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晨谈话的目的在于强调台湾教会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多方面的问题。我们要考虑探究问题的某些根柢。
现在我要分析给大家看，帮助诸位思考，激发问题。我们并没有答案，却希望讲习会以后每个人都加入工作，帮助我们寻求解答。
请诸位在听我讲时注意以下三点：
一、我们在此报告的，我们至今所发现并拟作的若干假设，并不是最后定论，这些假设需要各位的经验去加以证实。
二、我们所提的大多是在台湾闽南语农民社会里所得的数据，但是对其他语言社会也可适用。
三、我们所用的方法可在其它子属社会中使用。这是一种生活的研究方法。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研究小组的成绩，原有的问题，“台湾人的社团为何？”相当广泛，我们只就一点，即“自然社团”研究。
如就台湾本省乡村社会来说：自然的社团是很有限的，家庭是最明显的单位，社团观念最强最清楚的表现都与家庭有关。在城市居住的人却要差一些，大概因为城市中家庭较小，家庭对个人的社会角色及变动影响较少，而控制权也较小的关系。但一般说来，城市与乡村居民都有很重的家庭感，很少的人认为在家庭外可有社会团体。即在小村里村庄社团的观念也不发达，虽然对同村同乡的人有一种特别情感。在村子内，临时的合作之举如修路、筑堤是有的，但往往只是为服从上面的指示，而非自动组成的。这种合作队在工作完成后即告解散。虽然口头上说是公益，若无个人利害或某种个人关系，即少有人参加。这里也有面子的问题：“不好意思”，他人的闲言乱语。无论如何，家庭之外的社团分子之间关系非常淡薄，以致我们中不少人在怀疑是否真能按照我们的想法建立一个教会团体。有趣的是口头上人人都说同一村子应该团结互助，但事实上村民却缺少一种基本的社会意识，虽然他们每日见面，住在一起，彼此相识。我们的堂口往往包括很大的领域，那么要团结教友就更难了，无法组成一个社团，即使组成了也难以维持。那么我们建立生活社团的基础是否要缩小？使得堂区内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彼此有连带关系？
在个人，家庭之外有的人认为国家也是一种社团，他们该为国家效忠。这恐怕是教育的结果，这样说的都是学生或才离开学校的人。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他们看出在家庭与世界之间有一大空隙需要弥补。
所以大多数人把自己当做家庭一分子，以后才是社会一分子；为做社会一分子，他们有模糊的“权利”观念，而无“责任义务的”观念。只有家庭有权要求他们负责。
我们再试看他们怎样看家庭，以期能从家庭组织的特点中找出与教会社团相似之处。为此我们对家庭内责任感、合作、互助、依恃、参与决策等，也许过分强调；但事实上一般人对家庭之聚合离散的原因有一种直觉，往往能说得一针见血，我们只把他们的话混合着我们的经验与观察，用社会学、文化学的术语说出罢了。
在家庭结构中，家庭分子彼此之间的关系有何优点和缺点？我们并不是说家庭关系能在教会中出现，这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但是我们能以这种关系作起点探讨教会分子间的应有关系。更进一步我们虽不把教会变成家庭，但我们能建立起一种亲属气氛，使得人在教会内觉得舒服，使人看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多方面的连系。
我们使用的语词中最能引起反应的是“团结”，团结是家庭聚合最重要的因素。
第一、以密切合作来说或对外采取联合阵线来看，团结使家庭合一。在家庭内此理想使大家有家庭精神。关怀家中的事，共同努力达到同一目标。此目标为“家庭的发展”，更具体的说，是财产经济稳定，在地方上地位名誉增进，在领居前不比人差；对外说：家庭需要和睦，了女孝顺，父亲有权威而为一家之主，全家人都齐心合力。当然这像是理想，实际上只在外表得到实现。内部的纠纷争吵，果然不可避免，但家丑不可外扬。家中常有争吵是家庭的污点，有污点的家庭不受人尊重，邻居也白眼看待，因此个人受到家庭污点的损害，原来不和睦的家庭中的人多少不为人信托，为此至少表面上要保持同心合意。因为经常强调这种理想，人自然压抑心不满的表现，而同时维持社会上的面子。
