人所以显得无能为力的主要原因是：现代人那在个人人格深处生根的独立自主能力日渐减退，他和那支持他使他屹立不动的绝对价值的关系也日渐淡泊。
因此，真正的教育学当前极其重要的课题是：重新争回已失去的价值。为达到这一目的，人应首先取得自由自在，没有意图的存在“空间”，主日也属于这种存在“空间”。主日不仅是没有工作，能够休息的日子，也是一个“庆日”；在这个日子上，天主的崇高表现出来，人应当感到自己是自由人。主日如果消失，那便意味着人生朝着肤浅化的方向又迈了决定性的一步。因此而使人本质圆满实现上所遭受的损失，真正历史创造力量受到削弱，是技艺和经济方面的利益无法补偿的。所以，希望那些已经不承认主日的宗教意义者，注意到这一方面，对主日的问题不仅在技艺和经济立埸上去看，也应从更为深刻的观点着眼。
近来常有人主张，当代人并不虽要宗教信仰，他虽要的是工作，文化政治方面的进步和大自然。
我们的意见是：近代人类忘怀了人生中非常基本的一点，就是存在的一切因素──事物、行动、关系、秩序等──只有在超越了生活中一切直接的东西，取得了宗教的幅度时，才能有真正的、圆满的意义。人并不能以自身为满足，人本身并非一完备的存在礼。他跟宗教信仰的关系并非可有可无。古代文化的力量正是来自它们有一深厚的宗教幅度。不仅是因为它们有庙宇和宗教敬礼的处所，而是因为全部生活里都含有宗教的因素。只知欣赏希腊艺术而看不到希腊人的全部生活为宗教所浸润，是很庸俗的唯美主义。一件作品的完成，人与人相契的高峰，一个行动的成功，最后最后都是在宗教范围内完成。Walter F. Otto 在他的“希腊神祗”书中对此有非常精辟的阐述。他书中所说不仅适于希腊文化，适于中古，亦还适于近代──一直到欧洲实证主义及唯物主义时代开始时。这以后，人终于转向了纯现世的生活。
人跟宗教的关系如此，人跟大自然的关系也如此。人跟自然真纯的关系并不在于人感到空气的清新，感到风景的美丽；而应是人跟外界一种有活力、内在的关系。外界花草树木的生长，昆虫鸟兽的孳殖，山岳的起伏，河流的蜿蜒都应跟人的生存息息相关才是。可是，在今天，人们在工余之暇，跟自然所发生的关系只是：一窝蜂从城市涌出，把过去所说的胜地弄成堆垃圾的埸所，弄成收音机、电唱机所发噪音乱响的地区。“大自然”已不复是大自然了。它要想真具大自然的意义，必须人由人性深处去追寻大自然的真谛，然后在大自然发展，完成人性。
对我们现代人来说，问题的重点是：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应如何面对来自基督信仰的生活规范。现代人反对主日的基本动机只有一个：反对基督的信仰。在这里，维护主日者不必存什么幻想，反对者也不必声东击西，坦白地，直接地表示立埸好了。我们相信，为维护主日制度的困难，只要我们肯认真地去面对，是能够克服的。只有我们自己私意以为困难不能克服，主日已过时，甚至于阻碍教会发展人类进步时，困难当然无法克服了
于是只留下奋斗一条路。基督信徒应当很清楚明了这一点。人家要说他们落伍，说他有私心或利害关系，说他们对工作的人没有了解感情等。实际上，这里所争论的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件事，他们不容畏缩。他们甚至于也是为那些反对他们的人而奋斗，因为他们的奋斗是为了“人”。
一个良心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应当提出，而且应当坦诚地加以讨论：教会的宣讲教义、教会的论理教育真正尽其所能了吗？更清楚精确一点说：教会在圣化主日这事上是否太偏重规诫和尽职一方面呢？
当然，遵守主日是天主第三诫的命令。主日不仅应发生重大的影响，主日本身还有崇高的地位，圣经上天主曾命令以色列民以主日为“圣日”。这是真真实实的，不容任何人抹杀。可是，教会是否真正充份地通过宣讲教义和教育工作使主日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且表现出来呢？主日对现代人有什么意义？他感到这种与他存在有关的意义吗？他能看到从“主日”可以给他产生出帮助吗？或者他感受到的是：主日只是旧时代生活方式的残余，是一不必要的负担？圣教会有关主日的教训和实践也真正尽心地表现出，人可以如何用有价值、使人欢乐的内容来充实主日吗？或者教会只知道使自己的信徒“守规矩”，因此如使他们的发明、造型能力无从发挥，而以为主日只有消极否定的意义？
读者一定明白，我们在这里无意只做批评。每一个曾经面对过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要想把“主日”的庆日特色跟一般人的生活协调起来，是如何因难的事。我们在这篇文字里所提出的问题，主要的是要鼓励读者做自我检讨；没有自我检讨的工夫，为主日圣化去奋斗是难以持久，也难以收效的。
附注
(注一)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只须思索一下，在人类现在的处境中，罪恶如果带着它一切后果一个人的，集体的、现实的、遗传的──消失的话，我们的生活会何等轻松、舒适、幸福！事实上、人生却是何等艰辛！
(注二)参考作者另一书：“Der Anfang Aller Dinge”一九六一年于Wuerzburg出版。
(注三)要注意现代人的一种错谬的人性论。这种理论以为人类历史开始时，人只是与动物无分别的一种生物，在种种与动物共有的各式艰窘、辛苦、危险的环境中和条件下，人渐渐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靠着劳作而有了文明。因此，人类有权利来狂歌自己工作的成就。但是这种理论是荒谬的。人是个历史性存在，不是动物性存在。对此，教会在驳斥近代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对人性误解之时，已经有所指示。因此我人须注意研讨人性的正确意义所在。人生中的苦痛与罪恶，据我教教义乃是人类自决行动的后果。人历史初起时已经有了问题，即教会所说的原罪。一切问题均由此生出。
(注四)请参阅Josuć de Castro 所著 ‛‛Geographie de la faim’’ 一九四九年巴黎出版。
(注五)旧约出谷记廿三章十至十一节有关“安息年”的记载，使我们体味到节日圣化这一思想意义重大。旧约上天主对圣化节日的安排充满智慧与慷慨。当然，连在旧约时代，天主在这方面的期待，也未能实现；不过，那已是一个问题。
(注六)如从整个社会着眼，我们不仅应注意那些开车到郊外吃喝现乐的人；也应当注意到那些因此而苦恼的人。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忘记，在这件事上，我们看人，不见得常看到人好的一面，所看到的，怕多是放纵、贪婪、不满等。无论提供给人什么样的东西或服务，应知道，这种努力要有意义才是。谁可以说那些在假日工作的交通人员、饭店人员、体育、娱乐界的人士，他们除了为赚钱而工作外，能体味到工作的意义呢？这种种活动恐怕反而能产生空虚的感觉，使他们怨愤疾恨的。这都是应当思考的对象。
(注七)请参阅同作者等¨‛‛Der unvollständische Mensch und die Macht”及‛‛Kulturals Werk und Gefährdung”一九六三出版于Wuerzbu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