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十余位操德语的神父、修女、在东港举行了为时四天的佛学研讨会,特地邀请了东京上智大学教授杜牧兰神父主讲。参加研讨会的神父、修女,大多承认他们自己以前对佛教的认识是一张白纸。但是四天内他们聚精会神,表现了高度的研究兴趣。研讨会以后,相信他们对佛教至少已能略知梗概。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论教会对非基督宗教”的关系宣言中,格外提及四种宗教,即犹太教、回教、印度教、佛教。说起佛教,大公会议指出它强调世间一切的无常,教人解脱,并应用“自力”或“他力”,追求最高启悟。大公会议敦劝我们,要以明智和爱德与其它宗教人士交谈、合作,对他们精神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优点予以承认、维护、提倡(见宜言第二节)。 佛教强调世界的无常与空幻,而追求最高启悟,充分表示出人性对永恒和无限的渴望;这点与基督精神非常接近,自不待烦言而喻。自从传入中国以后,佛教吸收了我国出类拔萃的一些人物,使这由印度输入的“舶来品”,能够舆儒、道二教并驾齐驱。而且,从佛教寺庙深入民间这件事看来,它在我国的影响,至少不在儒、道二教以下。不宁唯是,佛教在我国还具有创造性:盛行我国的禅宗,可以说就是唐朝的六祖慧能所开创。 然而,号称我国“奇花异葩”的禅宗,目下之所以为全世界所重视,却完全得力于日本人铃木教授的毕生努力。我国大陆上的佛教,目下已被反宗教的共产主义摧残殆尽。那些庄严肃穆气象离千的禅寺,可以说也早已从中国移到日本。据杜牧兰神父所云,日本的天主教人士,已经开始实行行大公会议的训示:他们和佛教人士曾作很密切的交谈,两方面都开始互相认识,互相重视。佛教方面非常重视天主教的秘修 ( mystica ),天主教方面也很喜欢参禅方法,认为可以补默祷的不足。耶稣会神父拉撒尔甚至曾在一位禅师指导之下,多年实行参禅;去年秋季,他在东京附近创建一所供各界人士参禅的“神冥窟”。这一名称在我国人眼中虽有些不雅,但含义极深:拉撒尔神父努力的目标,是要使那些善意追求启悟的人们,在心的深处和天主相接触。我们相信,透过这样深入的“东西文化交流”,天主教才能真正和东方人的心灵接近。 由于归依人数的减少,台湾天主教内部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检讨研究。大家认为需要多从事社会工作,需要教友主动合作,礼仪舆教理讲授必须中国化。是的,这一切都非常重要,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另一方面,我国教会人土似乎早已被“行动主义”所沾染,默观 ( contemplatio ) 已失去应有的地位。在台湾的男女修会,除去圣衣会以外,似乎都被“行动主义”所驱策:大大小小的修会都忙着办学校、办杂志、教书。形形色色的许多修会,不过是名称不同行政系统和经济来源不同而已,精神上大同小异,没有真的特色,都是忙忙碌碌,扮演着圣女玛尔大的角色,然而我们必须记起,佛教在我国最盛行的一支,是专门从事默观的禅宗。天主教——尤其天主教修会——是否也应当在这一点充份中国化呢?我们总应该反省反省:何以赤手空拳的六祖慧能,会影响中国十多个世纪呢?我们如果要向整个中国传教,这类的问题,相信绝不会是多余的。 台湾的佛教徒目下似乎也开始注意社会工作,他们觉得这点比不上我们,应当急起直追。我们认为佛教徒这方面的努力是合理的,值得我们的同情和支持。但基督信徒也正有许多需要向佛教弟兄们请教的地方。怎样能使大公会议所昭示的交谈和合作,成为活生生的事实,这该是我们当前的课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