第二、每个人在家都有他的地位、身份。他有责任配合全家的结构，他要工作养家，否则受全家人耻笑。弟兄间合作被认为是全家幸福的关键，个人在所不计。当然暗中的猜忌在所不免，总有人想自己做的太多或分配不均。家庭中分裂的原因是妇女妯娌间的纠纷。无论如何，怪妻子比责怪自己更容易。其实不和的缘因，往往是由于家庭结构本身的问题，而妯娌间的争吵只不过是导火线。同时每个人有责任平息这些争吵，解决这些问题，使得大家没有怨言。像这样过分强调重视合作与和睦，可能也是由于事实上合作的不多，这种口头强调是一种心理的补偿作用。奇怪的是家人都认为个人有责任减少其中纠纷，同时又认为纠纷是不可避免的。 倒是很实用的态度。
第三、牺牲个人意见而求全家利益。个人行为取决于全体共同的目的，共同的意见。但“同心合力”的口号喊得虽响，却未必内心有如此的倾向，这种口头强调也是为保持理想的一种工具。多数人指出同心合意为家庭和睦的条件，但也都承认此理想不切实际。乡村居民中的两代差距越来越大，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思想意见不同，教育背景不同，使得思想表达亦有不同。总之，大家都认为同心合意必须有实际行为表现，否则家庭必要瓦解。虽然抽象地说，一旦有所决定，即便相反个人意见，也应该服从。
第四、家庭中每一分子为家庭利益贡献已力，但自己也由家庭获益。家庭的财富增加生活的稳定，个人因之实际受益。很少有人不求眼前的利益，这就是另一个内部磨擦的原因：分配不均或与期望不符等、实际利益问题。有眼前的若干物质效果才能维持长久合作。成功的家庭在于他们能把握这种平衡，家庭关系的变动多看这义务与利益二者怎样调节。
第五、家庭领导者、家长的责任是为全家着想，他尽这职务时，往往不是经过讨论，而是出于他个人的决定。自然家长与家庭分子间缺乏密切来往，家长的决定不需加以说明或提出理由，而且家长避免密切讨论来往，以保持他的权威地位。大多数本地人认为这种制度是解决家庭内部纷争最实际的办法。
总结一句，这五点是：
一、家庭合一团结共同对抗外人，并求家庭经济社会之实效。
二、个人属于家庭，不得越轨，并有责任维持之。
三、牺牲个人意见，迁就团体决策。
四、有事共同策力，有福同享。
五、父亲不偏袒，作家中决定，当代表家人一般意见。
此五点为了解家庭结构必需的知识。我们所以提出，因可帮助我们迅速适应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也可暗示我们若干家庭外的生活。
此外常有两点人事关系，虽然不限于家庭制度，但为我们很有意义，请各位用自己过去的经验去体验。
第一点有关共同决策。我理会到：村子里一般的决策与我们西方人所想的不同。我们想到“讨论”时是说明不同的意见大家提出来，以后共同研究一个解决方法。但在村子里开会时，事实上在会议中差不多没有什么讨论，他没有人提出意见。恐怕在具体情况下，提出不同意见反倒不合适或不礼貌。西方式的讨论没有用，事情在肚里决定好了，外面差不多没有什么表示。西方人靠着外在表示来判断别人的反应，来解决问题，这一套反应在村子里可说没有。果然在一个小社会里，大家都彼此认识知道，差不多直觉地明白要点何在；大家目标相同，自然不需要再明白表示理由，也不需去说服谁。每个人的反应在集会气氛上就可以感觉出来，每个人的意见就在气氛中表现出来了，事情就这么自然决定了。
我们西方，所想象的一些外在表示，什么热烈拥护，责任感的表示等在这里都没有。有时我们想某一决定不实际，没有代表性，而事实上，这个决定很可能是全体同意，一致赞成的。同时与会的人往往只有接受大家的决定而予以支持。他们若不同意就不会去开会，或以后不参加工作，除此以外也别无办法。西方式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的。大家的态度是：“坐下听着不必吵，事情会自然解决的。”这种与西方不同的方式，不是漠不关心，而是一种不同的参与方式。
第二个特点与前者相关联，可称之为分散责任。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在集会时没有人愿意出来负责或提出决策。一切决定该从全体而来；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大家都平安，不必个人冒风险。个人隐名在团体中有收取利益之机会，而出了祸事也不单独蒙受损害。
同这点相连的就是根本不信任领导者。假使领导者是从与大家同等身份的人中选出的更是如此。热心活动就要被人误会另有动机。但同时大家又乐于让这种人做领袖，反正以后出了事他负责，他挨骂。另一方面这种领袖只有虚名，因为别人不信任他，却口头恭维他，一个人如热心活动应有危险受人误会，这种微妙的社会关系是一个中国社团的组成与维持的秘诀。一旦有人占取领袖地位而自作主张，就立刻有瓦解的危险。他这样做也真冒牺牲自己社会地位的危险。自然在村内很少人愿意这样做。
一位领袖在社会眼中是一只牺牲羔羊，不能有光荣却应承担一切的过失。因此无人自动出来领导，而却顺从团体大众意愿，他自己不可采取主动，要被人讲才能动，否则别人就会怀疑他的动机了。
这种观念自然使得领袖难做。假使我们查看一下做领袖的人，不难发现他们是德高望重，因某一种理由已有崇高地位，禁得住风波的人。他们有社会背景做靠山，出头活动也摇不倒的人。总之，一个人先要在某一方面成为领袖，别人才会要他做领袖。
群众对领袖的态度也是如此，既不信任也不关心。他们对社会的工作极少参与，因为他们想，反正有人负责，弄不好也有人挨骂，何必要挤进去参与其间呢？同时大众却期望领袖对大家的意见表示服从，而把事情弄得人人满意，皆大欢喜。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文化现象与台湾教会的关系，我们可以做一番具体假想，有一位本堂神父希望建立一个活跃生动的教会团体，他希望教会内的人真能发挥他们的教友精神，团结一致，他自己也并不想居于领导地位而希望教友们能组织起来负责一切。这可说是一个西方观点的教会。
神父由于想的教育背景及他的传教目的，自然比较活动，他也不能不采取主动来失去教务。于是 权势渐渐集中在他身上，教友们也乐于把权柄都推给他，理由如上述，他是自然的领袖人物，他自然采取领导地位。教友也自然如此承认。他的教育，他（在教会中）的地位身分，尤其是他不是他们生活社会里的一分子，有时更尤其是他是外国人…可是一旦神父被绑在领袖座位以后，教友就把一切事都推给他，什么都不管了，有时真使他不知所措。
神父在这种情形下，或者会过分活动，以补救他所认为教友不管不理的态度；或者太不活动，以致不能培养出教友领袖人材。总之，他怎样做也不能使教友明白。这种文化隔膜的结果是教友离他更远了。
再说在教友中也不会有人起而领导，这无异是对抗已有的领袖（即神父）。在中国人脑海中这是不可能的。此外再加上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尊重更不难想象其结果。
诸位或许有相反的意见，但我所说的并不是结论，也不包括所有的情况。只是大概指出了社会的某些基本特点，其它的尚待我们去发掘。
由“台湾人的社团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建议大家考虑下列问题：
（一）社团分子中彼此关系的连系如何？
（二）参与社团生活对其中分子有何意义？有何效果？
（三）他有何期望？
（四）他有何义务？
（五）别人对新社团看法如何？根据什么？原有的是否能重振？
（六）成功的社团是怎样的？挫败的又是怎样的？
若干点我们今天已经讲过了，我们请求诸位贡献意见，首先要考虑到我们想象的生活团体为何？其次别人的反应如何？我们的期望与别人的看法有何不同？这些分别怎样解决才符合社会文化的观点？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再进一步请您们每人自问做一位神父、修女，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推进此事上能有何贡献？每个人引用在自己身上发问，并发扬新问题。我们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于是我们可有不同的准则来判断“生活社团”。再譬如说：我们在此讲习会中有多少不同的生活团体？
我们研究调查小组对本讲习会抱着很大的期望，希望诸位能找出新的问题，并考证我们所说的，以诸位的经验去反省我们的调查，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开始，下一步的工作将更扩大组织，更有系统地研究，最理想的为在场诸位都能参加。不久以后，我们希望可以准备一分调查书。
现在在讨论会中，我希望您们能把您们工作中的问题及现在有的问题提出讨论。
今天所讲的只为帮助诸位了解一种活的研究办法，帮助诸位有一更清晰的观念，怎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去发掘问题。（袁国慰译） |
